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Blue finance for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financial functions,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policy 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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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海洋环境治理项目具有投资周期长、正外部性显著、商业回报有限及环境绩效核验难度大等特征，传统融资模式往往难以匹配其长期资本需求。本研究基于国际蓝色金融标准、同行评议文献、中国政策文件及典型案例，采用机制导向的叙事性综述与政策分析方法，构建了“海洋生态系统复合
诸多海洋环境治理项目具有投资周期长、正外部性显著、商业回报有限及环境绩效核验难度大等特征，传统融资模式往往难以匹配其长期资本需求。本研究基于国际蓝色金融标准、同行评议文献、中国政策文件及典型案例，采用机制导向的叙事性综述与政策分析方法，构建了“海洋生态系统复合压力–治理任务与融资需求–三大金融功能–中间金融效应–多维治理结果”的分析框架。研究表明，蓝色金融通过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及价值发现与价格形成功能，能够提升资本可得性、优化风险收益结构，并为海洋环境治理项目的生态价值实现创造条件。信息披露、绩效核验与反馈机制可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与治理目标的动态适配。然而，蓝色金融的治理成效不能仅由融资规模推断，其高度依赖于分类标准、数据基础设施、监测报告核查（MRV）体系、风险分担机制及公平的收益共享安排等制度条件。中国蓝色金融正从地方产品试点向国家标准构建与区域推广阶段演进，但在统一分类体系建立、长期资本供给扩容、风险管理基础设施完善及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培育等方面仍需深化。未来应推进蓝色金融监管与标准体系建设，强化金融部门与海洋环境治理的体制机制协同，提升资本配置效率、环境绩效可信度与社会包容性，以支撑海洋环境治理与海洋经济可持续转型。
1 引言
海洋生态系统通过提供食物、调节气候、固碳、护岸、维持生计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途径支撑人类福祉，但陆源污染、资源过度开发、生境退化及外来物种入侵正形成累积性与交互性压力。海洋酸化、海洋热浪及极端事件进一步削弱近海与海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韧性，此类变化不仅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生态系统服务退化，还可能通过渔业收入下降、沿海资产损毁及供应链中断转化为经济损失与金融风险。为应对海洋生态退化与治理能力不足，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14（SDG 14），呼吁养护与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但海洋污染治理、生态系统保育修复、海洋产业可持续转型及沿海社区韧性建设通常需要大额前期投入与长实施周期，兼具显著正外部性、有限商业现金流及高环境绩效监测成本，导致传统公共资金与商业融资难以满足其长期融资需求。据估算，2030年前实现SDG 14每年需约1750亿美元投入，而2015至2019年可追溯的SDG 14相关投资总额不足100亿美元，融资缺口持续存在，且核心矛盾并非资本总量不足，而是投资周期、风险承担能力、回报结构与环境绩效可信度之间的结构性错配。随着可持续金融向自然与海洋领域延伸，蓝色金融逐渐成为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工具，但其在概念边界、环境绩效核验及治理有效性方面仍存争议，需结合中国情境明确其概念边界，深入剖析其支持海洋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及约束条件。中国兼具庞大海洋经济体量、复杂生态治理任务与相对完善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是检验蓝色金融如何嵌入海洋环境治理的典型政策场景，但金融工具与可核验海洋治理结果之间的关联机制尚未得到充分阐释。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三大核心问题：蓝色金融通过哪些核心金融功能与传导过程支持海洋环境治理；中国情境下影响这些功能的主要约束有哪些；如何设计政策组合以破解相应机制障碍。研究采用机制导向的叙事性综述与政策分析方法，文献来源涵盖同行评议成果、国际标准、中国政策文件及可追溯案例，构建了包含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价值发现与价格形成的三维分析框架，后续章节依次展开文献梳理、框架构建、中国实践与约束分析、政策路径设计及研究总结。
2 文献综述
2.1 概念边界与治理标准
蓝色金融是可持续金融在海洋生态加速退化、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及海洋环境治理融资需求增长的背景下形成的专门形态，其核心是通过融资条件、资金用途要求及绩效标准将资本导向海洋生态保育、污染防治、资源可持续利用及产业转型目标。现有国际框架在淡水活动纳入范围、“蓝色贡献”判定标准及工具覆盖类型上存在差异，但普遍强调需建立融资活动与海洋可持续目标之间的实质性、可核验关联。本研究将蓝色金融界定为：以海洋生态系统保育修复、污染防治、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及相关产业转型为资金投向，以对海洋可持续目标产生实质性、可量化、可核验贡献为核心准入标准的金融活动与制度安排，仅从事海洋产业运营或位于沿海区域的普通海洋融资不属于本研究范畴。
2.2 金融工具与核心争议
现有研究聚焦蓝色债券与贷款、混合融资、保险与担保、可持续发展挂钩工具、债务转换、蓝碳金融及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等工具，争议集中于三方面：一是蓝色金融是否产生额外资本与环境效益，抑或仅为存量资产重贴标签；二是公共信用增级与混合融资能否实现风险合理分担，避免风险社会化与收益私有化；三是环境绩效能否通过可信基线、MRV体系及独立核验实现，同时兼顾资源权属、社区参与与公平收益共享。研究表明，金融工具是治理载体而非治理成效的直接证据。
2.3 实证证据
现有实证研究多聚焦融资规模、海洋经济增长与产业转型，辅以案例过程分析，虽发现金融支持与海洋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及渔业绩效存在统计关联，但存在区域异质性、阈值效应及测度差异局限，难以解释融资产生生态与社会结果的项目级过程。案例研究虽能提供实施细节，但情境依赖性限制了平均效应或因果关系的推断。
2.4 研究缺口与分析贡献
现有研究存在三方面缺口：一是多围绕单一工具或行业展开，未清晰区分金融工具、功能、中间金融效应与最终治理结果，易将工具发行等同于治理成效；二是项目级生态与社会效应证据不足，宏观研究依赖代理指标，案例研究难以支撑平均效应推断；三是国内研究未充分衔接金融机制与海洋环境治理的制度条件，绿色金融体系、区域海洋政策、自然资本核算等议题常被割裂讨论。本研究对应作出三方面贡献：构建连接三大金融功能、中间金融效应与多维治理结果的功能框架；结合中国情境识别功能特异性约束与跨领域制度摩擦；建立机制障碍与政策路径的直接对应关系，实现理论解释、制度诊断与政策建议的贯通。
3 蓝色金融支持海洋环境治理的机制
基于金融的资源配置与风险管理功能，本研究将金融信息生产与市场价格发现延伸至自然资本核算与生态效益向支付权的转化，构建从生态系统复合压力与治理融资需求，经三大金融功能，到中间金融效应与生态、经济、社会结果的分析链条。资源配置功能提升资本可得性与期限匹配度，将资本导向产生海洋环境效益的项目；风险管理功能通过信息披露、风险转移及激励约束机制降低不确定性，优化项目风险收益结构；价值发现与价格形成功能通过自然资本核算、生态权益界定、绩效核验与价值实现机制，将难以交易的生态效益转化为支付基础与长期现金流预期。三大功能通过分类标准、MRV体系、信息披露、法律问责及环境社会 safeguards 等赋能条件形成动态交互，MRV体系是连接三大功能与生态价值实现的共享基础设施。
3.1 资源配置：提升资本可得性与期限匹配
资源配置功能解决资本进入海洋环境治理领域及与项目特征适配的问题，通过项目筛选、资金用途限制、期限匹配与融资结构优化，将稀缺资本导向具有明确海洋环境效益但传统金融供给不足的区域。针对具有公共品属性的生态系统保育修复项目，需通过公共资本、优惠融资与混合融资降低私人投资门槛；针对可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海洋产业转型项目，可通过延长融资期限、信用增级与降低成本匹配长期投资需求。金融中介理论表明，蓝色金融通过项目筛选、环境尽职调查、资金用途限制与持续监测降低信息不对称，蓝色债券与贷款通过资金用途机制定向支持海洋可持续项目，长期限安排适配生态修复项目的长周期特征。混合融资通过优惠贷款、担保、次级资本与首损安排吸收前期风险，提升私人投资者参与意愿，但需明确风险分担边界、绩效要求与退出机制，避免风险收益错配。不同工具通过共性机制改变资本进入条件，最终提升长期生态治理的资本可得性。
3.2 风险管理：优化风险收益结构
风险管理功能解决海洋环境治理项目不确定性降低问题，通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担及行为激励约束，降低底层风险转化为金融损失的概率，优化项目风险收益结构。海洋项目面临三类核心风险：物理风险，源于风暴潮、海平面上升、海洋热浪等，可能损毁生态资产与基础设施、削减项目现金流；转型风险，源于海洋环境规制趋严、航运脱碳要求落地、渔业管理强化及自然相关披露要求扩展，可能导致高污染、高消耗海洋资产重估；环境绩效风险，源于海洋环境效益未达标、无法核验或夸大，可能引发“蓝洗”、声誉损害及合规风险。蓝色金融通过三类路径实现风险管理：一是信息识别与披露路径，依托MRV体系、第三方核验及遥感、物联网、环境DNA等数字溯源技术，降低信息不对称，将自然相关风险纳入投资决策；二是风险转移与吸收路径，通过保险、担保与风险基金重构损失分担格局，参数保险基于预设气象或生态指标触发赔付，可快速动员灾后资金，但需与灾前风险评估、生态修复方案及灾后资金监管结合，避免沦为风险消除工具；三是行为激励约束路径，通过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SLL）、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及影响力投资基金，将融资成本、收益分配与关键绩效指标（KPI）挂钩，但需确保KPI具有实质性、可核验性，避免沦为“蓝洗”载体。风险管理功能的有效性取决于三类路径的协同，而非单一工具的应用。
3.3 价值发现与价格形成：识别与定价生态价值并生成收益
价值发现与价格形成功能解决海洋生态保育产生的公共价值向持续投资激励转化的问题，通过自然资本核算、生态权益界定、MRV与支付机制设计，将无明确支付基础的生态效益转化为可识别、可支付、可持续的现金流激励。根据外部性理论，生态系统固碳、减灾、生境维护及水质改善等效益具有正溢出性，项目运营者难以完全捕获社会收益，导致市场投资激励不足；科斯定理表明，在产权清晰、交易成本足够低且协商有效的条件下，产权交易可促进部分外部性内部化，但海洋生态系统的跨境属性、多用户特征及复杂权属安排，决定了需结合公共治理、生态估值与市场机制。该过程包含三个层级：生态系统服务估值，衡量生态系统对社会福利的贡献，但不直接创造可交易资产；生态信用或其他基于权利的环境主张，需明确权利主体与受益方、建立基线并通过MRV形成可核验绩效证据；金融价值实现，还需具备法律可执行性、稳定现金流、市场需求与可接受风险水平。蓝碳信用、生物多样性信用及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是重要实践形式，但面临额外性、永久性、泄漏、双重核算及收益共享等挑战，需依托严格核验与公平分配机制避免“蓝洗”或社会不公。生态价值向金融资产转化需依次完成生态价值识别、权属与基线界定、MRV、价值实现与收益循环五个阶段。
3.4 三大功能的互动与适用边界
三大功能并非独立运行，而是共同构成蓝色金融支持海洋环境治理的动态机制：资源配置决定资本是否流向适宜活动，风险管理决定资本能否承受海洋治理的不确定性，价值发现与价格形成决定生态效益能否转化为持续投资激励，共同产生资本可得性提升、风险收益结构优化、生态支付基础与长期现金流预期形成三类中间金融效应。绩效信息通过影响报告、风险评估、融资条款调整与市场定价形成反馈回路，构建“资本配置–风险约束–绩效核验–定价反馈–资本再配置”的动态过程。蓝色金融存在明确适用边界：无法替代海洋环境规制、海洋空间规划与资源管理制度，需在公共治理框架内运行；可分担或吸收部分金融风险，但无法消除底层生态风险；生态价值实现需遵循环境完整性与社会公平原则，避免生态保育目标让位于金融回报最大化。唯有依托分类标准、MRV体系、风险分担机制、法律保障与公平收益共享等赋能条件，蓝色金融才能有效将资本投入转化为海洋环境治理成效。
4 中国蓝色金融的代表性实践与功能约束
中国蓝色金融已从初期纳入绿色金融体系与地方产品试点，逐步向国家标准构建与区域推广演进。2018年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改进和加强海洋经济发展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对海洋产业投融资服务、项目库建设、海域使用权抵押融资及保险机制作出安排；2025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将绿色渔业、海洋牧场、海洋与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等纳入统一分类标准；深圳、威海、烟台等沿海城市通过地方蓝色金融指引、蓝色产业目录与项目库开展试点。其中深圳2022年出台的《关于促进深圳银行业保险业蓝色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是国内较早的专项地方政策，明确以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界定蓝色金融，要求建立“环境一票否决”机制，鼓励中长期信贷，探索海域使用权、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抵押，推动环境信息披露与MRV体系建设，为地方实践提供了制度参考。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蓝色金融标准正在制定并将在沿海地区试点，2026年天津作为国家蓝色金融标准试点区域完成首笔交易，标志着相关制度从标准制定迈向区域测试，但国家标准仍处于试点校准阶段，尚未全国统一实施，且与MRV、信息披露、风险分担及绩效评价机制的系统性整合仍需深化。中国可依托现有绿色金融框架嵌套蓝色金融标准，避免平行分类体系，但需针对海洋碳汇基线设定、MRV特殊性、海域海岛权属融资及海洋巨灾风险建模等海洋专属特征进行适配。
4.1 海洋环境立法的法定义务：融资需求与金融风险
中国蓝色金融运行于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框架内，《海洋环境保护法》（2026年8月14日前施行）与《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构成核心法律依据，《渔业法》《海商法》等单行法同步适用。立法对蓝色金融的影响体现为双向传导：一方面，红树林、珊瑚礁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自然岸线管控，增殖放流、海洋牧场建设等法定义务将生态目标转化为法定责任，催生公共委托或法定修复项目的融资需求，但生态补偿与公共资金通常难以提供可支撑商业融资的可预测项目级现金流，构成资源配置层面的核心约束；另一方面，排污许可、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生态红线管控等合规要求界定了沿海建设与海洋产业的运营边界，违规可能导致整改、罚款、停产停业乃至许可证吊销，且需承担污染清除、生态修复责任及生态损害赔偿，航运领域还需满足油污损害强制保险要求，合规成本与或有负债直接嵌入蓝色经济现金流。这两类传导通过三大功能影响蓝色金融：资源配置层面，合规记录可作为蓝色分类、项目库筛选与环境尽职调查的基础条件，海域使用权、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权属清晰度、登记效力与可转让性直接影响抵质押品价值；风险管理层面，合规可作为核保前提，渔业互保与船舶污染责任保险具备明确立法支持；价值发现层面，法定义务构成可持续发展挂钩KPI与生态信用的基线，仅重复法定要求的绩效目标缺乏额外性，无法作为可交易信用。
4.2 资源配置：融资渠道拓展但分类边界与资本供给错配仍存
中国通过蓝色贷款、蓝色债券、地方项目库及绿色金融工具拓展了海洋活动融资渠道，如2022年国际金融公司（IFC）为青岛银行安排1.5亿美元蓝色银团贷款，2020年中国银行发行蓝色债券支持海洋相关绿色项目，表明金融资本已逐步进入海洋可持续领域，但需严格依据本研究定义，仅将具有明确海洋环境目标、符合技术标准且绩效可核验的子项目纳入蓝色金融范畴，避免仅依据产品标签或宽泛资金用途描述进行分类。资源配置功能面临三方面约束：一是国家蓝色金融标准尚处于区域试点阶段，一般海洋经济活动、具有实质性海洋环境贡献的蓝色活动及配套明确转型路径的高影响海洋活动之间缺乏清晰技术边界，地方目录在行业覆盖、准入阈值、排除标准与绩效指标上的差异增加了跨辖区资产识别成本，可能削弱产品可信度；二是蓝色资本供给结构与生态系统保育修复项目的融资特征错配，公开数据显示离岸可再生能源、水利基础设施、港口及大型装备项目因现金流稳定、产权清晰、抵质押品充足更易获得债务融资，而红树林、盐沼、海草床等生态修复项目正外部性强、运营收入有限、回收周期长且缺乏传统抵质押品，商业融资可得性低；三是项目全生命周期环境绩效核验机制不完善，资金使用类工具需强化准入筛选、“无重大损害”（DNSH）原则适用、资金投向追踪与影响报告，碳信用与绩效挂钩工具需完善基线设定、持续监测与独立核验，现有部分蓝色债券存在投后监测框架不清晰、重资金拨付轻实际影响的问题。
4.3 风险管理：保险创新涌现但端到端风险治理体系尚不完整
中国海洋相关保险已逐步从传统生产风险保障向明确蓝碳目标的产品延伸，如山东日照海洋牧场保险以风灾与海水积温为触发指标，兼具风险转移与信用增级功能；烟台政策性海洋碳汇指数保险以海水颗粒有机碳年均浓度为指数，赔付用于恢复碳汇能力，后者因直接关联蓝碳目标更符合蓝色保险特征。但系统性风险治理仍存在显著短板：一是海洋自然资本评估在方法一致性、空间尺度、数据可及性与历史基线方面仍需提升，海洋灾害、生态本底与产业运营数据分散于不同部门，统计口径、更新频率、空间分辨率与访问权限不统一，缺乏支撑参数保险定价、气候与自然风险情景分析、抵质押品估值及信用评估的统一数据基础设施；二是现有保险产品多聚焦特定养殖品种、区域灾害或单一风险类别，尚未形成包含风险自留、原保险、共保、再保险、区域风险池、公共巨灾基金及资本市场风险转移工具的多层次海洋灾害风险分担机制，低频高损风险难以在不同风险承担主体间充分分散；三是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框架虽将水资源与海洋资源、生物多样性列为未来专题标准重点，但海洋相关行业的专项披露指标、核算边界、行业基准与第三方鉴证机制仍需完善，金融机构难以跨企业比较海洋自然资本依赖度、海岸带生境占用、污染物排放及非法、不报告、无管制（IUU）捕捞风险暴露；四是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与债券的激励约束效应可能被削弱，若KPI与海洋环境影响关联度不足、目标期限设计不合理或信息透明度低，易沦为标签化工具。现有核验规则存在碎片化特征：绿色债券原则要求蓝色债券100%资金用于合格项目并年度披露，但仅推荐外部审查；银行间市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要求目标与转型强相关、优于基准情景并年度独立鉴证；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项目要求经批准的机构开展审定与核查，但上述规则尚未形成覆盖蓝色债券与贷款的统一核验框架，需建立子项目级溯源、DNSH筛查、目标额外性核验及绩效未达标时的标签撤销机制。
4.4 价值发现与价格形成：制度基础初具但生态价值实现障碍仍存
中国在蓝碳核算与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持续推进，《海洋碳汇核算方法》（HY/T 0349—2022）为碳汇核算提供了技术基础；2023年生态环境部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红树林植被营造（CCER-14-002-V01）》，2025年进一步发布盐沼植被修复与海草床植被修复方法学，2026年福建霞浦红树林植被修复项目完成国家自愿减排项目登记，标志着海洋生态价值正从核算研究向市场认可迈进。但生态价值向可交易权利或现金流转化仍面临三类约束：一是生态系统服务估值、碳汇核算、可交易减排量与金融机构可接受的抵质押权利分属不同价值转化层级，宏观自然资本核算仅能识别生态资产基础，无法直接创设排他性、可执行的收益权，生态权利融资需以清晰权属、可执行合同、可信核验、稳定支付来源与合理风险安排为支撑；二是蓝碳项目前期基线调查、长期监测、第三方审定核查与项目注册的固定成本高，在碳价与买方需求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小型生态修复项目难以仅依靠碳信用收入覆盖前期开发与长期管护成本，永久性、泄漏、逆转风险及核算不确定性进一步抬高市场准入门槛；三是海洋生物多样性信用在国际规则与方法学上仍处于探索阶段，其计量单位、额外性要求、生态不可替代性、空间泄漏与长期责任安排较碳信用更为复杂，尚未形成具有稳定流动性的成熟市场机制。此外，蓝碳等生态权利项目可能影响沿海社区习惯性资源使用权与收益分配，若缺乏权利主体明确、实质性参与、书面收益共享安排及可及的申诉补救机制，生态价值实现可能偏离公共治理目标，导致习惯使用权受损或社区被排除在收益之外。
4.5 跨领域制度摩擦与协同需求
中国蓝色金融实践同时面临跨领域制度摩擦：分类标准方面，绿色金融目录与蓝色金融地方目录的衔接需进一步明确，避免监管套利；数据治理方面，海洋环境、产业运营与金融数据的跨部门共享机制尚未建立，制约风险定价与绩效核验；监管协同方面，金融监管部门与海洋环境主管部门在准入标准、绩效评估与风险处置上的协同仍需深化；能力建设方面，金融机构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海洋项目评估技术与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影响蓝色金融产品的精准供给。这些摩擦进一步凸显了构建“金融–海洋”跨部门协同治理框架的必要性，需通过立法衔接、标准统一、数据共享与能力建设，为蓝色金融功能发挥提供制度保障。
5 政策路径
基于上述机制分析与约束识别，未来政策需从四方面发力：一是构建统一的蓝色金融分类标准，以《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为基础，嵌套海洋专属模块，明确“蓝色活动”的技术边界、准入阈值、排除清单与绩效指标，强化DNSH原则与MRV要求，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框架的兼容互认；二是完善长期资本供给机制，通过财政贴息、担保增信、风险补偿等方式降低生态修复项目的融资成本，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大对中长期蓝色项目的支持力度，探索蓝色资产证券化、蓝色REITs等工具盘活存量资产，拓宽社会资本参与渠道；三是健全风险管理基础设施，建立跨部门海洋数据共享平台，统一海洋灾害、生态本底与产业运营数据的统计口径与更新频率，完善参数保险、巨灾债券等风险转移工具的配套制度，推动海洋环境信息披露与第三方鉴证标准建设，强化可持续发展挂钩工具的KPI设计与约束机制；四是培育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蓝碳等生态权益的确权、登记与交易规则，建立生态信用额外性评估、泄漏防控与长期责任安排，探索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蓝色碳汇质押融资等模式，建立公平的收益共享机制，保障沿海社区合法权益。同时需强化金融监管与海洋环境治理的协同，建立跨部门政策协调机制，明确各主体权责边界，提升蓝色金融治理的包容性与有效性。
6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构建金融功能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了蓝色金融支持海洋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识别了中国情境下的核心制度约束，并提出了针对性政策路径。研究表明，蓝色金融通过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与价值发现三大功能的协同，能够为海洋环境治理提供资本支持、风险缓释与价值实现渠道，但其治理成效高度依赖于分类标准、数据基础设施、MRV体系、风险分担与收益共享等制度条件。中国蓝色金融正处于从地方试点向全国推广的关键阶段，需在标准统一、资本供给、风险治理与价值实现方面持续突破。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项目级蓝色金融的绩效评估，探索不同海洋生态系统的价值核算方法学，以及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微观实现机制，为蓝色金融支撑海洋可持续发展提供更精细化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