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索拉普尔大学员工高血压的社会文化决定因素

《Discover Public Health》：Sociocultural determinants of hypertension among university employees in Solapur, India

　　

摘要
引言 全球广泛研究一致强调大学员工中高血压患病率显著。尽管如此，影响这一职业群体高血压的社会文化决定因素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全面理解这些社会文化特征对于设计有效的工作场所健康促进策略至关重要。为实现这一目标，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文化流行病学研究，以了解大学员工高血压的社会文化决定因素。
方法 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索拉普尔大学进行了一项采用收敛平行设计的混合方法研究，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横断面筛查高血压，309名员工参与；在第二阶段的文化流行病学调查中，共266名员工参与。研究人员使用由WHO STEPS逐步法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监测指南（WHO STEPS）指导的半结构化问卷，收集关键社会人口学变量和心血管危险因素数据。为探讨高血压特定的本地有效疾病体验（PD）、意义（PC）和行为（HS），研究人员使用了经过本地改编的文化流行病学研究工具——解释模型访谈目录（EMIC），对既有高血压、新诊断高血压和血压正常的员工进行调查。为明确PD、PC和HS的相对突出性，计算了每个类别的平均突出性评分。分类和数值数据录入Epi-Info，并使用Stata 12进行高级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来自EMIC的定性数据被转录、导入MAXQDA 2022，并编码进行主题分析。
结果 研究发现大学员工中高血压患病率显著（44.7%），其中25.9%为新诊断病例。该患病率与年龄增长、较短工作年限、男性、学术岗位和工作不安全感等因素相关。眩晕是最常报告的身体症状，而心理压力被指认为高血压的主要原因。家庭医生是寻求高血压帮助的首选。尽管对预防措施有足够了解，员工仍因合同制就业性质而经历工作相关压力和工作不安全感。年龄（40岁以上）、吸烟/烟草/酒精成瘾、更高感知压力评分、遗传、未控制的心血管疾病以及外部压力被认为是既有和新诊断高血压员工的决定因素。相比之下，新诊断高血压员工的体重减轻、定期与朋友/亲戚见面以及花更多时间与家人相处被认为是血压正常员工的保护因素。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员工高血压患病率较高，除年龄增长、男性、高体重指数外，工作场所因素如感知压力、合同制就业、工作不安全感、不健康饮食行为成为社会文化决定因素，突显了需要基于工作场所的健康促进干预措施，以应对这些复杂的决定因素相互作用。

论文解读：印度索拉普尔大学员工高血压的社会文化决定因素

高血压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是心血管疾病、过早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可干预危险因素。全球研究显示，大学员工群体中高血压患病率显著升高，且常伴随烟草使用、有害饮酒、缺乏运动、不合理膳食以及职业压力等多种可改变危险因素。然而，既往针对该职业群体的研究多集中于学术压力、工作-生活平衡等主题，较少采用混合方法深入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高血压的影响。特别是印度拥有近300万大学员工，相关研究却明显不足，缺乏运用文化流行病学框架探讨非传染性疾病（NCDs）社会文化维度的证据。为弥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索拉普尔大学（Punyashlok Ahilyadevi Holkar Solapur University, PAHSU）开展了一项混合方法研究，旨在评估大学员工高血压患病率并理解其社会文化决定因素，为制定工作场所健康促进计划提供依据。研究论文发表在《Discover Public Health》。

研究人员采用收敛平行设计的混合方法，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横断面调查，对全体在职员工进行高血压筛查和心血管疾病（CVD）危险因素评估；第二阶段为文化流行病学调查，运用高血压特异性的解释模型访谈目录（EMIC）收集员工的疾病体验（PD）、疾病意义（PC）和求助行为（HS）。研究发现大学员工高血压总患病率高达44.7%，其中新诊断病例占25.9%，显著高于印度全国平均水平（22.8%）和邦平均水平（16.01%）。除传统危险因素（年龄、男性、高体重指数、吸烟、饮酒）外，研究还揭示了学术岗位、合同制就业、工作不安全感、家庭经济负担及高感知压力等职业和社会文化因素与高血压显著相关。该研究强调，大学校园内应实施综合性的工作场所健康促进干预，以应对多重决定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

关键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以索拉普尔大学369名在职员工为抽样框，第一阶段306人参与，第二阶段266人完成EMIC访谈。定量数据采用WHO STEPS问卷、血压标准化测量（OMRON HBP-1300）、人体测量（BMI、腰臀比）、Cohen感知压力量表（PSS）以及Morisky药物依从性量表（MMAS-8）进行收集；定量分析使用Epi-Info录入数据，Stata 12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逻辑回归。定性数据通过EMIC半结构化访谈获取，经转录后导入MAXQDA 2022进行主题分析。平均突出性评分（MPS）用于量化PD、PC和HS各项目的相对重要性。

研究结果按各阶段呈现如下：

3.1 高血压患病率：在266名员工中，新诊断高血压占25.9%（95%CI=21.04–31.52），既有高血压占18.8%（95%CI=14.56–23.92），血压正常占55.3%（95%CI=49.26–61.12），总患病率44.7%。

3.2 大学员工概况：描述性分析显示，既有高血压员工中位年龄44.5岁，新诊断病例中位年龄40岁。新诊断员工中，59.4%从事学术工作，62.3%月收入≤30000卢比，52.2%为合同制员工。既有高血压员工中超过25%报告吸烟和饮酒。健康相关方面，肥胖在血压正常者中显著较低，新诊断高血压员工中46.4%超重，感知压力得分在既有高血压组最高（中位数19）。

3.3 高血压的困扰模式（PD）：通过EMIC访谈和MPS计算，身体症状方面，既有高血压员工的眩晕/头晕（MPS=1.70）、胸痛、心悸等症状评分显著高于其他组；新诊断员工则在焦虑/恐惧、四肢麻木、易怒和失眠方面评分较高。社会影响方面，新诊断员工在社交隔离、日常活动受干扰方面评分更高。情绪影响方面，新诊断员工表现出更明显的悲伤、担忧。经济影响方面，新诊断员工的紧张/担忧和收入损失评分显著更高。定性引文揭示了合同制员工对家庭经济支柱角色的忧虑。

3.4 高血压的感知原因（PC）：在摄入方面，血压正常员工更倾向于认为蔬菜水果摄入不足是原因（MPS=0.40）。健康与疾病方面，新诊断员工更常归因于遗传（MPS=0.99）、环境/职业暴露和手术史。文化超自然方面，血压正常员工有人提及违反禁忌。工作场所方面，新诊断员工显著将同伴压力（MPS=1.19）视为高血压原因。定性访谈中，员工提及饮食不规律、情绪创伤、命运、Prakriti-Doshas（阿育吠陀体质理论）以及工作压力和职业不安全感。

3.5 高血压的求助行为（HS）：家庭治疗方面，血压正常员工倾向“不采取任何行动”或自我使用顺势疗法；新诊断员工更倾向自我服用阿育吠陀药物或进行祈祷。外部求助方面，既有高血压员工偏好大学健康中心和专科医生，新诊断员工更常向朋友/亲戚、药剂师、传统治疗师和信仰治疗师寻求帮助；血压正常员工偏好家庭医生、私立和公立医疗机构。预防措施方面，既有高血压员工强调规律服药；新诊断员工倾向避免压力情境、减少加工食品和减重；血压正常员工则计划改变工作性质、更多陪伴家人和休假。

3.6 回归模型识别的高血压相关因素：在高血压与正常血压的比较中，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40岁、吸烟/酒精成瘾、BMI、高感知压力、多种身体症状及感知遗传和未控制心血管疾病等因素增加高血压风险。多因素调整后，年龄≥40岁（AOR=2.07）、感知遗传（AOR=1.67）、未控制心血管疾病（AOR=1.97）独立相关；每日久坐时间短、感知单侧肢体无力、违反禁忌等与较低风险相关。在新诊断与既有高血压比较中，多因素分析显示，感知外部压力（AOR=4.79）和减重预防措施（AOR=7.00）在新诊断组中显著更高，而年龄≥40岁、胸痛、心悸、严重头痛、多尿和常规服药等与新诊断组呈负相关。

讨论部分指出，该研究大学员工高血压患病率高于许多国际报道，且社会文化和职业因素交织。员工虽具备预防知识，但行为改变不足。感知压力和工作不安全感是重要可干预因素。研究强调，大学健康中心可作为筛查、咨询和管理的平台，但需更系统的工作场所健康促进策略。结论是：该大学员工高血压高发与多因素相关，建议通过定期筛查、压力管理、生活方式干预、咨询服务和解决职业不安全感来改善高血压预防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