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大流行期间姑息治疗环境中患者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一项混合方法横断面研究

《Neuropsychiatric Disease and Treatment》:Prevalenc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Patients in a Palliative Care Sett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Mixed-Methods Cross-Sectional Stud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19日 来源:Neuropsychiatric Disease and Treatment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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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COVID-19是一种具有高传播性和高死亡率的新型疾病,可引发或加剧多种心理后遗症,尤其是在患有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中。姑息治疗患者的经历已被广泛研究,但关于他们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经历的研究尚不充分。目的确定姑息治疗患者中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及相关因

  
背景COVID-19是一种具有高传播性和高死亡率的新型疾病,可引发或加剧多种心理后遗症,尤其是在患有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中。姑息治疗患者的经历已被广泛研究,但关于他们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经历的研究尚不充分。目的确定姑息治疗患者中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及相关因素,并探讨COVID-19大流行期间姑息治疗患者的经历。材料与方法这项横断面混合方法研究使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和面对面录音访谈,于2022年4月至5月收集参与者的数据。定量数据使用STATA v.17进行分析。卡方检验和多变量逻辑回归用于检验与抑郁和焦虑相关的因素。定性数据采用主题分析。结果在96名参与者中,74%(n=71)为女性。收入≥100,000乌干达先令的患者(OR=0.18,p=0.026,CI 0.040–0.818)患抑郁的几率低于收入较低的患者,而偶尔错过门诊预约的患者(OR=26.02,P=0.025,CI 1.503–450.226)和报告睡眠模式改变的患者(OR=15.91,p=001,CI 3.030–83.567)患抑郁的几率更高。男性参与者患焦虑的几率较低(OR=7.93,p=0.003,CI 2.004–31.370),而经常漏服药物的患者(OR=6.79,p=0.024,CI 1.288–35.852)和报告睡眠模式改变的患者(OR=10.21,p=0.000,CI 2.790–37.393)患焦虑的几率更高。定性访谈中出现了三个主要主题:(1)在大流行前后应对多维痛苦,(2)医疗系统作为痛苦的诱发因素,(3)在不确定性和痛苦中寻找希望和意义。结论该队列中精神健康疾病发生率较高,以多层面方式发生,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心理学、社会、经济和身体维度。姑息治疗的连续性以及精神健康、心理社会和精神支持服务应纳入未来疫情暴发时的人道主义紧急医疗保健包。
**论文解读:COVID-19大流行期间姑息治疗患者焦虑与抑郁的患病率及相关因素——一项混合方法横断面研究**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尤其是对患有严重基础疾病(如癌症、艾滋病等生命限制性疾病)的患者。这类患者不仅面临更高的感染和死亡风险,还承受着疾病本身带来的心理负担。既往研究已充分证实,姑息治疗患者在疾病进程中普遍存在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但关于COVID-19大流行如何影响这一群体的精神健康,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LMICs)如乌干达的研究极为匮乏。乌干达自2020年1月暴发疫情以来,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7万,死亡逾3600例,严格的封锁措施(如公共交通暂停、门诊服务受限)导致患者就医困难、药物获取中断,进一步加剧了其心理痛苦。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证据空白,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方法,系统评估COVID-19大流行期间乌干达姑息治疗患者中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及其相关因素,并深入探讨患者的亲身经历,以期为制定情境化、响应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混合方法设计,于2022年4月至5月期间,在乌干达非洲临终关怀中心(Hospice Africa Uganda, HAU)的三个分站点(坎帕拉市区、姆巴拉拉半城市区、霍伊马农村区)开展。样本来源为HAU登记的姑息治疗门诊患者,共纳入96名参与者。定量数据通过标准化工具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进行面对面访谈收集,辅以人口学及COVID-19相关问卷;定性数据则对10名有丰富经历的患者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并录音。定量分析采用STATA v.17软件,通过卡方检验和多变量逻辑回归识别与焦虑、抑郁相关的因素;定性数据依据Braun和Clarke的六步归纳主题分析法进行主题提取。研究经HAU伦理委员会和乌干达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研究结果**

**1. 定量结果:焦虑与抑郁的患病率及影响因素**

- **患病率**:HADS评分显示,96名参与者中,26%处于异常抑郁状态,28%处于异常焦虑状态;仅28%的参与者总HADS评分正常;15%同时存在异常抑郁和焦虑。

- **抑郁相关因素**: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表明,月收入≥100,000乌干达先令的患者抑郁几率降低82%(OR=0.18,p=0.026);偶尔错过门诊预约(OR=26.02,p=0.025)和报告睡眠模式改变(OR=15.91,p=0.001)的患者抑郁几率显著升高。

- **焦虑相关因素**:男性参与者焦虑几率较低(OR=7.93,p=0.003);经常漏服药物(OR=6.79,p=0.024)和睡眠模式改变(OR=10.21,p<0.001)的患者焦虑几率更高。此外,卡方检验还发现,年轻年龄(18-44岁)、个人或家族精神病史、收入缺失、错过药物、错过门诊、睡眠改变及家庭COVID-19感染或死亡史均与抑郁和焦虑显著相关。

**2. 定性结果:三个主要主题**

- **主题1:在大流行前后应对多维痛苦**:参与者回忆了确诊生命限制性疾病时的心理冲击(恐惧、焦虑、抑郁),年轻患者(18-34岁)因梦想破碎而痛苦更重。疾病症状(如疼痛、腹泻、乏力)及治疗副作用(化疗、放疗导致脱发、免疫力下降)加剧了痛苦。社会经济约束(躯体变形、社会孤立、污名、无力支付基本需求)成为主要压力源,至少半数参与者报告有自杀意念或尝试。COVID-19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困难,包括治疗中断、失去亲人(主要社会支持)以及因属于高风险群体而产生的死亡恐惧。

- **主题2:医疗系统作为痛苦的诱发因素**:高昂的治疗费用(包括检查、药物、交通和住宿)是核心痛点,尤其是癌症治疗(如放疗需支付300,000乌干达先令“登记费”)。贫困迫使患者变卖家产,甚至因费用不足而无法完成检查。长期往返医院导致经济和精神双重负担。

- **主题3:在痛苦中寻找希望和意义**:少数参与者通过接受现实、积极生活来重塑意义,包括设立个人目标(如开办超市、成为励志演讲者)。主要应对机制包括:灵性与宗教支持(祈祷、读经、教会支持)是最常见的策略;社会支持(家庭、朋友)和临终关怀团队的专业照护(如日间护理、家访)显著增强了应对能力;维持日常功能(如缝纫工作)有助于分散负面思维。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混合方法揭示了COVID-19大流行期间乌干达姑息治疗患者中焦虑和抑郁的高患病率(异常抑郁26%,异常焦虑28%),以及与之相关的多层面因素: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治疗中断、睡眠紊乱、缺乏社会支持等。定性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定量发现,并深入揭示了患者从确诊前到疫情中的多维痛苦体验,包括疾病本身、治疗副作用、经济崩溃、社会孤立及精神创伤。研究特别指出,年轻患者、女性、难民、缺乏家庭支持者及癌症患者心理负担更重。

**结论翻译**:本研究结果强调了COVID-19对严重疾病患者产生的多层面、复杂的精神健康影响,扰乱了患者生活质量的心理学、社会、经济和身体维度。这些证据表明,需要将姑息治疗、精神健康、心理社会和精神支持服务作为有效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的核心组成部分加以整合和加强。服务应具有性别敏感性,并对普通人群和弱势群体做出情境化响应。医疗系统和各国有人权紧迫性,需探索、支持和加强有效机制及成本效益高、文化适宜的医疗交付模式(如家庭护理、远程医疗),以确保在紧急情况/大流行期间护理的连续性。需要开展幸存者计划(包括公众和照护者教育与意识提升),以避免污名化护理文化,并增强长期严重疾病患者的积极应对能力。亟需分散癌症护理服务并增加姑息治疗服务,以减轻患者长途跋涉、昂贵就医的负担。此外,需建立友好机制,提供资助、可负担且可持续的医疗服务(如健康保险)和简化的导航路径,尤其是癌症护理,以尽量减少医疗费用和可及性障碍,这些障碍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会加剧精神健康问题,尤其是对弱势群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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