《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Patient Safety Culture: Current Statu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Healthcare Workers at Kien An Hospital—Hai Phong, Vietnam—A Cross-Sectional Study
编辑推荐：
目的：患者安全文化（PSC）是医疗质量的关键决定因素。本研究旨在评估越南海防建安医院医护人员PSC的现状，并识别相关因素。方法：采用12维度患者安全文化医院调查问卷（HSOPSC）进行横断面调查。共有324名医疗专业人员（医生、护士及辅助人员）参与。数据分析采
目的：患者安全文化（PSC）是医疗质量的关键决定因素。本研究旨在评估越南海防建安医院医护人员PSC的现状，并识别相关因素。方法：采用12维度患者安全文化医院调查问卷（HSOPSC）进行横断面调查。共有324名医疗专业人员（医生、护士及辅助人员）参与。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变量逻辑回归。结果：PSC的12个维度中积极应答率（PRR）差异很大。最高积极认知出现在“科室内部团队合作”（98.5%）和“科室间团队合作”（98.1%）。相反，心理安全方面存在严重脆弱性，“沟通开放性”报告了最低的PRR，为25.9%，紧随其后的是“对错误的非惩罚性反应”为29.0%。不同专业层级间的比较分析显示，在11个维度上存在广泛一致性，唯一显著差异出现在“关于错误的反馈与沟通”，医生报告的PRR显著高于护士及辅助人员（85.8% vs. 75.2%; p=0.04）。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中，年龄成为整体积极PSC的独立预测因子；与早期职业人员（<30岁）相比，30-40岁（aOR=4.17, p=0.02）和40-50岁（AOR=5.03, p=0.02）的医护人员具有显著更高的安全感知优势。结论：研究医院的医护人员表现出异常强大的协作团队合作，但沟通开放性低和对惩罚性环境的恐惧仍然是安全的关键系统性障碍。由于安全文化挑战是宏观制度性的，且对初级人员影响不成比例，干预措施应转向而非角色特定政策。相反，医院领导层必须优先建立非惩罚性报告机制，增强开放对话，并设计针对早期职业医护人员需求的定向安全文化入职计划，以促进持续的组织学习。
患者安全文化（Patient Safety Culture, PSC）是医疗机构对安全管理承诺的共享价值观、态度与行为模式，直接决定医疗质量。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患者伤害是全球疾病负担的第14大原因，高收入国家约1/10住院患者受到伤害，中低收入国家每年约1.34亿不良事件。在越南，卫生部通过第19/2013/TT-BYT号通知等法规要求建立质量管理系统与事件报告机制，但非惩罚性安全文化的实践仍受传统层级结构阻碍。以往研究显示，护士与技术人员提交了60.2%的事件报告，实践错误占52.04%，根本原因分析（RCA）执行率为76.53%，51.02%为复发事件。Nieva等将PSC定义为组织健康与安全管理承诺与熟练度的产物。尽管安全文化研究全球增长，越南省级综合医院的实证证据仍有限。本研究旨在评估越南海防建安医院PSC现状并识别相关因素，为提升医疗安全提供本地化证据。该论文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于2025年5月1日至6月20日在越南海防建安医院（公立一级省级综合医院，600张床位，约550名员工）进行。采用普查抽样，纳入324名全职医疗专业人员（医生、护士、助产士、技术人员、药剂师），应答率90.0%。使用AHRQ开发的HSOPSC越南版本（HSOPS-VN）测量12个维度PSC，通过描述性统计计算各维度积极应答率（PRR），采用卡方检验比较医生与护士及辅助人员差异，并运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识别整体PSC积极感知（基于AHRQ≥75%基准）的独立预测因素。结论显示，医护人员团队合作极强，但沟通开放性（25.9%）和非惩罚性反应（29.0%）得分极低，表明存在责备文化；年龄是唯一显著预测因子，早期职业人员（<30岁）感知最差。研究建议建立非惩罚性报告机制、增强开放对话并针对早期职业人员设计入职计划。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使用医院患者安全文化调查（HSOPSC）越南版本（HSOPS-VN）作为测量工具，该工具包含42个条目，覆盖12个维度（7个科室层面、3个医院层面、2个结果层面）。样本来自越南海防建安医院（公立一级省级综合医院，600张床位）的324名全职医疗专业人员（医生、护士、辅助人员），采用普查抽样，应答率90.0%。数据分析方法包括：计算各维度积极应答率（PRR）；使用卡方检验比较医生与护士及辅助人员之间的PRR差异；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以AHRQ基准≥75%定义整体PSC积极感知，识别年龄、性别、专业、工作年限、周工作时长、科室类型、直接患者接触等变量的独立预测作用。使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显著性水平p<0.05。
研究结果：参与者特征方面，女性占78.1%，30-40岁组占53.4%，护士占58.6%，62.3%工作经验>10年，81.5%周工作≤40小时，90.1%直接接触患者。PSC维度的积极应答率（PRR）显示，最高为“科室内部团队合作”（98.5%）和“科室间团队合作”（98.1%），其次为“管理者在促进患者安全方面的期望与行动”（93.5%）；最低为“沟通开放性”（25.9%）和“对错误的非惩罚性反应”（29.0%），此外“人员配置”维度PRR为49.1%。医生与护士及辅助人员的比较分析显示，在12个维度中仅“关于错误的反馈与沟通”存在显著差异（医生85.8% vs. 护士及辅助人员75.2%，p=0.04），其余11个维度无统计学差异。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结果揭示，年龄是整体PSC积极感知的唯一独立预测因子：与<30岁组相比，30-40岁组（调整后比值比AOR=4.17, 95%CI: 1.33–13.07, p=0.02）和40-50岁组（AOR=5.03, 95%CI: 1.30–19.46, p=0.02）的医护人员有显著更高优势；≥50岁组无显著差异（AOR=3.39, p=0.09）。性别、专业、工作年限、周工作时长、科室类型、直接患者接触等因素均无显著关联。
讨论部分总结：4.1 高绩效PSC维度：团队合作维度（科室内部98.5%、科室间98.1%）得分极高，可能反映越南集体化临床结构与行政问责机制，但需注意高权力距离文化中集体顺从对调查结果的潜在影响。管理者期望与行动（93.5%）和组织学习（87.7%）也表现良好，但沟通开放性（25.9%）和非惩罚性反应（29.0%）极低，指向系统性的责备文化阻碍了开放对话与错误报告。人员配置（49.1%）提示人力资源不足风险。4.2 影响PSC的因素：4.2.1 医生与护士及辅助人员维度比较——仅“关于错误的反馈与沟通”有显著差异（医生更高），其他维度高度一致，提示临床问责制与工作流程差异导致感知趋同。4.2.2 个体因素——年龄是唯一独立预测因子，早期职业人员（<30岁）感知最差，可能与高认知负荷、系统脆弱性暴露、缺乏组织导航经验有关；而中年人员（30-50岁）因临床能力提升与地位积累，感知更积极。4.3 研究局限性：单中心设计（n=324）限制推广性；自填问卷存在社会期望偏倚，尤其在敏感维度；工具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最低0.62）略低于AHRQ参考值，可能受反向编码条目认知负担影响。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建立了研究医院患者安全文化（PSC）的关键基线评估，突出了突出的运营优势与深层结构脆弱性。虽然“科室内部团队合作”和“科室间团队合作”等机构优势展示了高度韧性的同行协作基础，但“沟通开放性”和“对错误的非惩罚性反应”的极低积极应答率表明，行政改革存在紧迫的系统性需求。这些发现表明，尽管员工在既定临床规程内协作异常出色，但盛行的“责备文化”与层级障碍积极抑制了开放对话与错误透明报告。基于年龄驱动感知和低沟通开放性的重要发现，建议医院领导层采取以下战略干预措施：针对早期职业人员（<30岁）设计定向入职与指导计划；主动将临床错误报告与惩罚性纪律措施脱钩，以消除责备文化；实施透明、非惩罚性报告渠道和结构化反馈回路，鼓励初级人员表达安全担忧；将组织焦点从个人过失转向综合性根本原因分析，将主动错误转化为持续质量改进的集体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