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Tourism and biodiversity in urban green spaces: DMO’s as intermediaries of meaning an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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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管理组织（DMOs）日益被期望将生物多样性行动融入目的地发展倡议中。然而，关于研究人员如何理解生物多样性以及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来支持生物多样性，所知甚少。城市绿地（UGS）为探索这一问题提供了相关视角，因为它们是生物多样性可以繁荣和再生的重要区域，同时为居
目的地管理组织（DMOs）日益被期望将生物多样性行动融入目的地发展倡议中。然而，关于研究人员如何理解生物多样性以及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来支持生物多样性，所知甚少。城市绿地（UGS）为探索这一问题提供了相关视角，因为它们是生物多样性可以繁荣和再生的重要区域，同时为居民和游客提供娱乐效益。本研究应用社会-生态、基于特征（trait-based）的框架，分析了欧洲绿色首都城市的DMOs如何理解生物多样性以及在其工作中如何参与城市绿地。对目的地管理人员的半结构化访谈结果显示，研究人员拥有隐性的生态意识，并表达了开发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及关系价值联系起来的体验的兴趣。然而，研究人员受到有限的组织知识（关于生物多样性和游客对UGS的感知）以及有限融入结构性治理过程的限制。本研究认为，DMOs最好被理解为意义和体验的中介者，其最有希望的贡献在于促进游客之间的生态联系。实现这一潜力需要改进生物多样性沟通、关于游客对城市生物多样性感知的实证知识，以及正式将旅游利益相关者纳入城市生物多样性过程的治理结构。
**研究背景与问题**
城市化被广泛视为对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之一，城市扩张导致自然资源过度开发、污染、栖息地丧失和入侵物种扩散，使城市生态系统常被贴上“物种贫乏”的标签。然而，这种污名化忽视了城市内部及周边存在的生物多样性及其恢复潜力。欧洲委员会在《203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中明确提出，应创建生物多样性丰富且可进入的城市森林、公园和花园，并强化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城市绿地（Urban Green Spaces, UGS）作为公共可达区域，既提供关键生态功能，又在休闲、生活质量和城市吸引力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对居民和游客均至关重要。然而，UGS的多功能性意味着其管理需平衡生态、休闲、文化和关系价值，这要求多利益相关者的协作。在此背景下，目的地管理组织（Destination Management Organisations, DMOs）被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赋予越来越多的期望，要求其将生物多样性行动融入目的地发展。以往研究指出，DMOs在协调政策、利益相关者和游客方面具有潜力，但其实际理解和参与生物多样性的程度尚不明确。例如，近期对芬兰可持续旅游认证体系的研究发现，尽管DMOs公开承诺保护生物多样性，实际行动却多停留在象征性层面。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DMOs自身如何理解生物多样性？他们在工作中如何与UGS互动？为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聚焦于欧洲绿色首都（European Green Capital Award, EGCA）城市——这些城市在绿色城市发展和生物多样性整合方面处于前沿，从而为探讨DMOs在特定语境下的角色提供理想样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DMOs的概念化过程，为制定现实期望、管理意义及研究议程提供基础，并推动旅游与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连接。
**研究内容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探索性定性研究设计，通过目的性抽样选取了14个拥有活跃DMOs的欧洲绿色首都城市中的9个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样本来源包括：哥本哈根、埃森、格勒诺布尔、卢布尔雅那、奥斯陆、塔林、瓦伦西亚、维尔纽斯、维多利亚-加斯特伊斯。访谈对象为目的地管理人员（项目经理、可持续发展主管、总经理等），访谈时长50-75分钟，基于社会-生态特征框架（social-ecological trait framework）的三大维度设计：第一维度关注DMOs如何感知UGS的可观察特征（如物种、栖息地类型）；第二维度探讨他们对游客体验的假设；第三维度分析治理结构和协作过程。数据通过多轮编码分析，初始为描述性编码，随后结合框架进行主题化归纳。主要关键方法包括：
1. **目的性抽样（Purposeful Sampling）**：以欧洲绿色首都（EGCA）城市为抽样框，确保DMOs在生物多样性政策突出的环境中运作。
2. **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基于社会-生态特征框架（Andersson et al., 2021）设计指南，引导对话围绕UGS的可观察特征、游客感知反馈及治理结构。
3. **定性主题分析（Qualitative Thematic Analysis）**：通过两轮编码（描述性编码和分析性编码）将数据组织为三个主题，结合框架进行归纳与演绎。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通过三个主题呈现，分别对应社会-生态特征框架的三个维度：
**1. Making sense of biodiversity through observable traits（通过可观察特征理解生物多样性）**
通过引入基于特征的语言，研究人员发现目的地管理人员表现出丰富的隐性生态意识。他们能提及具体生态特征，如“古老的橡树林”“湿地”“入侵物种”等，并描述随时间变化的生物多样性恢复实践（如改变修剪频率、重新引入本地物种）。然而，这种生态意识主要基于个人经验和情感依附，而非组织层面的正式知识。当被直接询问“生物多样性”概念时，受访者变得犹豫，转而使用“自然”“可持续性”等邻近概念。这表明，特征框架有效揭示了DMOs隐含的生态知识，但未能转化为制度性认知。
**2. Assumptions guide weak feedback loops（假设引导弱反馈循环）**
根据框架，人类对生态特征的感知应形成反馈循环，影响管理决策。然而，DMOs主要依赖假设而非实证证据来理解游客对UGS的参与。一些DMOs假设“绿色城市”直接吸引游客，另一些则认为UGS缺乏独特性，无法成为旅游吸引物，转而强调城郊“壮观”的自然景观。少数DMOs识别出对城市自然体验感兴趣的游客群体，并尝试通过“生态旅游”定位吸引“好游客”，但缺乏系统性监测。唯一例外是某DMO通过实证观察开发了“志愿者参与环境保护”的旅游产品，证明反馈循环的潜力。总体而言，大多数DMOs对游客感知的认知空白导致其参与UGS的行动有限且基于假设。
**3. Structural barriers limit DMO engagement with biodiversity（结构障碍限制DMO参与生物多样性）**
目的地管理人员表达了对UGS多功能整合的渴望，希望将生物多样性、文化、生活方式和旅游连接起来。然而，他们面临显著的结构性障碍：首先，DMOs被排除在市政治理过程之外，即使与市政府同处一栋楼，也缺乏协作；其次，资源有限和缺乏生态专业知识使生物多样性难以成为优先事项；再次，即使是资源丰富的大型DMOs，也因旅游企业优先考虑收入而难以推动生物多样性行动。这导致DMOs在市政治理和企业网络之间“两头受困”，尽管表达了兴趣，但无法采取实质性行动。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DMOs不应被期望成为生物多样性恢复的直接行动者，而应被理解为“意义和体验的中介者”（intermediaries of meaning and experience）。其最大潜力在于通过设计体验和叙事，影响游客对UGS和生物多样性的感知、参与和价值评估，从而促进人与自然连接。在社会-生态特征框架中，DMOs最适合在第二维度（特征与人类感知之间的反馈循环）中发挥作用，通过解释性标牌、引导体验和生态旅游活动，提升游客对生物多样性友好型管理实践（如减少修剪、引入本地物种）的接受度。然而，实现此潜力需克服结构性障碍：一方面，需要建立正式治理结构，将旅游利益相关者纳入城市生物多样性过程；另一方面，需生成关于游客对UGS和城市生物多样性感知的实证知识，并改进基于特征的生物多样性沟通，以将隐性知识转化为组织知识。研究还强调，特征框架作为沟通工具，可有效弥合正式生态知识与隐性经验知识之间的鸿沟。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结论**：本研究对旅游与城市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颖探索。研究结果表明，目的地管理组织（DMOs）拥有隐性生态意识，并对创造整合生物多样性、文化与关系元素的城市绿地（UGS）体验表现出真诚兴趣。同时，DMOs受到有限融入协作治理过程、缺乏对生物多样性的正式知识以及对游客关于UGS感知和偏好的系统性了解的限制。本研究认为，与其期望DMOs成为生物多样性恢复的责任主体，不如将其最有意义的贡献定位为意义和体验的中介者。将生物多样性融入城市目的地发展的潜力在于认识到DMOs促进人与自然连接、培养游客生态意识以及在更广泛的生物多样性治理中倡导UGS体验和文化维度的能力。然而，实现这一潜力需要结构性变革。围绕UGS的协作治理过程需要更明确地为旅游利益相关者创造空间，使其与市政生态学家、城市规划者和其他相关行动者共同参与。诸如欧洲绿色首都（EGCA）等倡议——其申请框架已将UGS与旅游联系起来——为这一整合提供了有希望的切入点。未来研究应通过基于地点的方法，考虑个体语境以及不同的理解和认识生物多样性方式，来支持这些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