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压力对女性教师感知职业发展的影响：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The impact of technostress on female teachers’ perceived career progress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work–family conflict

　　

本项研究考察了中国河南省高等教育机构中女性教师的技术压力（technostress）、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 WFC）与感知职业发展（perceived career progression）之间的关系。随着大学在教学、行政和沟通中日益依赖数字技术，女性教师可能在现有职业和家庭责任之外，面临不断增长的技术需求。基于工作需求-资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JD-R）和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本研究探讨了工作-家庭冲突是否在技术压力与感知职业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方法：研究人员采用结构良好的问卷，从中国河南省高等教育机构的466名女性教师中收集数据，随后使用SPSS和SmartPLS分析数据以检验提出的假设。结果：结果表明，技术压力与女性教师的感知职业发展呈负相关，而与工作-家庭冲突呈正相关。此外，工作-家庭冲突在技术压力与感知职业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讨论：这些发现表明，技术压力通过加剧工作-家庭冲突，对高等教育机构教师的感知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这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3、4和5一致，强调了促进教师福祉、提升教育质量和推进性别平等的重要性。本文还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缓解技术压力和工作-家庭冲突的实践启示，从而支持教师可持续的感知职业发展。

**论文解读：技术压力对女性教师感知职业发展的影响——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高等教育领域，女性教师感知职业发展受限已成为全球性关注议题。尽管过去几十年女性在学术界的参与度显著提升，但她们在高级学术和领导职位中的代表性仍不足，面临晋升机会、专业认可、工作负荷分配及工作-生活平衡等方面的结构性障碍。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机构正经历快速数字化变革，在线教学系统、数字行政平台及技术驱动的绩效评估日益融入学术工作，给教师带来额外的技术需求。技术压力（technostress）——即个体因应对技术相关需求而产生的压力——已被证实与倦怠、工作满意度下降及心理幸福感降低相关，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短期心理结果，对其与感知职业发展（perceived career progression）的关联关注不足。此外，女性教师往往同时承担主要的家庭照顾责任，技术驱动的边界模糊可能加剧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 WFC），进一步消耗用于职业发展的资源。在中国，河南省作为内陆人口大省，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技术基础设施和机构支持资源有限，女性教师面临的挑战可能更为突出。然而，针对该区域的技术压力、工作-家庭冲突与感知职业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十分匮乏。本研究基于工作需求-资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JD-R）和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旨在探讨技术压力如何通过工作-家庭冲突影响女性教师的感知职业发展，以填补地理和性别视角的研究空白，并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3（良好健康与福祉）、4（优质教育）和5（性别平等）提供实证依据。该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先验功效分析（G*Power 3.1）确定最小样本量（107），并设定目标样本500份以应对无效问卷。采用便利抽样法，从河南省不同类型（公立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中招募女性教师，通过问卷星和纸质问卷收集数据，最终获得46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5.6%，有效率93.2%）。数据收集时间为2024年11月至2025年2月。测量工具包括技术压力源量表（Technostress Creator Scale, TCS）、工作-家庭冲突量表（改编自Carlson et al., 2000）和职业成功量表（Career Success Scale, CSS）。数据分析使用SPSS 26.0进行描述性统计，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通过SmartPLS 4.0检验假设，包括测量模型（信度、效度）和结构模型（路径系数、R²、Q²、f²），并通过5000次自助法（bootstrapping）检验间接效应。

**研究结果**

**4.1 人口学特征**
描述性统计显示，大多数受访者年龄在36-45岁（52%），已婚者占84%，拥有硕士学历（49%），讲师职称者占52%，教龄4-10年者占34%，在公立高校工作者占56%，月收入5000-8000元者占50%。公立高校女性教师的感知职业发展均值（M=3.61）高于私立高校（M=3.42）。

**4.2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未旋转的第一个因子解释总方差42.10%，低于50%临界值；所有测量项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介于1.590至2.301之间，低于3.3阈值，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构成严重威胁。

**4.3 测量模型**
所有指标的外载荷均高于0.70（0.733-0.799），克隆巴赫α系数（0.824-0.926）和组合信度（CR, 0.876-0.937）均高于0.70，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均高于0.50（0.575-0.589），异质-单质比率（HTMT）均低于0.90，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4.4 结构模型**
内生潜变量工作-家庭冲突的R²为0.280（中等解释力），感知职业发展的R²为0.497（中等解释力）。Q²值分别为0.288和0.158，均大于零，表明模型具有中等预测相关性。f²效应量显示，工作-家庭冲突对感知职业发展有较大效应（f²=0.474），技术压力对工作-家庭冲突有较大效应（f²=0.389），而技术压力对感知职业发展的直接效应较小（f²=0.059）。

**假设检验结果**
- H1：技术压力与女性教师感知职业发展呈负相关（β=-0.203, t=5.346, p<0.001），假设成立。
- H2：工作-家庭冲突与女性教师感知职业发展呈负相关（β=-0.575, t=16.746, p<0.001），假设成立。
- H3：工作-家庭冲突在技术压力与感知职业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间接效应显著（β=-0.305, t=11.912, p<0.001），总效应为-0.508，方差解释率（VAF）为60.04%，表明部分中介效应成立。

**讨论与结论**

**总结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压力不仅直接负向影响女性教师的感知职业发展，还通过加剧工作-家庭冲突间接产生负面影响。这一发现与JD-R模型和COR理论一致：技术相关需求作为工作需求，消耗教师的时间、精力和心理资源，导致工作-家庭边界模糊，进而削弱职业发展动力和机会。在河南高等教育背景下，公立高校教师因享有更稳定的就业保障、更完善的培训体系和支持政策，其技术压力对感知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小于私立高校教师。本研究强调了技术压力对职业发展的长期影响，而不仅限于短期心理结果，并揭示了工作-家庭冲突的关键中介作用。理论意义在于将JD-R模型和COR理论整合应用于女性教师职业发展，拓展了技术压力研究的范围。实践意义包括：高等教育机构应加强技术支持、提供数字培训、合理分配技术工作负荷、实施弹性工作安排和家庭友好政策，以缓解技术压力和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女性教师可持续的职业发展。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仅限河南省女性教师，采用便利抽样，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工作-家庭冲突量表中部分条目对未婚或无子女者适用性有限。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设计，结合客观职业指标，并考虑机构支持、数字化自我效能等变量。

**研究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中国河南省高等教育机构中女性教师的技术压力、工作-家庭冲突与感知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技术压力与感知职业发展呈负相关，这种关联既通过直接路径，也通过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路径实现。在本研究中，感知职业发展指受访者在调查时对自身职业成就和进展的主观评价，而非实际晋升、职称提升或长期职业流动。通过聚焦于中国内陆高等教育背景下的女性教师，本研究运用工作需求-资源模型和资源保存理论来解释技术相关需求、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职业评价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大学应考虑加强技术支持、明确数字工作期望，并提供家庭支持性安排。这些措施有助于改善教师对技术相关工作需求和工作-家庭冲突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