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Epistemic agency in self-tracking: a conceptual literature review of quantified self as citizen science for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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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健康领域的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邀请非专业人士参与研究，但个体对知识建构过程的控制程度差异很大。个人科学（personal science）——与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 QS）社区相关的、以自我为导向、由探
摘要
引言：健康领域的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邀请非专业人士参与研究，但个体对知识建构过程的控制程度差异很大。个人科学（personal science）——与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 QS）社区相关的、以自我为导向、由探究驱动的实践——代表了一种高能动性的自我追踪形式，其中个体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科学家。借鉴认识不正义（epistemic injustice）方面的研究，研究人员采用“认知能动性”（epistemic agency）来描述一个人是否对探究过程行使真正的控制，而非仅仅提供数据。目的：评估基于能动性的框架在刻画自我追踪认知维度方面的效用，并考察个人科学在科学文献中的呈现方式。方法：遵循Jaakkola的理论综合（theory synthesis）方法，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四阶段分析框架（提问，Questioning；观察，Observing；推理，Reasoning；发现，Discovering），并区分三个个体能动性水平（低能动性，low agency；混合能动性，mixed agency；高能动性，high agency）。在Web of Science和PubMed中检索（2025年4–5月）“quantified self”，共获得721条记录；241条被保留用于分析，其中46条将自我追踪作为数据收集方法，并通过双作者独立评审按能动性水平进行分类。结果：这46篇文章涵盖了完整的能动性谱系：低能动性17篇，混合能动性10篇，高能动性19篇。低能动性研究将个体视为数据来源，而高能动性研究展示出完整的自我导向周期，且自我追踪者通常作为共同作者。数据共享在低能动性研究中占主导地位，而方法、经验的共享则是高能动性工作的特征。结论：该框架能够有意义地区分单纯的测量与自我导向的知识生产，其关键在于谁拥有问题的主导权。个人科学可以被视为健康公民科学的一个高能动性维度。
1 引言
公民参与科学和公共卫生有长期传统。健康研究中的正式参与框架包括参与式健康研究（participatory health research, PHR）、患者与公众参与和投入（patient and public involvement and engagement, PPI/PPIE）、以患者为导向的研究（patient-oriented research, POR）、基于社区的参与式研究（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CBPR）、患者参与（patient engagement）和患者创新（patient innovation）。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 QS）运动始于2008年，以“通过数字认识自我”为理念；个人科学（personal science）由Heyen及Wolf与de Groot提出，原框架含提问、设计、观察、推理、发现五个循环阶段。参与框架中控制程度不同；Den Broeder等提出从贡献式数据收集到“极端公民科学”的类型学，Heyen区分自我追踪的四种投入水平。个人科学与公民科学共享非专业人士生产有效知识的立场，但个人科学由个体自主提出问题、设计探究并决定何谓有意义答案。基于Fricker的认识不正义研究，作者将认知能动性（epistemic agency）定义为个体作为知识生产者而非仅数据来源的能力，包括提问、收集解释证据、得出结论并被他人承认为可信认知者。研究目的是评估该能动性框架的效用，并考察个人科学在文献中的呈现。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设计
按Jaakkola的概念论文框架，该研究为理论综合（theory synthesis）：文献构成领域理论，个人科学概念框架作为方法理论。作者是QS社区内部人员，具备直接经验，同时也可能带来偏差。
2.2 分析框架
将原本五阶段个人科学框架调整为四阶段：提问（Questioning）、观察（Observing）、推理（Reasoning）、发现（Discovering），因“设计”与“观察”在实践中紧密交织。能动性分三级：低能动性仅数据收集由个人完成；混合能动性个人超出数据收集但未完成全部四阶段；高能动性四个阶段均由个人或在其有意义参与下完成。
2.3 文献检索与筛选
2025年4–5月在Web of Science和PubMed检索“quantified self”，获得721条唯一记录。排除非英语、无摘要、类型不符等；两名作者独立评审摘要，13%分歧经全作者讨论解决。最终241篇全文纳入分析。
2.4 分类与分析
先区分是否含个体经验数据；再区分数据收集方法是否属于自我追踪。仅使用自我追踪收集数据的46篇进入四阶段分析。每篇文章评估提问、观察、推理、发现由谁完成；观察因纳入标准必然存在。高能动性文章常以自我追踪者作为共同作者作为发现阶段自导的指标。采用保守归类的决策规则，评审分歧17%经全体讨论解决。
3 结果
共241篇，2018年发文38篇为峰值，2024年13篇接近2021年14篇。46篇中低能动性17篇，混合10篇，高19篇。所有文章均含观察中的数据收集，其他阶段差异显著。文章还区分为描述自我追踪者（人）与描述自我追踪（活动）两类。
3.1 能动性水平
3.1.1 低能动性
共17篇（人3篇，活动14篇）。个体仅佩戴设备或使用应用完成数据收集，研究问题、数据分析与结论均由研究者完成，被视作“传感器平台”。
3.1.1.1 人
自我追踪者被描绘为将判断交给设备、围绕指标安排生活并内化优化规范，核心活动是分享数据。
3.1.1.2 活动
自我追踪是工具性观察，为研究者提供标准化输入，而非探索个人问题。
3.1.2 混合能动性
共10篇（人7篇，活动3篇）。个体主动与数据互动但未完全开展个人科学。
3.1.2.1 人
自我追踪者是“协商者”，能动性处于情境性、变动性并与技术/社会文化共同生产的状态；“数据副本”中好奇与实验交替，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