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和谐中介中国北方中年女性主观幸福感与健康促进行为之间的关联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Family Harmony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Health-Promoting Behaviors Among Middle-Aged Women in Northern China

　　

**目的** 健康促进行为（health-promoting behaviors, HPB）对于疾病预防和健康老龄化至关重要，但在面临围绝经期变化及工作-家庭需求的中年女性（45–59岁）中仍不理想。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与HPB相关，但家庭关系因素在此关联中的作用尚不明确。家庭和谐可能代表连接SWB与HPB的关键关系路径；然而，来自中国北方的证据仍然有限，且此路径可能因民族而异，因为女性的家庭角色和责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有所不同。本研究检验了家庭和谐是否中介了中国北方中年女性SWB与HPB之间的关联，并探讨了此关联在HPB各领域及民族间的差异。**患者与方法** 于2022年6月至10月在中国北方烟台和延吉的八个社区开展了一项横断面调查。共529名中年女性（包括415名汉族女性（78.45%）和114名中国朝鲜族女性（21.55%））完成了SWB、家庭和谐及HPB的验证量表。研究人员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及使用Hayes PROCESS宏（模型4）的中介分析，并进行了领域特异性和民族分层分析。**结果** 家庭和谐部分中介了SWB与HPB之间的关联（间接效应 = 0.047，95%置信区间 [0.014, 0.081]）。对于健康责任、身体活动、营养、压力管理和精神成长，间接效应显著，但人际关系维度不显著。在汉族参与者中，关联主要为直接效应；在中国朝鲜族参与者中，观察到仅通过家庭和谐的间接中介模式。**结论** 这些发现强调了在支持中年女性健康生活方式时，除个体心理资源外，考虑家庭关系背景的重要性。社区健康项目可能受益于将个体层面支持与家庭参与成分相结合，并根据不同人群的社会文化背景调整这些策略的重点。

**论文解读：家庭和谐在中国北方中年女性主观幸福感与健康促进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背景与问题**

健康促进行为（health-promoting behaviors, HPB）是疾病预防和健康老龄化的基石，但中年女性（45–59岁）的HPB水平普遍不理想。这一群体同时经历围绝经期生理变化和工作-家庭角色转换，可能限制其建立和维持健康习惯的能力。全球范围内，到2030年绝经或绝经后女性数量预计将超过十亿，凸显了中年女性健康日益增长的公共卫生意义。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作为一种积极心理资源，被认为与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相关，但二者之间的潜在路径尚不明确。家庭关系背景，尤其是家庭和谐，可能是一个关键中介因素。然而，在中国北方，关于家庭和谐如何在SWB与HPB之间起中介作用的证据有限，且可能因民族（汉族与朝鲜族）而异，因为女性的家庭角色和责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旨在检验家庭和谐是否中介了中国北方中年女性SWB与HPB之间的关联，并探索此中介模式在HPB各领域及民族间的差异。该论文发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2年6月至10月在中国北方烟台（山东省）和延吉（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两个指定地点开展了一项社区横断面调查。采用目的性抽样，涵盖城市、郊区和农村社区，共纳入529名中年女性，其中汉族415人（78.45%），中国朝鲜族114人（21.55%）。主要技术方法包括：使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II中文修订版》（HPLP-II-R）评估HPB（包含健康责任、身体活动、营养、人际关系、压力管理和精神成长六个维度）；使用《家庭和谐量表简版》（FHS-5）评估家庭和谐；使用《中年女性幸福感量表》（HAS-MW）评估SWB。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及Hayes PROCESS宏（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并进行了领域特异性和民族分层分析。样本量估计基于先前研究，最小所需样本量为385，考虑10%的缺失率后调整为428，实际有效样本529份。

**研究结果**

**参与者的基本特征**：最终样本中，78.45%为汉族，21.55%为中国朝鲜族；74.10%已婚；居住地均匀分布在城市（33.46%）、郊区（32.51%）和农村（34.03%）；74.67%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

**相关性分析**：家庭和谐与HPB呈强正相关（r = 0.540, P < 0.01）；SWB与HPB（r = 0.372, P < 0.01）及家庭和谐（r = 0.238, P < 0.01）均呈显著正相关。

**中介分析结果**：在控制婚姻状况、居住地、教育水平、居住安排、平均月家庭收入、诊断慢性病、当前用药、过去三年体检及社区健康服务使用等协变量后，SWB对HPB的总效应显著（效应值 = 0.157, 95% CI [0.085, 0.228]）。引入家庭和谐后，SWB对HPB的直接效应仍显著（效应值 = 0.109, 95% CI [0.044, 0.174]），且通过家庭和谐的间接效应也显著（效应值 = 0.047, 95% CI [0.014, 0.081]），表明家庭和谐部分中介了SWB与HPB的关联（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30.22%）。

**领域特异性中介分析**：家庭和谐显著中介了SWB与五个HPB子维度的关联：健康责任（间接效应 = 0.030, 95% CI [0.007, 0.043]）、身体活动（间接效应 = 0.028, 95% CI [0.006, 0.039]）、营养（间接效应 = 0.017, 95% CI [0.004, 0.033]）、压力管理（间接效应 = 0.017, 95% CI [0.003, 0.030]）和精神成长（间接效应 = 0.020, 95% CI [0.004, 0.034]）。但人际关系维度不显著（间接效应 = 0.012, 95% CI [?0.0002, 0.030]）。

**民族分层中介分析**：在汉族群体中，SWB对HPB的总效应（效应值 = 0.177, 95% CI [0.096, 0.259]）和直接效应（效应值 = 0.149, 95% CI [0.075, 0.222]）均显著，但通过家庭和谐的间接效应不显著（效应值 = 0.029, 95% CI [?0.008, 0.068]），表明关联以直接效应为主。在中国朝鲜族群体中，SWB对HPB的总效应（效应值 = 0.092, 95% CI [?0.063, 0.247]）和直接效应（效应值 = ?0.015, 95% CI [?0.165, 0.134]）均不显著，但通过家庭和谐的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 = 0.107, 95% CI [0.033, 0.203]），表明存在仅通过家庭和谐的间接中介模式。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家庭和谐可能是SWB与HPB关联中的一个重要关系路径，支持了“拓展-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和“压力缓冲假说”（stress-buffering hypothesis）。对于汉族女性，SWB直接促进HPB；对于中国朝鲜族女性，家庭和谐作为关键中介，可能反映了不同民族在家庭角色、代际关系、配偶支持等方面的差异。人际关系维度不显著，可能源于概念不匹配：家庭和谐聚焦家庭内部，而人际关系维度涵盖更广泛的社交网络。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自我报告偏倚、样本仅来自北方两个城市且朝鲜族样本量较小。结论：家庭和谐部分中介了中国北方中年女性主观幸福感与健康促进行为之间的关联，间接效应在大多数行为领域显著，且民族分层分析显示不同模式。这些发现强调了在社区健康促进中结合个体心理支持与家庭参与成分，并根据不同人群的社会文化背景调整侧重点的潜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