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Sexual Aggression》：Constructing dangerousness: re-examining dynamic risk, knowledge, and power in case for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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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概念化是一种认知实践，它生成关于犯罪相关行为的假设，并为风险管理和治疗提供信息。研究人员认为，这一过程既产生又限制了对个体的理解，同时嵌入了从业者与司法涉入人员之间的权力关系。动态风险因素（DRFs）是性暴力风险评估、管理和改造中的核心构念。尽管DRFs具
个案概念化是一种认知实践，它生成关于犯罪相关行为的假设，并为风险管理和治疗提供信息。研究人员认为，这一过程既产生又限制了对个体的理解，同时嵌入了从业者与司法涉入人员之间的权力关系。动态风险因素（DRFs）是性暴力风险评估、管理和改造中的核心构念。尽管DRFs具有可测量性、标准化和预测效用等实际优势，但它们可能将复杂行为简化为去情境化的变量，赋予专家知识特权而边缘化其他视角。研究人员批判性地审视了DRFs的局限性，包括其较弱的解释一致性，并提出了个案概念化的两种替代视角：（1）一种协作性的过程，用以想象多种可能的未来，将关注点从预测转向意义和能动性；（2）一种生态视角，将行为置于分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情境中。两种视角都将概念化扩展到因子风险模型之外，促进更公平且情境敏感的做法。
**论文解读：动态风险因素、知识与权力——个案概念化中的危险建构及其替代视角**
**研究背景、问题与目的**
在法医和矫正心理学领域，个案概念化（case formulation）是一项核心工作，它通过整合临床数据、实证研究和心理学理论，生成关于犯罪相关行为的假设，并指导风险评估、管理和治疗。然而，传统个案概念化实践过度依赖动态风险因素（dynamic risk factors, DRFs），这些因素虽具有可测量性、标准化和预测效用，却将复杂行为简化为去情境化的变量，赋予专家知识特权，同时边缘化司法涉入人员自身的经验与视角。研究者指出，DRFs缺乏理论解释一致性，常被用作预测的替代品而非真正的解释，导致权力失衡，威胁司法涉入人员的认知能动性。本文旨在批判性审视DRFs的局限性，并提出两种替代视角——未来导向实践和生态视角——以促进更公平、情境敏感和关系导向的个案概念化实践。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Sexual Aggression》。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理论批判与概念分析的方法，通过文献综述和批判性论证，系统梳理DRFs的发展脉络、概念里程碑及其在个案概念化中的角色。研究者借鉴Bernstein的知识结构理论，分析个案概念化作为认知实践（epistemic practice）如何生产并限制知识，并引入未来导向（futuring）和生态视角（ecological perspective）作为替代框架。文中以Yókw'tól案例管理工具为例，说明生态视角的实践应用。未涉及样本队列或实验操作。
**研究结果**
**1. 个案概念化的本质与权力关系**
研究者通过理论分析指出，个案概念化不仅是专业意见的生成，更是一种认知实践，涉及知识的获取、评估和组织。这一过程既生产关于个体的知识，也施加对行为原因和功能理解的约束。心理学家作为知识持有者，与被评估者之间形成权力关系，导致知识结构的不平等。DRFs作为核心构念，将犯罪潜力和风险置于中心，忽略社会逆境和个体差异，从而强化了制度性的风险叙事。
**2. 动态风险因素的局限性**
通过对DRFs概念演变的梳理（见表1），研究者发现DRFs虽具有实用价值——如识别改变目标、指导监管和干预——但其预测效用常被混淆为解释力。DRFs缺乏理论一致性，是复合构念，包含成因、状态和问题行为，无法作为犯罪行为的充分解释。研究者强调，DRFs应被视为因果过程的线索，而非解释本身。
**3. 未来导向实践：共构未来的自我**
研究者提出，个案概念化应超越预测准确性，转向协作性、想象性的未来构建。未来导向实践（futuring）强调：（1）抵制主导叙事的强加；（2）汲取多元知识结构，避免以统计理性为唯一权威；（3）将改造视为伦理项目，支持身份、自我和社区的积极概念。通过想象多种可能的未来，个案概念化成为促进意义和能动性的工具，而非仅评估风险。例如，针对网络性犯罪者，可共同发展包括社会联系、社区参与等非犯罪身份的积极未来。
**4. 生态视角：共构相互关联的自我**
生态视角（ecological perspective）将行为置于分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情境中，承认累积性社会因素（如性别、种族、文化、贫困）对犯罪的影响。研究者通过分析Yókw'tól案例管理工具（由加拿大矫正服务局、司法部与原住民社区长老共同开发）说明，该工具不仅包含DRFs，还纳入社区价值观、历史创伤、文化连接等要素，强调自决权和关系责任，体现“社区效度”。生态视角反对将风险仅仅定位于个体内部，而是考虑关系、制度和社会背景如何塑造脆弱性与改变机会。
**讨论与结论**
在讨论部分，研究者总结道：认知实践总是比事后叙述更为复杂和混乱。DRFs虽有实证支持，但其角色在个案概念化中可能模糊，过度依赖会导致对个体的敌意。扩展个案概念化到想象未来和生态视角，为在服务正义与改变中协商知识提供了可能性。研究结论部分原文如下：
“Epistemic undertakings – exploring and engaging the world – are always less neat and tidy than the stories we tell of them after the fact. The world is complex, uncertain and messy. Different ways of encountering persons in general, and conceptualising DRFs in particular, shape our epistemic engagement with them. While epistemic practices in the clinic provide – or rather, impose – some sense of order and control on this world, our focus on psychologists’ epistemic practices in correctional and forensic contexts in particular reveals disruptive elements in this endeavour. On one hand, DRFs offer themselves to us as empirically-supported correlates of reoffending and inform the management of future risk behaviour. On the other hand, the risk potential of DRFs can also be obtuse, their roles in case formulations can be imprecise, and an over-reliance on them as proxies of anticipated real-world behaviour can be hostile to persons so-associated with their presence. Expanding the horizons of case formulation to consider imagined futures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presents possibilities for negotiating knowledge in the service of justice and change.”
翻译为：认知探索——探索和参与世界——总是比我们事后讲述的故事更为不整洁和有序。世界是复杂、不确定且混乱的。不同的方式——尤其是对DRFs的不同概念化——塑造了我们与他们的认知接触。虽然临床中的认知实践提供了（或更确切地说，强加了）某种秩序和控制感，但我们特别关注矫正和法医情境中心理学家的认知实践，揭示了这一努力中的破坏性因素。一方面，DRFs作为再犯的实证支持关联物，为未来风险行为的管理提供信息。另一方面，DRFs的风险潜力可能晦涩难懂，它们在个案概念化中的角色可能不精确，过度依赖它们作为预期现实行为的替身，可能对与这些因素相关的个体产生敌意。将个案概念化的视野扩展到考虑想象未来和生态视角，为在服务正义与改变中协商知识提供了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