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Drivers of Scope 3 Emissions Disclosure Quality—CDP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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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3 排放在供应链的碳足迹中占据很大比重，然而很少有研究探讨高质量 Scope 3 披露的关键驱动因素。此外，尽管气候治理是改善碳绩效和确保企业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对披露的更广泛影响仍有待深入探索。本研究整合了自然资源基础观（NRBV）的见解，
Scope 3 排放在供应链的碳足迹中占据很大比重，然而很少有研究探讨高质量 Scope 3 披露的关键驱动因素。此外，尽管气候治理是改善碳绩效和确保企业问责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对披露的更广泛影响仍有待深入探索。本研究整合了自然资源基础观（NRBV）的见解，探讨了气候治理和供应商参与如何影响 Scope 3 碳披露的质量。研究人员使用了 2018 年至 2022 年的 CDP 数据，对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测试，发现气候治理在供应商参与对 Scope 3 披露质量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为推动综合碳报告的机制提供了新见解，并为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实践启示。通过强调治理结构与供应链合作之间的相互作用，本研究不仅强调了多方面方法对于改善环境披露质量的重要性，还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可操作的策略，以增强透明度并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挑战。
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紧迫性要求采取决定性行动以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50年碳中和。企业的碳排放不仅限于生产设施，还遍布整个供应链，其中Scope 3排放往往超过企业的直接运营排放，占据了企业碳足迹的绝大比例。高质量的碳披露被认为能够改善绩效并促进减排，但Scope 3披露质量仍然参差不齐，缺乏一致性、可比性和透明度。这种缺陷尤为棘手，因为低质量的披露会削弱组织在外部利益相关者中的信誉，误导投资者并导致资源配置不当，更严重的是会增加组织面临气候转型风险的可能性。Scope 3排放的披露主要依赖于外部合作伙伴产生的信息，涵盖原材料提取、外包制造、运输、产品使用和报废处置等价值链活动。这种依赖性带来了与数据可用性、协调、验证和标准化相关的重大挑战，使得披露过程本质上更加复杂且容易出现不一致。传统仅基于内部组织特征（如环境委员会或内部监控系统）的解释不足以解释Scope 3披露的差异。企业必须开发机制来访问、协调和整合跨越组织边界的外部信息。虽然供应链参与在促进跨组织边界信息的获取、协调和整合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其重要性尚未被充分纳入现有实证框架。为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整合了自然资源基础观（NRBV，强调环境管理可以成为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的见解，探讨了气候治理和供应商参与如何影响Scope 3碳披露的质量。研究得出结论：供应商参与能够直接提升Scope 3披露质量，并且气候治理在供应商参与对披露质量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研究强调了治理结构与供应链合作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增强透明度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操作策略，论文发表在《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研究人员主要使用了Baron和Kenny的三步法来检验气候治理在供应商参与与Scope 3碳披露质量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并辅以Sobel检验和Bootstraps检验进行验证。研究样本队列来源于2018年至2022年的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一个国际非营利环境披露平台）数据库，涵盖北美、英国和欧盟的上市企业，并辅以Bloomberg数据库获取财务与市场控制变量。研究通过构建包含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透明度和准确性等维度的评估指标来衡量披露质量，同时运用包含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并在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
4.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研究发现样本企业在Scope 3披露质量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平均而言，企业披露的Scope 3类别不足三分之一，且方法论的跨期一致性有限，表明各企业在计算方法上缺乏稳定性。但多数企业获取了第三方鉴证，体现出一定的准确性。气候治理机制在大多数企业中已正式确立，尤其是董事会层级的责任分配较为普遍，而供应商参与的整体水平较低。这些特征为后续的多变量分析提供了背景。
4.2 Correlation Analysis
Pearson相关矩阵分析显示，供应商参与与Scope 3披露质量呈正相关，气候治理也与披露质量呈正相关。此外，供应商参与与气候治理之间存在正相关，表明这些实践在企业内部通常共存。企业规模与披露质量呈正相关，而财务杠杆等指标则与关键变量没有显著意义的相关性。这些初步描述性见解支持了提出的假设，但需通过多变量回归分析控制混杂因素。
4.3 Multivariate Analysis (Baron and Kenny Approach)
通过多变量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研究验证了三个步骤的假设。在第一步中，供应商参与与Scope 3披露质量呈显著正相关，支持了假设1；在第二步中，供应商参与与气候治理呈显著正相关，支持了假设2；在第三步中，气候治理与披露质量呈显著正相关，且供应商参与仍与披露质量正相关，但系数减小，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供应商参与不仅直接影响披露质量，还通过气候治理间接影响，部分支持了假设3。这表明企业既需要加强直接与供应商的互动，也需要建立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来整合外部数据。
4.4 Robustness Analysis
通过多种方法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Bootstrap检验确认了中介效应的稳健性；加入国家固定效应后，核心关系依然稳定；结构方程模型（SEM）测试表明气候治理作为潜在的组织能力发挥中介作用，且激励机制和风险管理的载荷较高；对披露质量各子维度的回归分析显示效应不局限于单一维度，在第三方鉴证上关联最强；留一法构建的气候治理指数排除了单一维度驱动的可能；主成分分析（PCA）证明了治理效应的系统性；按碳绩效和国家的分组测试进一步确认了该机制在不同情境下的适用性，尽管在英国样本中由于监管环境侧重于披露成果，气候治理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弱，而供应商参与的直接作用更强。
4.5 Endogeneity Analysis
研究通过Heckman检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和前导-滞后设定来解决内生性问题。Heckman检验表明样本选择偏差不大可能实质影响主要结果；系统GMM估计在控制动态持久性和反向因果后，供应商参与的主效应依然显著；前导-滞后设定显示滞后期的供应商参与与随后的气候治理和未来Scope 3披露呈正相关，表明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偏误不太可能驱动主要发现，从而支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在讨论与结论部分，研究总结指出，气候治理显著中介了供应商参与和Scope 3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拥有强健气候治理结构（如气候相关的高管激励和专门的报告频率）的企业更有可能提供全面和透明的Scope 3披露。供应商参与对气候治理的发展与有效运用至关重要，高质量的Scope 3披露需要治理结构和积极的供应商参与共同作用，治理框架有助于标准化报告实践，而直接的供应商互动对于增强数据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可或缺。此外，碳绩效和企业规模正向影响披露质量，但在高排放行业中，气候治理的作用不如在其他行业中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现有的监管压力和行业标准已经要求进行广泛的碳报告。跨国分析表明，在制度嵌入性较强的环境中，气候治理的中介作用更显著；而在以披露为导向或监管存在争议的环境中，供应商参与对披露质量的直接影响更强。该研究在理论上推进了对Scope 3排放披露质量驱动因素的理解，并在实践上为监管者、企业和投资者提供了指导，强调了将供应链合作与治理改善相结合的战略必要性。高质量的Scope 3排放报告不仅仅是一项合规要求，更是企业在碳约束经济中建立竞争优势的战略要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