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One》:Immigrant life expectancy and disability-free life expectancy by detailed country of birth in England and Wales: A total population,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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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常报告移民的死亡率较低,从而得出了“健康移民效应”(HIE)的结论。然而,关于移民健康的证据一致性较差,表明死亡率与健康结果之间存在脱节。这突显了同时考察健康和死亡率的必要性,而不是仅仅依赖单一结果指标。研究人员估算了英格兰和威尔士37个出生国50岁时的
研究经常报告移民的死亡率较低,从而得出了“健康移民效应”(HIE)的结论。然而,关于移民健康的证据一致性较差,表明死亡率与健康结果之间存在脱节。这突显了同时考察健康和死亡率的必要性,而不是仅仅依赖单一结果指标。研究人员估算了英格兰和威尔士37个出生国50岁时的预期寿命(LE)和无残疾预期寿命(DFLE)。使用2000–02年、2010–12年和2020–22年的全人群死亡率数据构建生命表,同时使用Sullivan方法和2001年、2011年及2021年人口普查的自述限制性长期疾病数据估算DFLE。通过在三个时间点将LE和DFLE与英格兰和威尔士出生的人口进行比较,研究人员评估了死亡率和残疾方面的差异,并考察了这些差异随时间的变化。研究发现移民健康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大多数移民群体持续经历“健康移民效应”,在所有三个时间点上的LE和DFLE均高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出生的人口。相比之下,几个最大的移民群体表现出“不健康移民效应”(UIE),其特征是较低的LE和DFLE(包括出生在苏格兰、爱尔兰共和国的人,以及出生在波兰和立陶宛的男性),而另一些群体则寿命更长但残疾负担更重,即LE较高但DFLE较低(包括出生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女性)。这些发现表明,移民人口远非同质的,一些群体面临较高的残疾和/或过早死亡负担,将受益于有针对性的公共卫生干预。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以及跨国居住人口比例的上升,移民的健康状况对未来的整体人口健康和医疗需求产生深远影响。以往研究通常报告高收入东道国移民的死亡风险低于非移民,这种较低死亡风险可持续数十年,在来自中低收入国家及年轻成年人中尤为显著。这常被解释为“健康移民效应”(Healthy Immigrant Effect, HIE,指移民群体在健康指标和寿命上优于东道国本地出生人群的现象)。然而,关于移民健康本身的证据并不一致:移民初期的健康优势往往在5年内消退甚至逆转,系统性综述也报告移民自评健康较差,且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发病率较高。这表明移民的死亡率与健康结果之间存在脱节,仅依赖单一结果指标(如死亡率)不足以全面评估移民健康。为更准确地进行医疗规划、社会政策制定及针对弱势群体的公共卫生干预,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已将关注点从传统的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 LE)转向更能反映生存质量的健康预期寿命(Healthy Expectancies, HE)。尽管如此,由于数据要求苛刻,关于移民HE与LE并行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多依赖小规模调查数据,或仅分析单一时间点、单一健康维度,或将出生国宽泛归类,掩盖了细粒度层面的显著差异。为此,研究人员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开展了一项全人群重复横断面研究,旨在探讨不同出生国移民在三个时间点(2000?02年、2010?12年、2020?22年)的LE和无残疾预期寿命(Disability-Free Life Expectancy, DFLE,指预期寿命中不伴随限制性长期疾病的年数)差异。研究得出结论:移民健康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大部分移民表现出HIE,但部分大型群体表现出“不健康移民效应”(Unhealthy Immigrant Effect, UIE,指移民群体在寿命和健康上均劣于本地出生人群)或寿命更长但残疾负担更重,且随时间推移发生演变。这项研究为识别弱势群体并实施针对性的公共卫生干预提供了关键证据,论文发表在《PLOS One》。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了英格兰与威尔士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2011和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作为暴露和健康信息来源,以及2000?02、2010?12和2020?22年全因死亡登记数据作为死亡率信息来源。样本队列覆盖全国总人口,按年龄、性别和36个细粒度出生国进行分类。在数据处理中,通过覆盖率调查和统计覆盖率调整解决人口普查缺失和不一致数据。研究采用简略生命表法和Sullivan方法,利用自述限制性长期疾病数据估算50岁时的LE
50与DFLE
50。通过比较各移民群体与本地出生人群的估计值,将移民健康模式分为四种互斥类别:HIE、UIE、“移民发病率死亡率悖论”(Migrant Morbidity Mortality Paradox, MMP)和寿命较短但健康状况较好。
研究结果
Results
通过比较全人群死亡率数据与人口普查数据得出,大多数移民群体在三个时间点均持续表现出HIE,其LE和DFLE高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出生的人口。这些群体包括西欧、大洋洲、北美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部分国家的移民。然而,部分群体表现出UIE,如出生在苏格兰、爱尔兰共和国及出生在波兰和立陶宛的男性,其LE和DFLE均较低。另外,出生在土耳其的男女和出生在索马里等地的女性表现出MMP(寿命较长但伴随残疾的年数更多)。研究还发现部分群体的健康模式随时间发生变化:出生在印度和肯尼亚的移民由MMP转变为HIE;而出生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牙买加的移民则由MMP转变为UIE。
Sensitivity analyses
通过使用自评健康数据生成健康预期寿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 HLE)估计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HLE通常比DFLE高出数年,且在不同出生国中模式一致。所有HIE组表现出更高的HLE,而MMP组则表现出更低的HLE或更少的健康年数比例,这证实了DFLE结果的稳健性。
Supplementary analyses
通过补充分析中的人口金字塔和年龄结构变化数据得出,2001至2021年间,尽管大多数移民群体保持年轻化(如印度),但部分群体出现老龄化和规模收缩(如北爱尔兰、苏格兰等)。同时,分析结果重新定向于差异幅度,显示2020?22年出生在索马里的女性LE最高,比本地出生女性多4.9年,但DFLE少约1年;出生在孟加拉国的女性DFLE最低,比本地人群少6.6年。
讨论部分总结
研究为超越移民健康的单一结果估计提供了新视角。大多数表现出HIE的群体支持了正向选择理论,这些群体多为近期抵达的年轻成年人,具备高技能和高经济参与度,且多数为白人,面临的种族主义和歧视较少。而表现出UIE的移民,部分由于老龄人口负向选择及社会经济劣势(如较高的吸烟和饮酒率、不良饮食等),部分由于从事低技能体力劳动及工作环境较差。研究指出,健康模式随时间变化,印度和肯尼亚移民因新到健康移民或就地老龄化而健康状况改善;相反,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牙买加移民因人口结构老化、长期社会经济劣势和歧视积累导致的“磨损”效应以及COVID-19的时期效应,健康情况恶化。表现出MMP的群体多为来自阿富汗等难民输出国的移民,面临创伤、精神健康及医疗可及性等特殊健康挑战。研究强调,由于表现出UIE和MMP的群体在移民人口中占比较大,他们将对医疗系统造成长期压力,亟需针对性的公共卫生干预。最后,研究指出尽管基于全人群数据且在细粒度层面具有独特优势,但仍存在描述性设计、患病率方法局限性以及潜在偏倚等局限。总而言之,该研究揭示了移民群体在寿命与无残疾预期寿命上的高度异质性,明确了需要针对面临更高残疾和/或过早死亡负担的特定移民群体实施精准的公共卫生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