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农村山区成人健康素养及其相关因素

《Discover Public Health》：Health literacy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adults in a rural mountain district of Nepal

　　

背景：有限健康素养（limited health literacy）是全球公共卫生关切问题，也是健康结局、卫生服务利用与健康公平的关键决定因素。尼泊尔一般成年人群尤其是农村山区健康素养证据有限。本研究评估尼泊尔农村山区成人健康素养水平及其相关因素。方法：在尼泊尔马南区Nasho农村自治市采用多阶段抽样选取287名≥18岁成人开展基于社区的横断面研究。使用欧洲健康素养调查问卷（HLS-EU-Q16，Cronbach’s α=0.967）测量健康素养。采用双变量与多变量logistic回归识别有限健康素养的相关因素。结果：77.7%参与者存在有限健康素养，22.3%具备充足健康素养；疾病预防领域有限健康素养最普遍。多变量分析中，达利特（Dalit）族群（AOR=0.09；95% CI 0.01–0.73）、识字者（AOR=0.14；95% CI 0.02–0.81）、经商者（AOR=0.26；95% CI 0.09–0.77）、学生（AOR=0.21；95% CI 0.05–0.88）及主要健康信息来源为家人或朋友者（AOR=0.27；95% CI 0.09–0.83）发生有限健康素养的比值更低。结论：尼泊尔农村山区成人有限健康素养比例高。教育、职业、族群及主要健康信息来源与健康素养显著相关。需开展情境特异、基于社区的干预以改善农村可理解且可靠健康信息的可及性。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HL）指个体获取、理解并应用健康相关信息以促进和维护健康的认知与社会技能，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健康相关目标（SDG 3）及推进全民健康覆盖的核心策略。有限健康素养在全球普遍存在，与不良健康结局、不健康行为及卫生服务利用不足密切相关。南亚地区因教育、社会经济条件与健康信息可及性限制，成人有限健康素养水平尤其高。尼泊尔既往健康素养研究多聚焦大学生或慢性病患者等特定人群，一般成年人群尤其是偏远山区的证据稀缺。农村山区受地理阻隔、卫生基础设施薄弱、语言文化多元与传统健康观念影响，健康沟通面临额外障碍。鉴于成人在家庭与社区健康决策中的中心作用，评估尼泊尔农村山区成人健康素养水平并识别其相关因素，对设计针对性干预、改善健康公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人员据此在马南区Nasho农村自治市开展了基于社区的横断面研究，论文发表于《Discover Public Health》。

主要技术方法概括

研究人员采用基于社区的横断面设计，样本来自尼泊尔马南区Nasho农村自治市4个选区、≥18岁的永久居民，以尼泊尔选举委员会选民登记册为抽样框，经多阶段抽样（先整群随机选选区、再按规模比例分配、最后简单随机抽样个体）获287人。健康素养用欧洲健康素养调查问卷（HLS-EU-Q16）测量，含16个条目覆盖医疗、疾病预防、健康促进三域，按S?rensen等公式转为0–50指数并二分化为有限/充足。数据由研究者本人用尼泊尔语面对面访谈、Kobo Toolbox电子录入；自变量涵盖社会人口学、经济、职业、信息源等，经合并小类别处理后，用IBM SPSS 26进行描述统计、卡方/Fisher精确检验及多变量二分类logistic回归（报告AOR与95% CI），并以方差膨胀因子与Hosmer-Lemeshow检验评估共线性与拟合优度。

研究结果

3.1 社会人口与经济社会特征：多数参与者<60岁，男女近半，97.2%为Janajati族，26.8%文盲，47.7%务农，75.9%月收入<25000尼泊尔卢比，社区健康项目参与不频繁，半数从不看健康电视节目。

3.2 健康状态、风险行为与服务利用：67.9%自评健康良好，30.3%患至少一种慢性病（高血压、哮喘为主）；37.3%现吸烟，46.3%饮酒；46.0%曾门诊就诊，急诊与住院率更低；64.8%首选健康专业人员为信息源。

3.3 健康素养水平分布：57.1%为不足（inadequate），20.6%有问题（problematic），19.5%充足（sufficient），2.8%优秀（excellent）；二分后77.7%为有限健康素养，仅22.3%充足。

3.4 分域健康素养：疾病预防域有限比例最高（76.3%），健康促进域最低（66.9%），医疗域居中。

3.5 相关因素：多变量回归中，Dalit族（vs Janajati）、识字、经商、学生身份及信息源为家人朋友（vs健康专业人员）均显著降低有限健康素养odds；年龄、性别、宗教、婚姻、收入、自评健康、慢病与就医行为无独立关联。剔除8名Dalit的敏感性分析显示其余预测因子方向稳定。VIF<4，Hosmer-Lemeshow p=0.845，模型拟合可接受。

讨论部分总结

研究人员指出，77.7%的有限健康素养比例与尼泊尔另一农村研究（76.7%）接近，但高于加德满都大学生（61%）与城市慢病研究（73%），印证农村山区教育与服务可及性劣势。分域看，疾病预防域最弱，与斯里兰卡研究一致，反映预防服务缺位与系统偏重治疗。预测因子中，教育的作用与荷兰、伊朗等一致；职业差异可能源于信息暴露与社会互动；家人朋友为信息源者健康素养更高看似反直觉，但可解释为乡村信任网络将正式信息本土化、社会凝聚力混杂及参考组（多复杂病情者）基线偏低。Dalit结果因n=8、CI极宽，明确属稀疏数据偏倚，不宜推论。年龄、性别不显著不同于台湾/中国/尼日利亚或丹麦报道，提示语境调节效应。收入单变量保护效应在调整后被教育职业掩盖。媒体暴露不显著因电视/广播触达极低。作者据此提出：用简化语言与视觉辅助的本土化健康教育、借力同伴教育的社区网络、培训初级卫生保健人员清晰沟通、移动医疗队与社区广播触达散居点、将健康素养嵌入非正规成人教育与学校课程。

结论翻译

本研究发现尼泊尔农村山区成人有限健康素养比例高。教育状况、族群、职业及主要健康信息来源与健康素养显著相关。结果凸显需考虑农村语境下教育与社会差异的情境特异性健康沟通策略。加强社区基健康教育和提升初级卫生保健服务所传递健康信息的清晰度，有助于改善农村人群健康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