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父母允许他们的孩子参加高风险运动：一项探索性研究

《Applied Neuropsychology: Child》：Why parents permit their children to play high-risk sports: An exploratory study

　　

运动相关性脑震荡（concussion）可导致严重的认知、学业、心理及神经学后果。尽管大多数父母允许其子女参与高脑震荡风险的运动，但鲜有研究探讨父母为何做出此类决策。本研究探讨了与父母允许子女参与高风险运动（high-risk sports）的意愿及其子女是否参与高风险运动相关的因素。层级多元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HMR）表明，较高的脑震荡风险接受度（concussion risk acceptance）、对教练、运动训练师及医务人员的较强信任（trust）、较强的品格与坚韧信念（character and toughness beliefs）、父亲身份以及父母先前参与接触性运动（contact sports）的经历可预测其意愿。客观脑震荡知识（concussion knowledge）、对脑震荡知识的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及脑震荡病史未能预测意愿。脑震荡风险接受度在信任与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逻辑回归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显示，较强的品格与坚韧信念、较高的脑震荡风险接受度及父亲身份可预测其子女是否参与高风险运动，但脑震荡知识及其他变量并非显著预测因子。父母的决策受信念、态度及风险接受度的影响大于脑震荡知识。促进知情决策的努力可能受益于关注品格发展信念、对体育专业人士的信任以及对脑震荡相关风险的接受度。

论文解读

青少年运动为儿童提供诸多生理、心理及社会益处，但参与高风险运动（如橄榄球、冰球、足球等）也伴随显著的脑震荡风险。脑震荡可导致认知、学业、心理及神经学后果，反复脑震荡可能威胁长期脑健康。尽管风险存在，大多数父母仍允许子女参与高风险运动。父母作为青少年运动参与的主要决策者，其决策直接影响子女的风险暴露。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运动、有限预测因子或定性方法，缺乏对父母决策心理机制的全面探讨。为此，本研究旨在同时考察一系列心理、经验及人口因素与父母允许子女参与高风险运动的意愿及子女实际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填补该领域空白。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及文化认知理论，重点关注脑震荡知识、风险感知、风险接受、对体育安全权威的信任、社会影响、运动参与经历、品格发展信念及人口学特征。论文发表在《Applied Neuropsychology: Child》。

研究人员通过CloudResearch的Connect平台招募241名美国父母（子女年龄10–18岁，参与有组织运动），采用在线问卷调查。核心技术方法包括：新开发的多项量表，如品格与坚韧信念量表（CTB）、脑震荡风险接受量表（CRAS）、体育安全权威信任量表（SSAT）、脑震荡风险最小化量表（CRM）、高接触运动脑震荡风险感知量表（HCSCRP）、过度自信指数（OI）、父母运动表现压力量表（PSPP）、社会与动机影响指数（SMI）；以及修改版Rosenbaum脑震荡知识与态度问卷（ROCKAS）评估客观知识。数据分析采用SPSS进行层级多元回归（HMR）和二元逻辑回归，并使用PROCESS宏（Model 4）进行中介分析。

研究结果如下：

**Willingness correlations（意愿相关分析）**：通过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发现，父母意愿与品格与坚韧信念、脑震荡风险接受、体育安全权威信任、父母运动表现压力、脑震荡风险最小化、社会与动机影响、子女每周运动小时数及父母先前参与接触性运动均呈正相关。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predicting willingness（层级回归预测意愿）**：层级多元回归模型最终显著（F(19,189)=8.71, p<0.001），解释46.7%的变异。显著预测因子包括：品格与坚韧信念（β=0.314, p<0.001）、体育安全权威信任（β=0.274, p<0.001）、脑震荡风险接受（β=0.202, p=0.002）、父亲身份（β=0.128, p=0.041）及父母先前参与接触性运动（β=0.231, p=0.001）。客观脑震荡知识、过度自信、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及脑震荡病史未显著预测意愿。

**Risk acceptance mediation（风险接受中介分析）**：使用PROCESS宏进行中介分析，结果显示脑震荡风险接受部分中介了体育安全权威信任与意愿之间的关系（间接效应B=0.080, 95% CI [0.015, 0.150]），但未中介品格与坚韧信念与意愿的关系（间接效应不显著）。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predicting participation（逻辑回归预测参与）**：对子女是否参与高风险运动进行二元逻辑回归，简化模型显著（χ2(10)=20.31, p=0.026），正确分类64.4%的案例。显著预测因子包括：父亲身份（OR=0.49, p=0.024）、脑震荡风险接受（OR=1.19, p=0.028）及品格与坚韧信念（OR=1.34, p=0.007）。脑震荡知识及其他变量不显著。

讨论部分总结：本研究发现品格与坚韧信念和脑震荡风险接受是父母意愿及子女参与的最一致预测因子，且影响强于客观脑震荡知识。这一结果与既往定性研究一致，表明父母可能将高风险运动视为促进品格和韧性的途径，并认为发展益处可抵消风险。脑震荡知识缺乏预测力，提示单纯知识干预可能效果有限，需关注信念和价值观。体育安全权威信任通过风险接受部分中介影响意愿，表明信任塑造了风险是否可接受的判断。研究局限包括横截面设计、自我报告偏倚、样本代表性有限及新开发量表信度需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应使用纵向设计，并纳入更多背景因素。

研究结论翻译：脑震荡可能对儿童造成严重后果，使得父母关于高风险运动参与的决策尤为重要。本研究发现，关于品格发展的信念和对脑震荡相关风险的接受度比客观脑震荡知识更能一致地预测父母的意愿和子女的参与行为。因此，促进父母知情决策的努力不仅应关注脑震荡知识，还应关注塑造父母如何解读脑震荡相关风险的信念和价值观，这样才能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