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难道不也有益于我的健康吗？”——健康促进与生活方式变迁背景下受认可与非受认可作业（sanctioned and non-sanctioned occupations）性质的流变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cience》：Isn’t that also good for my health? The shifting nature of sanctioned and non-sanctioned occup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lifestyle change

　　

尽管将作业（occupation）同时作为健康促进的手段与目标日益受到关注，但社会规范、文化价值观及更广义的话语如何塑造哪些实践被视为有意义、（不）健康或（不）合意，却鲜少被关注。研究人员批判性地考察了在瑞典健康促进与生活方式变迁背景下，作业如何在非受认可与受认可之间发生转移。研究人员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对一项更宽泛项目的访谈与反思性田野笔记进行了二次分析。分析以受认可与非受认可作业概念及健康主义（healthism）为理论依托，生成四个具实证基础的叙事片段（vignettes）：“注视的重量”、“好公民”、“期望与道德的平衡”以及“审视下的美好生活”。这些叙事片段展示了人们在日常实践中如何协商个人价值观、健康理想、道德张力与社会监视；进一步阐明结构性约束如何以顺应、常态化或抵抗社会合意/预期的方式影响生活方式变迁与有意义作业。研究发现挑战了健康责任纯属个体决策与选择的简化假定。亟需细致理解健康促进中受认可与非受认可作业性质之流变，及其如何驱动或制约可持续生活方式变迁。

研究背景方面，健康促进领域日益关注日常活动如何贡献于健康与福祉，但社会规范与话语如何决定哪些作业（occupation）被视为可接受、合意或促健康，以及作业在生活方式变迁中意义如何流变，仍未被充分探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将健康责任个体化，健康主义（healthism）则将健康道德化，把“好”健康公民建构为靠自我治理证明道德价值的创业型个体。既有作业科学研究多聚焦性工作、吸毒等典型非受认可作业（non-sanctioned occupations），而对吸烟、饮酒、不健康饮食等兼具意义与风险的“参与性作业悖论”关注不足。瑞典作为北欧福利国家，新教工作伦理与个体责任叙事交织，使本研究具备典型西方北方语境价值。研究人员据此开展此项研究，旨在批判考察作业在受认可（sanctioned）与非受认可间转移的社会建构机制。

研究人员以瑞典初级卫生保健中“Make My Day（MMD）”卒中预防项目（2018—2024年病例可行性研究、试点随机对照试验与全规模随机对照试验）所产出的访谈与反思性田野笔记为二次分析对象，样本为157名49—75岁、有卒中风险且自愿参与生活方式变迁的受试者。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并依托受认可与非受认可作业及健康主义概念，经多轮跨文本比对与作者协作，提炼四则叙事片段（vignettes）作为最终分析综合。

主要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使用MMD项目2018至2024年间生成的个体访谈（干预前、中、后及12个月随访）与研究人员撰写的反思性田野笔记，样本源自斯德哥尔摩大都会区不同社会经济水平初级保健康复单元、共157名高危卒中成人。分析遵循Laliberte Rudman等批判话语分析路径：先建分析表做描述性映射，再引入受认可/非受认可作业与健康主义理论透镜编码，继以跨文本比对识别矛盾意义作业及其语境（非）制裁，经作者组反复讨论将张力聚类为四组叙事构型，最终译为英文并校验后形成四则vignettes。

研究结果部分，第一小节“注视的重量（The weight of the gaze）”通过Sara的超重身体在超市结账与健身房被凝视的经历，揭示健康主义道德化话语如何将身体变为社会表演，羞耻与预期凝视使受认可作业（如锻炼）转为道德考验，阻碍其持续参与。第二小节“好公民的重负（The burden of the good citizen）”中Alex内化了“自律即美德”的公民规范，园艺虽属受认可作业却无意义，吸烟作为非受认可作业反而成为使其完成园艺的应对机制，显示受认可未必有意义、非受认可可具赋能性。第三小节“期望与道德的平衡（The balance of expectations and morality）”刻画Peter职场饮酒被制裁、居家独酌被伴侣非制裁的双重性，同一作业随语境在受认可与非受认可间滑动，反映新自由主义对职场社交饮酒的常态化与家庭健康规范的冲突。第四小节“审视下的美好生活（The good life under scrutiny）”中Anton与Kim将好友晚宴、葡萄酒、奶酪视为高度有意义作业，却被子女与同事以健康主义标尺质疑；Kim反问“做所爱之事不也有益健康？”，彰显新自由主义下精致餐饮既是品位资本表演又被健康道德化指责的悖论，说明有意义作业可非受认可、受认可作业可不具意义。

讨论部分指出，四则vignettes共同表明生活方式变迁不是单纯选择或行为修正，而是个人价值观、关系动力（家庭/同侪/归属）、结构因素（文化规范、医疗报销、阶级、工作需求）共同 situatied 协商过程。健康责任个体化论述掩盖了结构性不平等；非受认可作业常因羞耻隐藏，限制初级保健真实对话。研究人员主张干预应超越风险聚焦与个体责任框架，纳入对社会建构与道德化规范的觉察，以非评判沟通与支持有意义作业多样性促成可持续变迁。

结论部分翻译如下：通过关联社会规范、个人价值观与结构约束考察非受认可与受认可作业，本研究阐明了被视为（不）健康的作业之流变性质，以及从作业视角看预防与可持续性的复杂面。本研究在理论上贡献于理解受认可与非受认可作业在健康促进与生活方式变迁中的流变与复杂；以连续统取代二分，强调其依语境、结构条件、规范及个体差异而不同程度滑动。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