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场与绿色创新：企业应对排放交易路径依赖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Carbon Markets and Green Innovation: Path-Dependent Firm Responses to Emissions Trading

　　

中文摘要翻译：本文通过考察企业既有的创新轨迹如何影响市场型碳政策背景下监管诱致的绿色创新，识别出波特假说的一个动态边界条件。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研究人员认为，企业对环境监管的响应取决于其先前的、尤其是近期且连续的绿色创新轨迹，这是文献中此前被忽视的一种基于能力的调节机制。利用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监管诱致的绿色创新具有路径条件性：ETS仅刺激了那些近期具有绿色创新经验企业的绿色创新，但未能诱导无绿色创新经验企业实现绿色转型，也未能使创新轨迹中断的企业重新启动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控制了企业总资产、行业技术密集度和区域政府创新优先级等因素（这些因素通常被视为监管诱致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之后，路径依赖依然存在。因此，研究结果揭示了一种特定的、非单调的且路径依赖的监管响应模式，这一模式并非标准资源基础观或诱致创新论点所蕴含的：不仅过去绿色创新经验的存在性，而且其近期性和连续性，都会影响企业能否通过绿色创新来响应环境监管。这表明，这种市场型环境政策在诱导绿色创新方面的有效性受到能力的制约，而非对所有受监管企业普遍有效。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近年来，温室气体（GHG）排放等环境挑战日益严峻，绿色创新被视为兼顾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双赢”局面的关键路径。波特假说（PH）指出，设计恰当的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增加合规成本，激励企业寻求更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进而促进绿色创新。然而，现有经验证据远未达成一致，许多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有限或存在异质性。尤其是在排放交易体系（ETS）这一市场型政策工具领域，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欧盟ETS，但结论相互矛盾；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型企业层面证据更是匮乏。既有研究主要依赖上市公司数据或加总数据，前者仅覆盖受ETS管制企业中不足10%的样本，且偏向更大、更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存在严重的选择性偏差；后者则难以隔离ETS对企业行为的净效应。

本文旨在重新审视规制—创新关系，利用中国CO₂ ETS作为准自然实验，从路径依赖理论和能力积累视角，识别一个此前被忽视的基于动态能力的调节机制：企业先前的绿色创新轨迹如何决定其能否通过绿色创新响应碳定价监管。研究的核心问题是：ETS对绿色创新的诱导效应是否因企业先前的绿色创新经验（尤其是近期且连续的经验）而表现出系统性差异？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收集的中国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库（ASIF）和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的专利申请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含2010—2015年大规模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样本。ASIF为行政数据，覆盖超过50万家工业企业，提供了企业规模、年龄、所有制、地区和行业等控制变量。SIPO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发明专利申请信息，研究人员利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开发的“IPC绿色清单”识别绿色发明专利，以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加1取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为处理ETS管制企业非随机选择问题（管制对象为年排放超过1万吨CO₂的高排放企业），研究人员采用了一套新颖的经验策略：利用中国“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企业名单，识别具有类似历史排放水平但未受ETS管制的企业作为候选对照组；随后采用1:3最邻近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基于事前特征匹配受管制与未受管制企业，最终得到8471家企业（35804个观测值）的匹配样本。在估计方法上，由于七个ETS试点地区在不同时点（2013—2015年）启动管制，研究采用时变双重差分（DID）模型，并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区域—年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年份固定效应，以吸收时变区域政策冲击和行业冲击。为检验路径依赖机制，研究人员将ETS变量与企业事前创新经验类别变量交乘，区分不同创新轨迹组的差异化响应。此外，还使用了零膨胀负二项（ZINB）模型区分集约边际（进入绿色创新后的数量）与广延边际（是否进入绿色创新），以及Callaway和Sant'Anna（2021）提出的双重稳健DID估计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三、主要研究发现

1. ETS对绿色创新的总体影响微弱但正向。基准PSM-DID回归显示，ETS系数为0.0221且在1%水平显著，表明ETS使受管制企业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平均增加约2%，支持了H1的研究假设。

2. ETS的绿色创新效应高度依赖企业既往绿色创新轨迹。以无创新经验企业为参照组，仅有非绿色创新经验的企业其交乘项不显著，而具有绿色创新经验的企业交乘项显著为正（0.0896），表明ETS使有绿色经验企业的绿色创新额外增加约9%，支持H2。

3. 进一步区分近期性后，只有近期（2010—2012年间）具有绿色创新经验的企业表现出显著响应（交乘项0.1263），而创新轨迹中断（仅2010年前有绿色专利）的企业以及仅有近期或中断的非绿色创新经验的企业，其响应均不显著。这一结果支持H3，揭示了“存在性—近期性—连续性”三重条件作用。

4. 异质性分析显示，行业技术密集度、企业总资产以及区域政府创新优先级这三大传统驱动因素均不能打破路径锁定。无论在高技术行业、高财务能力企业还是高政府创新优先区域，ETS效应依然仅存在于近期绿色创新经验企业组；而在低技术、低能力、低优先组中，ETS对所有企业均无显著影响。这表明，路径依赖比这些结构性因素更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

5. 稳健性检验表明，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加入财务控制变量（总资产、盈利性、杠杆、现金流）后结论不变；使用双重稳健DID估计器以及样本分割方法，结果与基准一致；ZINB模型显示ETS显著提高有绿色经验企业的创新数量（集约边际），但对无绿色经验企业的进入决策（广延边际）无显著影响；安慰剂检验排除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路径依赖理论出发，识别出市场型环境规制诱导绿色创新的一种动态能力边界条件。研究结论表明，中国CO₂ ETS虽然整体上小幅提升了受管制企业的绿色创新，但这一效应高度集中于近期具有连续绿色创新经验的企业；对于无绿色创新经验或经验已中断的企业，ETS无法诱导其进入绿色创新领域或重新启动绿色创新。因此，波特假说的有效性并非普适的，而是受企业既有能力轨迹的制约。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文献中将企业规模、行业技术强度或区域政策优先级等视为核心调节变量的观点，表明能力轨迹才是决定企业能否将规制压力转化为绿色创新的根本条件。

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碳定价本身可能不足以打破企业的创新锁定。对于缺乏绿色创新经验的企业，单纯依靠ETS不仅无法促进其绿色转型，反而可能加剧创新能力的鸿沟，产生分配性担忧。研究人员建议，政策制定者应辅以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如定向研发补贴、绿色金融、风险分担机制和技术孵化计划，以降低企业进入绿色技术领域的成本与不确定性。这些措施对于面临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创新资源约束多重挑战的发展中地区尤为重要。研究局限包括：仅关注专利衡量的技术型绿色创新，可能低估组织创新等非专利活动；观察窗口较短；未直接观测企业内部能力积累的深层维度。未来研究应结合更丰富的企业内幕数据，探讨如何更有效地促进无能力企业的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