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驱动农业企业可持续发展：基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供应链溢出效应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State-owned enterprises dri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supply chain spillover effects based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摘要引言：从可持续农业发展的视角来看，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s，SOEs）在保障农业产业和供应链安全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支持供应链上下游农业企业的生产力提升，降低农业企业的发展风险，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在全球粮食系统面临供应链中断、气候波动和资源约束等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农业企业面临创新能力薄弱、资源依赖度高、市场化程度低等持续困境。因此，“新质生产力（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Npro）”这一战略概念已成为推动技术引领和可持续农业转型的关键框架。方法：基于供应链溢出效应的视角，利用2012年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农业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人员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合Bootstrap中介分析和工具变量方法，考察国有企业对供应链上下游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结果：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对供应链上下游农业企业的新质生产力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供应链中国有企业比例越高，农业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越高。机制检验表明，国有企业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积极加强内部控制和提升公司治理效率来增强农业企业的新质生产力。调节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媒体监督对国有企业的供应链溢出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国有企业对供应链中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溢出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具体而言，供应商侧国有企业的存在对民营企业以及监管距离较近的企业影响更显著，而客户侧国有企业的存在对国有企业自身以及监管距离较远的企业影响更显著。讨论：综上所述，供应链中国有企业的存在作为农业企业的储备力量，是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一发现提供了政策启示：利用国有企业作为农业供应链中的“锚点”，可以补充直接补贴政策，以促进可持续农业转型。

在当前全球粮食系统面临供应链中断、气候波动和资源约束等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农业企业遭遇创新能力薄弱、资源依赖度高、市场化程度低等持续困境。传统生产力概念（如全要素生产率，TFP）难以捕捉生产方式本身的质变，而“新质生产力（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Npro）”作为战略概念，强调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维度共同驱动的生产函数结构性转型，为技术引领和可持续农业转型提供了关键框架。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s，SOEs）凭借其资本、政策和技术优势，可能通过供应链合作对上下游农业企业产生溢出效应，但现有研究缺乏从供应链视角分析其对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微观影响机制。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揭示国有企业如何发挥“稳定器”作用，促进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

研究人员利用2012–2024年中国A股上市农业企业面板数据（来源：CSMAR数据库，共3031个观测值），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通过Bootstrap中介分析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内部控制和治理效率三条路径，同时使用工具变量法（2SLS，以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PSM）和Heckman两步法处理内生性与样本选择偏差，通过保留核心农业生产者、替换变量、改变聚类层级和剔除直辖市样本等稳健性检验确保结果可靠。研究结论表明，国有企业对供应链上下游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正向溢出效应；机制上，国有企业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加强内部控制和提升治理效率发挥作用；媒体监督起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体现为：中西部地区效应更强，供应商侧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和监管距离近的企业影响更显著，客户侧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和监管距离远的企业影响更显著。该研究发表在《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启示：利用国有企业作为农业供应链“锚点”，可补充直接补贴政策，推动可持续农业转型。

主要技术方法：研究人员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使用Bootstrap中介分析法检验绿色技术创新（Green，以绿色专利申请数加1取自然对数衡量）、内部控制（IC，以DIB内部控制指数加1取自然对数衡量）和公司治理效率（ln_Agility1，以董事会会议次数年频率自然对数衡量）的中介效应。采用工具变量法（2SLS，以滞后一期国有企业比例L.SSRate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半径0.01匹配）和Heckman两步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样本来源于CSMAR供应链数据库，选取2012–2024年中国A股上市农业企业，共3031个观测值。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描述性统计显示，样本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Npro）均值为0.740，标准差0.529，表明企业间差异较大；供应商侧国有企业比例（SSRate_S）均值为0.009，客户侧国有企业比例（SSRate_C）均值为0.008，变动较小。
4.2 基准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SSRate_S和SSRate_C的系数分别为0.435和0.773，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国有企业对供应链上下游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有正向促进效应，验证假设H1。
4.3 稳健性检验：通过保留核心农业生产者（系数0.594和0.844，1%显著）、替换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SC_SOES和SC_SOEC，系数0.166和0.220，1%显著）、替换因变量（新Npro指标，系数0.053和0.083，1%显著）、改变聚类层级（企业层面聚类，系数0.435和0.773，1%显著）以及剔除直辖市样本（系数0.435和0.897，1%显著），结果均稳健。
4.4 内生性检验：以滞后一期L.SSRate为工具变量，2SLS估计中Kleibergen-Paap rk LM和Wald F统计量均通过检验，SSRate_S系数1.213（5%显著），SSRate_C系数1.832（5%显著）；Heckman两步法引入逆米尔斯比（IMR）后，系数分别为0.433和0.767（1%显著）；PSM匹配后系数分别为0.450和0.752（1%显著），均支持原假设。
5.1 机制检验：三步法回归显示，SSRate_S和SSRate_C对绿色技术创新（Green）的系数分别为0.481和0.498（5%显著），对内部控制（IC）的系数分别为0.443和0.407（1%显著），对公司治理效率（ln_Agility1）的系数分别为0.442（1%显著）和0.283（5%显著），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效率是中介变量，验证H2、H3、H4。
5.2 调节效应分析：媒体监督（Media，基于Janis–Fadner系数构建）与SSRate_S和SSRate_C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706和1.242（5%显著），主效应显著为正，表明媒体监督正向调节国有企业溢出效应，验证H5。
5.3 异质性分析：按区域分组，东部地区系数不显著，中西部地区SSRate_S系数0.577（1%显著）、SSRate_C系数1.557（1%显著），组间差异检验显著；按企业性质分组，供应商侧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系数0.460，1%显著）影响强于国有企业，客户侧对国有企业（系数0.928，5%显著）影响强于民营企业，组间差异检验显著；按监管距离分组，供应商侧对监管距离近的企业（系数0.653，5%显著）影响更强，客户侧对监管距离远的企业（系数1.160，5%显著）影响更强，组间差异检验显著。

讨论部分：论文总结指出，供应链中国有企业的存在作为农业企业的储备力量，是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研究从理论上整合了资源依赖理论、制度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识别了绿色技术创新、内部控制和治理效率三条微观机制；实证上采用熵值法构建指标，结合多种稳健性检验形成完整链条。局限性包括：样本仅覆盖A股上市农业企业，未涵盖未上市中小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标基于静态公开数据，未反映动态演化；研究聚焦中国情境，跨国适用性有待验证。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研究以2012–2024年A股上市农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对供应链上下游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溢出效应。主要结论如下：国有企业对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正向供应链溢出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国有企业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加强内部控制和提升公司治理效率三条路径增强农业企业新质生产力；调节效应分析显示，媒体监督正向调节国有企业的供应链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溢出效应更显著，供应商侧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和监管距离近的企业影响更大，客户侧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自身和监管距离远的企业影响更大。基于上述发现，论文提出政策建议：加强农业企业能力建设，主动吸收国有企业溢出红利；强化国有企业“链主”功能，释放全链条协同效应；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重点支持中西部农业企业；深化国企与民企供应链协作，激发民营农业企业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