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种、种子系统与试验：来自红树林沼泽水稻农业生态系统的经验教训

《Agroecology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Varieties, seed systems, and experiment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mangrove swamp rice agroecosystem

　　

本文探讨了农民在水稻品种选择和管理方面的偏好与实践，并报告了几内亚比绍南部逐步进行的品种试验。研究人员采用混合方法（mixed-methods）和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y）方法，于2021–2023年开展研究，以更好地理解为何尽管在红树林沼泽水稻（mangrove swamp rice, MSR）农业生态系统中已有长期的研究和干预历史，但正式引入品种的采用率仍然很低。研究发现，在所研究的四个村庄中，农民拥有至少18个品种，但大多数家庭每年仅种植两到三个品种，且以长生育期品种为主。MSR种子系统以农户自留种和农民品种为主导。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的农民品种和外源品种比外部行为者分发的品种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和显著更高的产量。所有测试品种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多种社会文化、生物物理和环境条件的影响，籽粒产量范围在0–944 g/m²（平均307 g/m²）之间。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对农民的限制、偏好、实践和知识理解不足，限制了种子系统干预的影响。研究人员敦促研究和发展行动者采用跨学科方法，尤其是在面对资源受限环境中具有挑战性的现实和当地知识生产方式时。

**研究背景与问题**
红树林沼泽水稻（mangrove swamp rice, MSR）农业生态系统分布在几内亚比绍沿海，由受潮汐影响的潮汐红树林（tidal mangrove, TM）田和伴生红树林（associated mangrove, AM）田组成，是该国小农生计的重要基础。过去80余年间，殖民政府、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曾多次从外部引入水稻品种，试图提高产量和适应能力，但正式品种在农民群体中的采用率始终偏低。已有文献指出，农民种子系统（又称“非正式”“地方”“内源”或“传统”种子系统）服务于全球超过80%的农民，尤其是在资源受限环境中；然而正式干预长期将农民种子系统视为落后且需要被替代的对象，并偏好以产量和现代化为目标，忽略了当地的社会生态约束和农民的优先需求。传统研究方法难以捕捉真实情境，导致对农民品种偏好和种子需求的认知存在碎片化与偏见。因此，研究人员在2021–2023年采用混合方法和跨学科方法，聚焦几内亚比绍南部Tombali地区，尝试回答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正式种子系统引入和推广的品种为何在MSR农业生态系统中难以持续；二是不同品种在胁迫耐受性和适应当地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条件方面的表现如何。该论文发表于《Agroecology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在几内亚比绍南部Tombali地区的Cafal、Cafine、Caiquene和Quibil四个村庄开展研究。2020年基线调查覆盖221户户主；2021–2023年对58户户主进行参与式观察和自我报告访谈，并在Cafal Nalu、Cafal Balanta、Quibil、Cafine和Caiquene举行焦点小组讨论。试验种质分为三组：农民品种组合（farmers’ variety portfolio, Far.VP）、农民近期引入（farmers’ introductions, Far.I）和正式机构引入（formal institutional introductions, For.I.I），后者包括AfricaRice培育的品种以及项目推广的纯化农民品种。田间试验在农民田块中按农民惯行农艺措施管理，采用重复试验和婴儿试验（baby trials）。气象数据来自Malmon项目在Buba、Cafine和Quibil的观测站，土壤性状由研究团队采样分析。数据分析采用IBM SPSS 26软件，使用非参数Kruskal-Wallis检验和Wilcoxon两样本检验，显著性水平设为0.05。

**研究结果**
**Tombali的水稻品种使用与偏好**
调查显示，四个村庄的农民共拥有至少18个品种，但大多数农户每年仅种植两到三个品种，且以长生育期品种为主。Yaca和Caublac是最常被报道的品种，其中Yaca实际包含两个长生育期品种，即Yaca sau和Yaca branco。农民种子多来自自留种，或在亲友、邻里间进行非正式交换，未发现种子买卖现象。焦点小组讨论中，农民一致将劳动力短缺、堤坝维护、盐度胁迫以及杂草、鸟、牛和鳄鱼等生物胁迫列为主要生产限制，而从未提及品种性能问题。这表明农民对自身品种组合具备较高满意度，对正式“改良”品种并未表现出明显需求。

**学习过程：产量与生育期、种质来源和环境的关系**
在试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农民的移栽密度远高于文献记载，平均每穴使用15–20株幼苗。生育期方面，长生育期品种的产量显著高于中生育期和短生育期品种（p=0.001），中生育期品种又显著高于短生育期品种。短生育期品种在TM田中表现不佳，但在部分AM田中有一定产量，原因在于AM田中一些田块播种较晚，使短生育期品种得以避开早熟期的鸟害。社会文化因素，包括驱鸟协调、收获期食物共享规范和劳动力可用性，是农民不在季初种植中短生育期品种的主要原因，也解释了短生育期品种在该地区难以融入农民生产体系的现象。

**种质来源**
按种质来源比较，Far.VP的产量显著高于For.I.I（p=0.001），并与Far.I无显著差异（p=0.21）；Far.I也显著高于For.I.I（p=0.001）。这表明农民通过非正式网络自行引入的外来品种比正式机构分发的品种更适应本地环境。TM田的产量普遍高于AM田，与农民在试验建立前的认知一致。三年间，正式机构引入品种的表现均未超越农民品种组合。

**品种表现**
各品种的籽粒产量变异极大，总体均值为307 g/m²，中位数为299 g/m²，范围从0到944 g/m²。产量最高的品种包括Barconte、V.44 I.G.、Yaca sau、Nconton preto、Kataco、V.56 I.G.、Yaca branco、RD-15、Mamussu、Sele和Tanhan，其中大多数来自农民品种组合，仅有V.44 I.G.、V.56 I.G.、Sele和Tanhan属于正式机构引入。三年试验均显示，环境条件（如盐度、干旱、土壤毒性）和田间管理对产量的限制超过品种本身的遗传差异。AfricaRice的品种如ARICA 6在农民实际条件下远未达到其报告产量潜力，进一步说明正式品种在资源受限小农生产环境中的局限性。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当前Tombali农民以长生育期品种为主导，这与研究和发展机构长期推荐短、中生育期品种的思路明显错配。农民通过调整播种窗口和品种搭配，使收获期尽量同步，以减轻鸟害和社会性分享压力，而短生育期品种的早熟特征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劳动负担和社会风险。正式机构采用纯系选择方法，试图从农民品种中提纯单一基因型，可能削弱农民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并削弱农民自留种、自主选种和交换网络的能动性。几内亚比绍的种子分发系统主要由非政府组织驱动，而非基于真实的农民需求，因此难以产生可持续影响。研究人员呼吁放弃寻找广泛适应品种的旧思路，转向在特定生态环境中筛选与当地农民偏好和需求相匹配的品种。

结论部分总体上可翻译为：研究人员采用整体、互动、非线性且持续反思的方法，将田间试验作为“活实验室”，使研究人员与农民能够就所研究的品种和实践交换知识、经验和感知。这种方法整合揭示了常规研究可能忽略的见解：首次记录了几内亚比绍南部农民的播种窗口以及种植中、长生育期品种的策略，并解释了短生育期品种在该地区失败的原因；同时报告了多样水稻品种在农民田间的产量，表明产量受社会经济、文化、农业生态条件共同制约，具有广泛变异性。提高产量需要深入理解当地农作实践和知识系统，以及农民的优先需求和约束。研究人员敦促育种家、农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在面对资源受限环境中的异质性现实时采取更具反思性的方法，使“参与”回归其完整内涵——研究人员与农民在真实田间条件下共同试验、试错、互相学习，进而共同生产知识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