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能否促进建筑企业的绿色创新？来自中国的准自然实验

《Buildings》：Does Green Finance Promote Green Innovation Among Construction Firm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from China

　　

在环境法规日益收紧和气候相关风险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建筑业面临着改善其可持续性表现和长期抵御能力的巨大压力。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制度工具，绿色金融政策被广泛认为是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杠杆；然而，其对建筑企业绿色创新的因果影响——这是行业持续抵御能力的重要基础——尚未在实证研究中得到充分检验。利用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GFRIPZ)倡议引入的外生变异，本研究调查了2010年至2020年中国股票市场上市的105家建筑企业。采用双重差分法估计策略，研究人员发现GFRIPZ倡议显著促进了建筑企业的绿色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评估后，这种正向关联仍然存在。渠道分析表明，融资条件是连接GFRIPZ倡议与绿色创新的关键途径。融资摩擦的减少使建筑企业能够增加对环保导向技术活动的投资。额外的子样本分析证实，GFRIPZ政策对非国有建筑企业发挥了更为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这与竞争市场条件下内部研发的更强动力相一致。这些发现提供了经验证据，表明设计良好的绿色金融政策可以作为绿色创新的有效制度推动者，从而有助于建筑行业的可持续抵御能力。这些发现为监管机构将金融工具纳入支持可持续建筑的治理框架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导。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气候变化风险加剧的背景下，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的普遍共识。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主要源头之一，正式提出了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提供巨大经济产出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成本。在整个生产链条中，中国建筑业的能源消耗约占全国总量的45%，其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超过全国总体碳排放的50%。尽管全球对绿色建筑实践的认知不断提升，但建筑业的绿色投资依然极度匮乏，2019年仅占整体绿色投资的约0.4%。这种严重的投资不足揭示了建筑业内部存在的结构性融资缺口，有限的金融资源阻碍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使其难以实现有意义的碳减排。现有关于绿色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文献多聚焦于制造业或高耗能行业，较少关注建筑业。与制造业在相对标准化的生产系统中进行工艺改造不同，建筑业具有基于项目、地理分散且多方参与的生产特性。建筑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涉及项目设计、绿色建筑技术、材料选择及多方协调，且其创新产出形式更为多样，既包含高质量的绿色发明专利，也包含增量性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由于绿色创新具有高投资、长研发周期、回报不确定及环境正外部性难以完全内化等特征，建筑企业亟需稳定的资金支持。因此，开展绿色金融政策对建筑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人员针对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GFRIPZ）政策对建筑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开展了深入研究，得出了GFRIPZ政策显著促进建筑企业绿色创新、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发挥作用等重要结论。这些发现为监管机构将金融工具纳入支持可持续建筑的治理框架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可操作的指导。该论文发表在《Buildings》期刊上。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构建了2010至2020年中国A股上市建筑企业的面板数据队列，最终样本包含105家企业的598个观测值。绿色专利数据从CNRDS数据库获取，企业财务及公司治理数据从CSMAR数据库提取。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GFRIPZ政策的因果效应。基准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创新（Gpatent_i,t，包含总申请量GPat、绿色发明专利GIPat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GUPat），核心解释变量为政策交互项Treat_i × Year_t。模型控制了包括企业规模、经营性现金流、托宾Q值（Tobin Q）、总资产收益率（ROA）、管理层持股、股权集中度及社会责任披露等变量，并加入企业固定效应（μ_i）和年份固定效应（γ_t）。机制检验采用三方程中介效应模型，以绝对值化的SA_i,t指数（根据企业总资产对数和年龄计算）衡量融资约束程度。研究还运用了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反事实检验等稳健性评估手段，并进行了企业所有权和创新组织形式的异质性分析。

研究结果：
4.1. Analysis of Baseline Regression
通过DiD基准回归模型检验GFRIPZ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交互项Treat_i × Year_t在包含控制变量前后均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政策实施后，试点省份建筑企业的绿色专利总申请量增加约78.4%，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增加约24.2%。研究得出结论，GFRIPZ政策有效打破了制约建筑企业绿色创新的融资瓶颈，不仅促进了创新数量的增长，也推动了创新质量的提升。

4.1.1. Parallel Trend Test
通过动态事件研究法检验政策实施前后的趋势演变。结果显示，在政策实施前，部分系数虽个别显著，但未呈现一致或单调的方向性模式，且政策实施前一年的系数均不显著。研究得出结论，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不存在系统性差异趋势，满足了DiD设计的平行趋势假设。

4.1.2. Alternative Measure of Green Innovation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绿色专利授权量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研究得出结论，基准回归结果对绿色创新的替代性测量方法具有稳健性，主要结论不受变量测度方式的影响。

4.1.3. PSM-DID
为确保处理组与控制组在可观测特征上的可比性，采用PSM-DID方法进行匹配后重新估计。结果显示，绿色专利总量、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的估计系数均在1%或5%水平下显著为正。研究得出结论，在缓解了样本自选择偏差后，GFRIPZ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依然成立。

4.1.4. Counterfactual Test
通过将政策实施时间虚构提前至2014年进行反事实分析（安慰剂检验）。回归结果显示，虚构的政策交互项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研究得出结论，观测到的绿色技术创新增长更可能归因于GFRIPZ政策本身，排除了未观测到的混杂因素或同期政策的干扰。

5. Mechanism Test: Intermediary Effect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融资约束的作用途径。回归结果显示，GFRIPZ政策与SA_i,t指数呈显著负相关，表明政策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融资摩擦；在加入中介变量后，政策交互项系数缩小但仍显著。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20.2%。研究得出结论，缓解融资约束是GFRIPZ政策促进建筑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途径，降低了融资压力使企业得以将创新意愿转化为实际产出。

6.1. Test for Heterogeneity of Enterprise Ownership
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SOEs）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国有企业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得出结论，由于非国有企业在调整创新决策上具有更大灵活性，其对市场化绿色金融激励的反应更为敏感，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为显著。

6.2. Test for Organization Heterogeneity of Innovation
将创新产出划分为独立创新与协同创新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政策对内部自主研发的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0.372），而对协同创新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研究得出结论，GFRIPZ政策的创新激励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研发活动，这可能是因为当前绿色金融政策尚未为多方协同创新建立有效的金融支持路径。

总结讨论与翻译研究结论：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当前建筑业技术相对成熟且受限于项目进度和成本，协同创新需求较低。此外，银行通常将绿色贷款发放给单一企业，导致创新联盟中的还款压力仅由贷款接收方承担，其他参与主体的创新紧迫性不一致，导致协同创新难以实现。这表明，单独的金融激励需要配合相应的合作支持机制才能发挥更广泛的绿色创新效应。
针对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绿色金融已成为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政策工具。GFRIPZ政策是中国绿色发展承诺的重要制度举措，也是实现国家双碳目标的关键机制。基于2010至2020年中国上市建筑企业面板数据，研究通过DiD框架提供了GFRIPZ政策对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的经验证据。实证研究得出几点显著结论：首先，GFRIPZ政策显著增强了建筑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凸显了区位导向的绿色金融政策催化该行业可持续技术进步的能力；其次，该政策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发挥作用，释放了企业投资绿色活动的资源，凸显了信贷可及性在驱动建筑业绿色转型中的核心地位；第三，异质性分析揭示该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激励影响更为突出，表明市场导向型企业对绿色金融激励更具响应力；最后，尽管政策对独立创新有明确正向影响，但对协同创新的影响在统计上仍不明确，表明需要互补的政策工具来促进企业间绿色合作。尽管基于中国数据，但结果表明，区位导向的绿色金融可通过缓解企业层面绿色创新的融资约束来支持其他经济体的可持续建筑，其有效性取决于当地制度条件及支持协同创新的互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