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Perceived past and future changes in marine environments: community perspectives from coastal Vietnam
编辑推荐：
理解沿海社区如何感知环境变化，对于设计有效且获得地方支持的海洋管理策略至关重要。本研究考察了越南中部占岛—会安生物圈保护区（Cù Lao Chàm–H?i An Biosphere Reserve）沿海居民对过去10年环境变化的感知及对下一个10年的预期。研究
理解沿海社区如何感知环境变化，对于设计有效且获得地方支持的海洋管理策略至关重要。本研究考察了越南中部占岛—会安生物圈保护区（Cù Lao Chàm–H?i An Biosphere Reserve）沿海居民对过去10年环境变化的感知及对下一个10年的预期。研究人员采用面对面调查，对来自大陆与岛屿社区的252名成年居民进行访谈，受访者评估了海洋环境不同方面的过往与预期未来变化。主成分分析（PCA）用于识别这些感知背后的主要维度，随后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评估模型拟合度。单样本t检验与重复测量方差分析（ANOVA）用于检验随时间变化的感知及大陆与岛屿社区间的差异。研究识别出四个海洋环境变化感知维度：海洋资源、海水水质、水产养殖与海洋生境。四因子模型显示可接受拟合。受访者感知到过去十年海洋资源与水产养殖显著下降，并预期下降趋势持续；海水水质感知为轻微恶化，未来无明显改善预期；相反，海洋生境感知为改善且预期持续改善。大陆与岛屿居民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尤其在海水水质与海洋生境方面。社区对海洋环境变化的感知具有结构性、地方特异性，且在过去与未来时间框架上广泛一致。大陆与岛屿社区的差异表明，空间背景、生计依赖及对海洋环境的直接互动塑造了环境变化被体验与预期的方式。将社区感知与生态证据整合，可改善保护措施与地方预期之间的对齐，从而支持更具适应性、有效性与社会接受度的海洋治理。
研究背景方面，热带沿海区域面临日益增强的人为压力，东南亚地区快速经济发展加剧了海洋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压力。早期海洋管理多由科学家与政治家自上而下设计，地方社区参与有限，导致项目缺乏支持与成效不佳。近年转向参与式海洋保护区（MPA）治理，认可地方社区在资源管理中的核心作用。越南自1993年《第123号法》后建立16个MPA，但渔民仍担忧资源使用者冲突与部分MPA有效性。理论层面，信息加工理论、生态理论与Lowenthal等指出感知受经验、记忆、解释与社会意义共同塑造；可用性启发式与模拟启发式说明未来预期受易忆性与易想象性影响。已有研究多关注当前态度，较少比较同一生物圈保护区内大陆与岛屿社区对过去变化与未来预期的差异。因此，研究人员在越南广南省占岛—会安生物圈保护区开展研究，旨在量化并比较三处案例点（大陆C?m Thanh、C?a ??i与岛屿Tan Hi?p）公众对本地海洋环境的感知，以期为可持续海洋管理提供依据。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人员于2020年5月采用计算机辅助个人访谈（CAPI）对252名18岁以上居民进行面对面越南语调查，样本覆盖七村并归并为大陆与岛屿两组。测量采用7点Likert量表评估20项海洋环境指标在过去10年与未来10年的变化，转换为-3至+3双极连续尺度。使用SPSS 25进行主成分分析（PCA）提取因子（KMO与Bartlett检验、特征值>1、最大方差旋转），随后用AMOS做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评估四因子模型拟合（CFI、NFI、RMSEA）。单样本t检验以0为基线检验各因子显著变化，重复测量ANOVA以居住地为组间因子、过去—现在与现在—未来为组内因子检验交互效应。
研究结果部分，首先“样本人口学特征”显示252名受访者年龄偏高、佛教比例偏高、教育水平较高，大陆与岛屿在收入来源（渔业、旅游、其他）与年龄分布上有差异。其次“主成分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中，PCA在当下感知与未来预期数据上均提取出四因子（海洋资源、海水水质、水产养殖、海洋生境），解释方差约75%，KMO分别为0.69与0.64，Bartlett检验显著；CFA显示四因子模型拟合可接受（当下数据χ2/df=1.451，IFI=0.95，NFI=0.937；预期数据χ2/df=2.413，IFI=0.948，NFI=0.914）。第三“过去变化与未来预期比较”通过单样本t检验发现：海洋资源（野生鱼、贝类、鱿鱼）过去—现在均值-2.00（p<0.001），现在—未来-1.66（p<0.001）；水产养殖过去—现在-0.77（p<0.001），现在—未来-0.94（p<0.001）；海水水质过去—现在-0.23（p<0.001），现在—未来-0.03（p=0.632不显著）；海洋生境过去—现在0.35（p=0.003），现在—未来0.62（p<0.001）。即资源与养殖显著退化且预期续降，水质微降且预期不变，生境改善且预期续升。第四“居住地与时间取向的交互统计”中重复测量ANOVA显示海水水质交互显著（F=6.764，p<0.05），大陆居民觉水质持平略改善，岛屿居民觉下降且不预期改善；海洋生境交互显著（F=5.842，p<0.05），大陆觉微升、岛屿觉持平但双方均预期未来改善；海洋资源与水产养殖无显著交互。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指出三点核心：其一，过去感知与未来预期系统对齐，可用可用性启发式与模拟启发式解释但不必过度推论；其二，空间语境（大陆/岛屿）、生计依赖（渔业占比岛屿更高）与日常接触程度塑造感知差异，岛屿居民因更直接暴露于MPA与水质退化（修路滑坡、旅游废水、藻华）而持更负面水质观，但因参与修复而对生境更乐观；其三，社区感知可能与自然科学数据背离（如自然科学示珊瑚礁与海草退化而居民觉生境改善），故海洋管理需将感知证据与生态指标协同。局限包括自评非客观测量、同样本PCA+CFA无独立验证、 ordinal数据用Pearson相关、COVID-19解封后短期环境变化可能影响回答偏向。
结论部分翻译：本研究考察了占岛—会安生物圈保护区沿海社区如何感知其海洋环境的过去与未来变化。结果显示，对过去环境变化的感知与对未来预期紧密对齐——海洋资源、海水水质与水产养殖被感知为下降，海洋生境被感知为改善。这些模式在大陆与岛屿社区间存在差异，凸显空间背景在塑造环境感知中的作用。重要的是，结果反映感知而非测量的生态变化，因而可能与生物物理指标一致或背离。这凸显了考量地方社区如何体验与解释环境变化的必要。将此类基于感知的洞见与生态数据整合，可支持更具适应性及社会接受度的海洋管理策略。
全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