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Rethinking participation in forest governance: Applying Arnstein's participation ladder to large-scale social forestry in Java,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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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森林管理因改善和维持当地生计而日益受到全球关注。社会林业（Social Forestry）是一项针对社区自然资源的权属与禀赋进行管理安排的措施。为推进社会林业，印度尼西亚在爪哇岛引入了KHDPK新计划；然而，这引发了对该计划设计与其实际执行之间存在落差的
参与式森林管理因改善和维持当地生计而日益受到全球关注。社会林业（Social Forestry）是一项针对社区自然资源的权属与禀赋进行管理安排的措施。为推进社会林业，印度尼西亚在爪哇岛引入了KHDPK新计划；然而，这引发了对该计划设计与其实际执行之间存在落差的担忧。现有研究指出参与程度较低，但政策执行方式与地方社区期望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探讨。本研究比较实际参与与期望参与以审视这一缺口。研究人员在爪哇Probolinggo收集了农户调查数据（N=217）。研究人员同时绘制实际与期望参与水平，应用阿恩斯坦阶梯（Arnstein's Ladder）作为概念框架，结合描述性统计、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与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存在脱节：实际参与主要呈被动状态；尽管57.6%报告有所参与，但主要限于行政材料提交。这种被动性在计划核心技术—法律环节即社会林区指示图（Indicative Map for Social Forestry Areas, PIAPS）上最为明显，97.2%报告未参与。此种排斥由信息不对称所强化，社区领袖充当守门人角色。相反，社区期望一种务实的“伙伴关系”（阿恩斯坦阶梯最高一级），由社区主导实地活动，国家行为体提供技术支持。此外，社区优先事项包括程序效率（4.08±1.03）与物质支持（4.50±0.79），而作为政策目标之一的冲突解决受关注最低（2.28±1.01）。因此，要实现该计划的保育与社会目标，必须从自上而下路径转向回应社区实际需求的灵活伙伴关系模型。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热带森林丧失持续威胁生态稳定、气候系统与当地生计，东南亚尤为突出。既有政策多以限制、禁止或技术修复应对，却未能充分触及塑造森林利用决策的社会与治理机制，包括权属安排、生计机会及信息获取与规划影响力。社区参与森林管理虽被广泛视为可持续前提，但参与本身并非万能，常受社会经济、政治与部门语境制约。印度尼西亚将社会林业作为扩展社区森林管理（Community-based Forest Management, CFM）的核心政策工具，爪哇岛长期由Perhutani主导生产林控制，社区权属安全感弱、决策影响力有限。2017年后环境林业部推动改革，2023年以第4号条例启动特殊林区管理（KHDPK），将约110万公顷（占爪哇国有林50%）转入社会管理，其中社会林区指示图（PIAPS）界定可实施范围与未来管理权基础。既有文献多关注政策目标、制度安排与异质结果，少有从社区层面测量"实际参与"与"期望恰当参与"的落差。该研究由此在爪哇东Java Probolinggo县以KHDPK为案例，提出两个研究问题：一是社区在规划与实施中实际参与的程度与倾向；二是社区对恰当参与形式与改进优先项的期望。
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横截面结构化入户调查，依托目的抽样选取参与KHDPK的森林农民团体成员。现场工作分两阶段：2024年7月初步踏勘与利益相关方会议，2025年2月完整问卷实施。目标群体为研究区10个团体686名在册成员，最终5个团体217户受访，超过Cochran公式在95%置信水平与10%误差下85人的下限（作充分性基准而非代表性声称）。问卷经文献构建、专家与农民代表审评及30人预测试修订，分两大部分：实际参与（是否参与总体流程与PIAPS制图、信息源、开放式形式说明）与期望参与（5点Likert恰当角色、改进优先项、决策者主体多选）。分析以R 4.4.3进行三阶段：描述统计呈现样本特征与参与分布；主成分分析（PCA）对相关Likert题项做相关矩阵无旋转解，Kaiser准则λ>1保留三成分，载荷≥0.40判显著，将偏好维度映射至阿恩斯坦阶梯；Spearman相关检验社会人口变量与序数偏好的单调关系。样本队列来源于Probolinggo县5个森林农民团体在册且自愿受访者。
研究结果
4.1 受访者一般特征
217户中男性63.6%，19–50岁占58.5%，72.4%家庭2–4人，97.2%年收入≤5000万印尼盾，教育以小学（59.4%）为主，经营林地≤1公顷者占87.1%。该结构显示受访者为典型资源依赖型小农。
4.2 实际社区参与
57.6%（n=125）自认参与总体流程，但实质仅限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等行政环节；团体领袖与委员会进入协调会、方案选择与许可办理，普通成员被排除在外。PIAPS制图中97.2%（n=211）报告无任何参与，未获咨询也未获告知。信息源96.8%为森林农民团体，政府直传仅3.2%；领袖以"技术复杂"为由过滤信息，形成非对称信息流。按阿恩斯坦阶梯，普通成员落于非参与至训示（tokenism）低阶，领袖处告知/咨询中阶，PIAPS等技术—法律决策无社区权力。
4.3 期望参与水平与改进优先项
恰当参与题项均值显示：协助方案选择（4.12±0.76）、主导边界划定（4.08±0.83）获强同意；田间核查咨询（3.92±0.98）与成图后反馈咨询（3.88±0.95）次之；事后通知（1.80±1.09）与"不应参与"（1.65±0.95）被拒斥；主导技术适宜性标准仅2.70±1.26。PCA提取三成分（累计58.91%）：成分1为负向排斥角色（事后通知、不参与者、主导技术准则）聚合；成分2为正向边界主导+咨询聚类；成分3为方案选择—坐标—验证等地面介入单独成簇，对应阶梯"公民权力"高阶。相关分析示土地规模越大越倾向方案选择与主导适宜性判定（rs=0.24、0.25），收入与年龄增长反而降低部分角色意愿。
改进优先项均值：政府支持与激励最高（4.50±0.79），许可效率（4.08±1.03），决策中积极参与（3.27±1.03），许可清晰透明（3.06±1.36）；地块契合地方需求（2.80±0.80）与生态条件（2.46±0.86）偏低，冲突解决最低（2.28±1.01）。PCA三成分（59.51%）：成分1对立物质支持与地块/生态/参与诉求；成分2为许可清晰+效率行政质量簇；成分3仅冲突解决强负载体，独立成因子。年龄大者视参与与冲突解决已嵌入，故降其优先、升物质支持优先（支持与激励rs=-0.13*）。88.02%认为"中央政府+地方机构+农民团体协作"最适为决策者。
讨论浓缩
实际参与陷于行政被动与信息守门，PIAPS作为权属地图却由技术官僚封闭生产，验证阿恩斯坦低阶诊断；非故意精英捕获，而是代表制行政缺问责机制之果。期望端社区不追"公民控制"而选"伙伴关系"——地面活动主导、技术标准交国家，属策略性劳动分工而非能力缺失。土地规模驱动参与志向分化，年长富裕者退行部分角色反映时间成本与代际经验。改进端重程序效率与物质激励轻冲突解决，暴露政策话语（解决权属冲突）与社区务实（拿证快、有补贴）错位。讨论警告若无问责，伙伴关系可退化为国家目标背书式合作；物质支持与程序改革须耦合，使正式准入转为福利。
结论翻译
本研究厘清了社区在社会林业实施中的参与程度与期望。理论维度上，阿恩斯坦框架作为工具性结构化方法，可同时评估实际与期望参与，证明其在发展中国家适用。核心发现为显著错位：项目实施仍行政自上而下，社区却期望务实而差异化的伙伴关系。地方社区不必然追求最高参与级；结果强调须考量其对贡献能力的自我认知及长期改进要素。实施与期望落差具两项政策含义：其一，社区对程序效率的关注须被承认为建立对国家机制信任的预设，但仅盯绩效忽视社会联结会削弱长期合作，政策应重塑国家行为体为澄清程序的可及性促成者而非技术守门人；其二，社区对伙伴关系的细颗粒需求提供协作权力共享实操框架，政策须超越僵硬统一角色，授予社区对已准备事项的正式权威，使技术专家成伙伴而非统治者。未来研究应以纵向或定性设计追踪参与演变及其对保育与福祉的长效影响。
（全文登于《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