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养育策略和女儿感知到的体重取笑作为限制性饮食行为的预测因素

《Nutrients》：Maternal Parenting Strategies and Daughters’ Perceived Weight Teasing as Predictors of Restrictive Eating Behaviors

　　

背景/目的：早期青少年时期的限制性饮食行为（Restrictive Eating Behaviors）可能会增加饮食失调（Disordered Eating）的风险，但关于影响这些行为的可改变的家庭和社会因素知之甚少。本研究调查了168对拉丁裔母亲-女儿（Hispanic mother–daughter dyads）中母亲养育策略（Maternal Parenting Strategies）、体重取笑（Weight Teasing）与限制性饮食行为之间的关联。方法：母亲和女儿独立完成评估人口统计学和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特征的调查问卷，并客观测量了她们的身高和体重。母亲还完成了养育策略测量，而女儿完成了体重取笑和限制性饮食行为测量。结果：描述性分析表明，66.1%的母亲和98.9%的女儿被归类为超重（Overweight）或肥胖（Obese）类别。层次多元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es）显示，母亲限制设定策略（Limit-Setting Strategies）的更多使用与女儿较低水平的限制性饮食行为相关（β = ?0.213, p = 0.017），而更频繁感知到的体重取笑与更高的限制性饮食行为相关（β = 0.404, p < 0.001）。最终模型具有统计学显著性，F(8, 126) = 5.139, p < 0.001，解释了女儿限制性饮食行为19.8%的方差（R² = 0.246, adjusted R² = 0.198）。结论：这些发现表明，加强支持性养育策略（Supportive Parenting Strategies）和减少体重污名（Weight Stigma）的干预措施可能有助于预防该人群中的限制性饮食行为。

**论文解读：母亲养育策略与女儿感知体重取笑对拉丁裔早期青少年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影响**

**研究背景与问题**
早期青少年阶段的限制性饮食行为是饮食失调的重要前兆，尤其对女孩而言，其流行率显著高于男孩。然而，在拉丁裔家庭中，这类行为受家庭和社会因素影响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非西班牙裔白人群体，且较少同时考察母亲身体质量指数（BMI）、多重养育策略（如监控、控制、限制设定）以及体重取笑对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协同作用。社会文化理论指出，家庭作为社会化媒介，通过传递体重控制和外貌理想的讯息，可能加剧青少年的体重污名内化，进而诱发限制性饮食。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探讨拉丁裔母亲-女儿对中，母亲养育策略与女儿感知体重取笑如何共同预测限制性饮食行为，为制定文化敏感的预防干预提供依据。该论文发表在《Nutrients》期刊。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样本来源于2009–2012年和2017–2019年两个夏季健康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线队列，共纳入168对自我认定为拉丁裔的母亲-女儿对（女儿年龄9–14岁，且女儿被分类为超重或肥胖）。主要技术方法包括：使用双维文化适应量表（BAS）和西班牙裔青少年短文化适应量表（SASH）分别评估母亲和女儿的文化适应水平；采用育儿策略与活动量表（PEAS）测量母亲的三种养育策略（监控、控制、限制设定）；使用McKnight风险因素调查IV（MRFS-IV）中的体重取笑分量表（11项）和限制性饮食行为分量表（4项）分别评估女儿感知到的体重取笑和限制性饮食行为。所有身高和体重由研究人员使用标准仪器客观测量。统计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和三步层次多元回归，控制年龄、BMI等协变量，并检验了队列效应。

**研究结果**
**3.1 样本描述性特征**
样本中母亲平均年龄38.9岁（SD=6.6），女儿平均年龄11.5岁（SD=1.4）。81.0%的母亲出生于美国境外（主要来自墨西哥），而92.9%的女儿出生于美国。母亲中39.9%报告高文化适应，49.4%报告低文化适应；女儿中79.2%报告高文化适应。体重状况方面，11.3%的母亲体重正常，26.8%超重，39.3%肥胖；女儿中18.5%超重，80.4%肥胖。通过描述性分析得出上述分布特征。

**3.2 关键变量间的相关性**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女儿感知到的体重取笑与限制性饮食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405, p<0.001）；母亲BMI与女儿限制性饮食行为的相关不显著（r=0.057, p=0.465）。此外，限制性饮食行为与母亲控制策略（r=0.163, p=0.035）和体重取笑（r=0.405, p<0.001）正相关；女儿年龄与母亲监控策略负相关（r=?0.257, p<0.001）；女儿BMI与母亲BMI（r=0.424, p<0.001）和体重取笑（r=0.204, p=0.015）正相关，与监控负相关（r=?0.171, p=0.028）；母亲BMI与限制设定负相关（r=?0.203, p=0.009）；限制设定与监控正相关（r=0.474, p<0.001）。通过相关分析初步验证了假设方向。

**3.3 母亲策略、女儿感知体重取笑与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关联**
三步层次多元回归分析结果：第一步纳入年龄和BMI等控制变量，模型不显著（F(4,130)=0.510, p=0.731）。第二步加入母亲养育策略（控制、限制设定、监控），模型改善显著（ΔR²=0.081, ΔF(3,127)=3.780, p=0.012），但整体模型仍不显著（F(7,127)=1.928, p=0.070）。第三步加入女儿感知体重取笑，最终模型显著（F(8,126)=5.139, p<0.001），解释总方差19.8%（adjusted R²=0.198）。在最终模型中，女儿感知体重取笑与限制性饮食行为显著正相关（β=0.404, p<0.001），母亲限制设定策略与限制性饮食行为显著负相关（β=?0.213, p=0.017）。母亲控制策略和监控策略的预测作用不显著。敏感性分析加入队列变量后，模型结果稳健，队列效应不显著（β=?0.003, p=0.970）。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上述结论。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母亲限制设定策略对女儿限制性饮食行为的保护作用与先前关于支持性养育促进健康饮食行为的研究一致，表明在结构化但非强制性的环境中，限制设定有助于女儿发展自主调节能力，降低限制性饮食风险。相比之下，母亲控制和监控策略未显著预测，可能与控制策略的测量信度较低（Cronbach’s α=0.66）以及监控在不同发育阶段可能被感知为控制有关。体重取笑作为最强预测因子，说明家庭和社会环境中的体重污名化沟通会加剧食物的限制性摄入，这与社会文化理论中关于媒体和家庭传递瘦理想导致内化体重污名的观点相符。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自我报告偏差、控制子量表信度不足、样本仅限寻求干预的超重/肥胖拉丁裔女孩，以及跨时期数据可能存在未测量差异。结论部分翻译如下：**结论：** 这些发现凸显了家庭和社会环境在早期青少年饮食行为塑造中的重要性，并表明支持性养育实践和感知到的体重取笑可能是预防拉丁裔早期青少年饮食失调的可修正干预靶点。具体而言，母亲限制设定策略是保护性因素，而感知到的体重取笑是回归模型中限制性饮食行为的最强独立预测因子。有必要开展干预研究，以确定改变这些家庭与社会因素能否减少青春期前限制性饮食行为的发生。本研究聚焦于拉丁裔母亲和早期青少年女儿，填补了文献中该人群在家庭因素与限制性饮食研究中的代表性不足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