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Unraveling the pathway from treatment burden to holistic health status in older adults with complex multimorbidity: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tress adapt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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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在跨系统慢性病叠加频繁就诊与多重用药的复杂管理负担下，资源过度消耗使患者易陷入“负担—管理失败—恶化”循环。目的：探讨多重慢病（complex multimorbidity, CMM）老年人治疗负担与整体健康状况的关系，并分析抑郁症状与压力适应能力的中介
背景：在跨系统慢性病叠加频繁就诊与多重用药的复杂管理负担下，资源过度消耗使患者易陷入“负担—管理失败—恶化”循环。目的：探讨多重慢病（complex multimorbidity, CMM）老年人治疗负担与整体健康状况的关系，并分析抑郁症状与压力适应能力的中介效应。方法：研究人员于中国浙江省三城市九家医疗机构招募受试者，采用社会人口学问卷、治疗负担问卷（Treatment Burden Questionnaire, TBQ）、压力适应量表（Stress Adaptation Scale, SAS）、9项患者健康问卷（9-item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及长期疾病问卷（Long-Term Conditions Questionnaire, LTCQ）收集数据；使用R软件lavaan包构建平行中介模型，并以Bootstrap重采样检验中介效应。结果：共507名完整数据受试者纳入中介分析；治疗负担对整体健康状况存在显著直接负向效应（B?=??0.263，95% CI [?0.357, ?0.168]），总效应?0.449（95% CI [?0.538, ?0.360]）；抑郁症状（B?=??0.095，95% CI [?0.145, ?0.047]）与压力适应能力（B?=??0.091，95% CI [?0.138, ?0.051]）均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压力适应与抑郁症状部分中介治疗负担与整体健康状况间关系，医护人员可通过增强压力适应能力与干预抑郁改善患者整体健康。
研究背景与立项依据
全球老龄化背景下，多重慢病（两种及以上慢性病共存）在60岁及以上人群中患病率超51%。其中复杂多重慢病（complex multimorbidity, CMM，定义为≥4种慢性病或多系统受累）因频繁就诊、多重用药、生活方式干预及经济时间成本叠加，产生显著治疗负担（treatment burden）。CMM通常不可治愈，治疗目标由“治愈”转向“带病生存”的高质量适应，契合Roy适应模型（Roy's Adaptation Model, RAM）：治疗负担作为焦点刺激（focal stimulus），须经内部应对控制过程（调节子与认知子系统）传导至适应结果；压力适应能力代表有效调节，抑郁症状代表调节失败。既往研究多停留于治疗负担、心理困扰与健康结局的双变量关联，尚未在同一框架内同时建模两条调节通路并比较相对贡献，亦未充分控制两者间未测量混杂。为此，研究人员依托RAM构建“焦点刺激—双通路应对—适应产出”概念框架，在CMM老年人中检验双通路并行中介效应。
研究方案与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便利抽样，于2022年8月至2023年5月在中国浙江省三城市九家医疗机构（含省级三甲、县级三甲、城乡社区中心）招募≥60岁、自报≥4种经正规诊断慢性病的受试者，排除沟通障碍或精神疾病史，最终507例有效样本。测评工具包括：社会人口学问卷、治疗负担问卷（TBQ，15题0–10分求和0–150）、PHQ-9（9题0–3分求和0–27）、压力适应量表中文版（SAS，10题5级）、长期疾病问卷中文版（LTCQ-C，20题5级求和0–100）。统计方面，连续变量按正态性以均值±标准差或中位数[IQR]描述；相关分析用Pearson/Spearman；组间比较用t/ANOVA或Mann–Whitney U/Kruskal–Wallis H；多变量线性回归筛选协变量；平行中介模型用R的lavaan包以MLR估计整体拟合与路径系数，连续预测变量z标准化、分类协变量哑编码，再以ML结合5000次偏差校正Bootstrap重采样检验间接效应显著性（95% CI不含0为显著）。模型拟合指标取scaled χ2/df、CFI、RMSEA、SRMR。
研究结果
3.1 研究人群一般特征
550份问卷回收507份有效。年龄60–74岁占65.1%，75–84岁30.2%，≥85岁4.7%；男52.3%、女47.7%；收入多居1000–4999元/月（61.5%）；教育以小学及以下（44.8%）与初中（48.3%）为主。单变量分析显示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教育与LTCQ评分有关（如75–84岁Z=9.71,p=0.008；女性Z=?2.07,p=0.038；收入<1000元组Z=63.82,p<0.001）。
3.2 研究变量相关性分析
核心变量中位数：TBQ 25.0(12.0–42.0)，PHQ-9 3.0(1.0–6.0)，SAS 20.0(18.0–25.0)，LTCQ 78.0(66.0–88.0)。治疗负担与LTCQ负相关（r=?0.49,p<0.001）、与SAS负相关（r=?0.36,p<0.001）、与抑郁正相关（r=0.49,p<0.001）；SAS与LTCQ正相关（r=0.33,p<0.001）；抑郁与SAS（r=?0.39）及LTCQ（r=?0.41）均负相关。
3.3 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
以LTCQ为因变量，模型F=10.970,p<0.001，调整R2=0.216，GVIF<2。相对60–74岁组，75–84岁B=?3.492(p=0.009)；女性比男性B=?3.577(p=0.004)；相对收入<1000元组，1000–4999元组B=14.019(p<0.001)、5000–9999元组B=16.547(p<0.001)、≥10000元组B=19.369(p<0.001)。年龄、性别、收入作为显著协变量进入后续中介模型。
3.4 治疗负担与整体健康的平行中介分析
模型拟合优度：scaled χ2(5)=5.72,p=0.334,χ2/df=1.14,CFI=0.998,RMSEA=0.020(90%CI[0.000,0.077]),SRMR=0.025。调整上述协变量后，治疗负担对LTCQ直接效应c?=?0.263(95%CI[?0.357,?0.168])；通路一：TBQ→抑郁(a?=0.511,CI[0.410,0.620])→LTCQ(b?=?0.185,CI[?0.271,?0.095])，间接效应?0.095(CI[?0.145,?0.047])，占总效应21.2%；通路二：TBQ→SAS(a?=?0.373,CI[?0.472,?0.275])→LTCQ(b?=0.245,CI[0.148,0.339])，间接效应?0.091(CI[?0.138,?0.051])，占20.3%；总效应?0.449(CI[?0.538,?0.360])。两通路均为部分中介。
讨论部分总结
研究人员指出，治疗负担作为压倒性焦点刺激，其负向关联整体健康的部分机制由双通路解释：抑郁症状（无效应对）与压力适应能力下降（有效应对资源耗竭）。直接通路印证慢病管理中“工作量—容量”失衡；抑郁通路机制含控制感丧失与社会隔离；压力适应通路显示正向心理资源耗损与抑郁负向情绪贡献相近（20.3% vs 21.2%），提示仅筛抑郁会漏掉“无抑郁但适应储备耗竭”的高危者。人口学上，75–84岁、女性、低收入者整体健康更差，符合经济毒性与角色双重负荷解释。临床应践行最小干扰医学（Minimally Disruptive Medicine），常规评治疗负担并精简方案，同时采取“双轨”干预——筛治抑郁与通过韧性训练补适应储备，并对低收入、高龄等脆弱亚组倾斜资源。局限含单省便利抽样、横断面不可因果、自报偏倚及残杂混杂。
结论部分翻译
本研究考察CMM老年人治疗负担与整体健康状况的关系，并分析抑郁症状与压力适应能力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治疗负担对整体健康状况存在直接负向关联，抑郁症状与压力适应能力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临床实践中应重视抑郁症状的早期识别与干预，且在高治疗负担患者中较高的压力适应能力可能关联更优的整体健康状况。
（本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