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与癌症幸存者情绪健康：在线同伴互动与COVID-19背景的作用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Patient-centered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among cancer survivors: The role of online peer interaction and the COVID-19 context

　　

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Patient-centered communication, PCC）预测癌症幸存者更好的情绪健康。健康自我效能部分中介了PCC与情绪健康之间的关联。情绪健康的获益取决于COVID时期和在线同伴互动。在在线参与者中，这种关联在疫情期间加强。自我效能通往情绪健康的路径在疫情期间减弱。

**论文解读：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与癌症幸存者情绪健康——在线同伴互动与COVID-19背景的调节作用**

**研究背景与问题**
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Patient-centered communication, PCC）被视为高质量癌症护理的基石，通过促进信息交换、共情和共同决策，帮助癌症幸存者应对疾病不确定性和情绪负担。既往研究一致表明，较高水平的PCC与更好的情绪健康（emotional well-being）及较低的心理困扰相关。然而，这些效应是否在不同情境下保持一致尚不清楚。大多数研究在稳定的医疗环境中考察PCC，忽视了系统性扰动（如COVID-19疫情）或不断变化的沟通环境对其的影响。疫情期间，面对面医疗减少、远程医疗增加、不确定性加剧，同时癌症幸存者面临治疗延迟和社会隔离等额外压力。与此同时，数字平台（如在线论坛、社交媒体）成为情感确认和信息支持的重要来源。这些变化提示，PCC可能并非固定的保护性资源，其效果取决于患者是否依赖数字支持环境来补充或替代医患沟通。此外，PCC影响情绪健康的机制（如健康自我效能，health self-efficacy）是否在不同环境下保持稳定也需探究。因此，研究人员利用HINTS（健康信息全国趋势调查）数据，覆盖疫情前、中、后三个时期，检验PCC与情绪健康的关系是否受在线同伴互动和疫情时期的调节，以及健康自我效能的中介路径是否随时期变化。

**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于HINTS，这是一个美国成年人的全国概率调查，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管理。研究合并了四个周期：疫情前（2019年，HINTS 5 Cycle 3）、疫情期间（2020年HINTS 5 Cycle 4和2022年HINTS 6）和疫情后（2024年HINTS 7），仅保留报告曾诊断为癌症的受访者，最终分析样本为2,765人（完整数据）。主要变量包括：PCC（7项，Cronbach's α=0.93）、情绪健康（4项，α=0.88）、在线参与（二分类，根据是否在在线论坛或社交媒体上参与健康相关互动）、健康自我效能（单题，测量管理自身健康的信心）。协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和教育程度。分析方法包括：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确认潜变量结构；中介模型（bootstrap 2,000次抽样）检验间接效应；带三向交互项的回归模型检验PCC、在线参与和疫情时期对情绪健康的调节效应；多组结构方程模型（SEM）比较不同时期中介路径的差异，并检验测量不变性。

**研究结果**
*3.1 测量模型与描述统计*
双因子测量模型（PCC和情绪健康）拟合良好（CFI=0.956, TLI=0.944, SRMR=0.025），各因子载荷均强（0.74–0.87）。加权描述统计显示，不同疫情时期在年龄、性别上存在差异，但PCC、健康自我效能和情绪健康的均值无显著差异。

*3.2 PCC与情绪健康（H1）*
PCC与情绪健康呈显著正相关（总效应B=0.23, 95% CI [0.19, 0.27]），支持假设H1。

*3.3 健康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H2）*
健康自我效能部分中介了PCC与情绪健康的关联：PCC显著预测自我效能（a=0.28, [0.24, 0.32]），自我效能显著预测情绪健康（b=0.30, [0.25, 0.34]），间接效应显著（0.08, [0.07, 0.10]），同时直接效应仍显著（0.14, [0.10, 0.18]），支持假设H2。

*3.4 疫情时期与在线参与的调节作用（RQ1）*
三向交互项显著：疫情期间（B=0.36, p=0.015）和疫情后（B=0.32, p=0.031）相对于疫情前，在线参与改变了PCC与情绪健康的关系。简单斜率分析显示：疫情前，在线参与者中PCC与情绪健康的关联比非参与者更弱（差异=?0.23, p=0.09）；疫情期间，在线参与者中关联显著更强（差异=+0.13, p=0.04）；疫情后差异为正但不显著（+0.09, p=0.14）。这表明在线参与从疫情前的替代作用转变为疫情中的互补作用。

*3.5 稳健性检验*
将疫情期间拆分为2020年和2022年，三向交互项在2020年最强（B=0.55, p=0.003），2022年较小（B=0.32, p=0.039），但两者差异不显著。在保持测量项目不变的条件下（2019年vs2020年），交互项仍显著（B=0.56, p=0.003），表明效应源于疫情而非项目变化。加权分析因预疫情在线参与者样本量极小（n=42）导致权重集中，估计不精确，但未反转为加权结果。

*3.6 跨时期间接效应（RQ2）*
测量不变性成立。约束自我效能→情绪健康路径跨时期相等时，模型拟合显著恶化（Δχ2(2)=8.42, p=0.015）：该路径在疫情期间（B=0.18）弱于疫情前（0.25）和疫情后（0.26）。间接效应分别为0.17、0.09、0.15，表明PCC对自我效能的促进作用稳定，但自我效能转化为情绪健康的路径在疫情期间减弱。

**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PCC与情绪健康的关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取决于患者可获得的替代支持来源。在疫情前，在线同伴互动可能替代了医患沟通，导致PCC贡献降低；而在疫情期间及之后，信息需求上升，在线参与与PCC形成互补，使PCC的重要性增加。健康自我效能的中介路径部分依赖环境：自我效能向情绪健康的转化在疫情系统扰动下被削弱，表明个体应对资源的保护作用受外部条件限制。这些发现强调了临床沟通与数字支持环境的互补性，而非冗余性。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截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所有测量均为自我报告；主要模型未加权，加权分析对交互项不精确；在线参与测量为二分类且项目跨周期变化，但通过稳健性检验分离了效应。

**研究结论翻译**：癌症幸存者中，PCC与情绪健康的关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取决于患者更广泛的沟通环境。医患沟通的直接效应和通过自我效能的间接路径均随条件变化，PCC的获益不能假定为均匀一致，尤其是在系统性扰动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