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gree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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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引言：协调绿色发展（GD）与其同富裕（CP）是调和经济效益、社会公平和生态可持续性的核心。然而，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动态协调及其相互作用机制仍未被充分理解。方法：利用中国2014年至2023年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本研究构建了具有明确功能边界的GD和C
摘要：引言：协调绿色发展（GD）与其同富裕（CP）是调和经济效益、社会公平和生态可持续性的核心。然而，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动态协调及其相互作用机制仍未被充分理解。方法：利用中国2014年至2023年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本研究构建了具有明确功能边界的GD和CP综合指数。采用纳入动态子系统权重的改进耦合协调度（CCD）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以及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模型，来检验它们的协同演化、区域差异（TI）。结果：研究期间，GD和CP均有所改善，尽管它们的轨迹并非完全同步。全国CCD从0.439增加到0.579，表明从失调向勉强协调阶段过渡。空间上，东部地区保持整体优势，中部地区快速收敛，西部地区相对滞后。省际差异从2014年到2020年持续缩小，但此后适度扩大。TI与CCD呈显著正相关，其中产业结构升级（ISU）作为显著的部分中介路径，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路径表现出边际显著的不一致中介效应。区域分析进一步显示，在西部地区有边际显著的正效应，在东部地区效应不显著。讨论：研究结果表明，改善GD与CP之间的协调不仅需要提升绿色效率，还需要确保创新驱动的产业重组在就业、收入和公共服务方面产生更广泛的效益。本研究为差异化的区域治理策略以及迈向绿色转型和共同富裕的更公平路径提供了实证支持。
**研究背景、问题及研究意义**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社会不平等持续存在的背景下，协调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与社会福祉提升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议题。在中国，共同富裕（CP）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绿色发展（GD）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二者共同构成了平衡效率、公平与可持续性的两大支柱。然而，当前区域与城乡差异依然存在，资源环境约束和绿色转型压力持续加大。现有研究多从单一学科视角分析GD或CP，但将二者纳入统一框架，考察其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区域差异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仍显不足。特别是，理论层面的核心因素如何通过特定路径影响GD与CP的协调关系，尚未得到充分检验。因此，系统审视GD与CP间的耦合协调、空间分异及其内在机制，对于揭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根源，以及明确如何更有效地将生态改善、产业转型与福利共享相衔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使用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2014-2023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CCD）模型（纳入动态子系统权重）评估GD与CP的协调水平；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量化区域差异来源；构建以省份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为基础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技术创新（TI）通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和产业结构升级（ISU）对CCD的影响路径。
**研究结果**
**4.1 绿色发展与其同富裕的时空特征**
* **4.1.1 绿色发展与其同富裕的时间演变**：研究期间，全国GD均值从0.334升至0.362，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CP均值则从0.215大幅增至0.405，增长更为显著，且未出现明显下降。两大子系统发展轨迹呈现异步性：2014-2020年GD指数高于CP，之后CP反超。区域层面，东部GD和CP均保持领先；中部GD和CP增长最快，呈现追赶态势；西部GD增长缓慢，但CP增长强劲。
* **4.1.2 绿色发展与其同富裕的空间分异**：GD和CP均呈现空间不均衡性。GD高水平区集中在东部沿海，中部省份后来居上，而西北部分省份仍较低。CP在2014年整体水平较低，高值区集中于东部；到2023年全国普遍提升，低水平区消失，但区域差异依然存在。对比2023年两子系统分类，形成了“双高基础型”（如北京、上海）、“GD相对滞后型”（如天津、甘肃）、“CP相对滞后型”（如海南、贵州）和“双约束型”（如山西、河南）四种空间匹配模式。
**4.2 绿色发展与其同富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 **4.2.1 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全国CCD从2014年的0.439增至2023年的0.579，整体提高约31.97%，经历了快速上升、平稳增长和波动改善三个阶段，但始终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区域层面，东部保持最高，中部改善最为显著（增长52.15%），2023年已接近东部水平，西部则相对滞后。
* **4.2.2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CCD空间格局由低协调等级向高协调等级演进。2014年以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为主，到2023年，初级协调和良好协调等更高等级的区域从东部少数省份向中部、东南沿海及西南部分地区扩展。结果显示，CCD的改善与两大子系统的相对状态密切相关，“双高基础型”地区更易进入高协调等级，而“双约束型”和“GD相对滞后型”地区则多处于较低协调等级。
**4.3 绿色发展与其同富裕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
通过Dagum基尼系数分解发现，全国总体CCD的省际差异在2014-2020年持续缩小，2021年后有所扩大，表明出现结构性分层。区域内部差异表现为东部和西部内部异质性较大，中部内部相对均衡。区域间差异显示，东部与中部差距显著缩小，东部与西部差距虽收窄但仍较大，中部与西部差距在后期因中部加速追赶而扩大。差异来源构成上，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在2020年后从60.11%大幅降至36.31%，而超变密度贡献率从7.61%激增至30.09%，表明传统的东中西梯度格局已被打破，地区间CCD分布出现交叉重叠。
**4.4 绿色发展与其同富裕耦合协调的驱动机制**
* **4.4.1 驱动因素选择与理论路径构建**：研究将技术创新（TI）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构建了效率转化路径（通过GTFP）和结构转化路径（通过ISU）两个中介机制。
* **4.4.2 传导路径检验**：中介效应分析表明，TI与CCD呈显著正相关。通过ISU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0.051），表明ISU是TI驱动CCD提升的部分中介路径。通过GTFP的间接效应为边际显著的负向（-0.038），呈现不一致的中介效应，提示生产端效率提升并未自动或即时转化为社会福利的同等改善。
* **4.4.3 区域异质性分析**：分区域回归显示，TI与CCD的关系在区域间存在差异。中部地区TI与CCD呈显著正相关（系数1.284），西部地区呈边际显著正相关（系数1.408），东部地区则无显著关联。这表明，在处于产业转型和追赶阶段的中西部地区，创新更易于与产业升级和福利共享的协同进步相联系。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表明，GD与CP的协调提升并非两大子系统同步增长的机械结果，而是受其初始水平、发展速度及对齐程度的共同影响。东部地区虽保持领先，但部分省份存在子系统不匹配问题；中部地区通过绿色转型和产业升级实现了快速追赶，凸显了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能力的重要性。机制分析发现，TI对CCD的显著正向影响并非仅通过绿色生产效率提升实现，更关键的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ISU）这一路径传导。相反，GTFP路径的不一致中介效应揭示了生产端效率提升向社会福利转化的不充分性，可能受到时间滞后或制度摩擦的制约。区域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TI与CCD的关系受发展阶段和结构性条件调节。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利用中国2014年至2023年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GD和CP的综合评价体系，并应用改进的CCD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和中介模型，考察了它们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以及TI的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GD与CP的耦合协调总体改善，但两大子系统遵循不同的阶段特定轨迹。第二，耦合协调总体上呈现东部高、西部低、中部快速收敛的空间格局，但区域差异的构成随时间发生显著变化。第三，TI与GD和CP的耦合协调度呈显著正相关，但估计的传导路径是不对称的。第四，分区域回归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呈现出不同的系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