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阿富汗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中的迁移后压力源与健康脆弱性

《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Minority Health》：Post-Migration Stressors and Health Vulnerabilities Among Afghan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n Türkiye

　　

这项现象学研究探讨了阿富汗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土耳其寻求健康和社会支持时的生活经历。数据通过深度半结构化访谈收集，对象为2023年12月至2024年6月期间居住在土耳其开塞利的25名达里语（Dari）阿富汗难民。访谈根据参与者偏好使用达里语或英语进行，并在参与者同意下录音。访谈采用访谈指南进行，旨在促进对在土耳其生活经历（重点关注健康）的讨论。反思性主题分析揭示了四个重叠的主题：（1）广泛的心理困扰，（2）日常互动中的歧视与社会排斥，（3）作为心理健康负担的经济困难，以及（4）作为慢性压力源的限制性移民政策。研究结果强调了限制性移民政策如何塑造健康结果，将其定位为阿富汗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关键健康社会决定因素。

**论文解读：土耳其阿富汗难民与寻求庇护者的迁移后压力源与健康脆弱性**

**研究背景与问题**

截至2025年6月底，全球难民人口达到4250万，其中阿富汗难民占全球六分之一，土耳其是第三大阿富汗难民接收国。然而，土耳其境内阿富汗难民群体的研究不足，现有证据表明他们面临更高的心理健康脆弱性。在土耳其，只有逃离欧洲国家迫害的个人才能被正式承认为难民，而非欧洲群体（包括阿富汗人）无法获得完整难民身份。叙利亚人受临时保护条例（Temporary Protection Regulation, TPR）覆盖，无需经历难民身份确定（Refugee Status Determination, RSD）即可申请居留许可；而阿富汗人则需经过更严格且不连续的RSD程序，这常导致长期不确定性、未解决的庇护申请、加入土耳其非法移民群体以及被驱逐出境风险增加。自2018年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将权威移交土耳其政府后，对阿富汗人的RSD程序日益严格。这些政策条件共同加剧了土耳其境内阿富汗人的脆弱性。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群体因迁移过程中累积暴露于逆境（包括迁移前创伤、艰难迁移旅程以及抵达接收国后的多重压力源）而面临比非流离失所人群更高的心理健康问题风险。已有研究显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是阿富汗难民中最普遍的精神疾病之一，在英国和加拿大阿富汗难民中报告率分别为52%和53%。调查研究表明，土耳其境内的难民普遍存在“常见心理健康问题”，阿富汗人比叙利亚难民经历更严重的焦虑症状，可能反映了其更不稳定的法律地位。此外，土耳其东道主社会中对阿富汗难民的非人化、种族主义或负面看法普遍存在；不可靠的收入来源、不一致或不安全的就业机会以及有限的财政援助共同描述了阿富汗难民在土耳其普遍较差的社会经济地位，这构成难民群体心理健康恶化的风险因素。因此，这项研究旨在及时且原创性地探讨土耳其阿富汗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生活经历，重点关注健康与社会支持，强调移民政策作为结构决定因素对日常压力源的贡献。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现象学方法，通过深度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对象为2023年12月至2024年6月期间通过阿富汗难民团结协会（Afghan Refugees Solidarity Association, ARSA）招募的25名居住在土耳其开塞利的达里语成年阿富汗难民（18岁以上）。开塞利是土耳其中部城市，人口约150万，难民人口估计约7.4万。伦理批准获得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美国）和博阿齐奇大学（土耳其）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参与者自愿参加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访谈在ARSA办公室的私密房间进行，由达里语研究者主持，每次约45分钟，参与者完成访谈后获得25美元补偿。录音转录后，由两名双语研究者使用反思性主题分析对转录文本和研究者备忘录进行分析。通过独立开放式编码、团队讨论形成英文编码手册，并由第三名双语成员合并相似代码生成主题。分析中使用了负面案例分析、同行汇报和成员核查以增强严谨性。

**研究结果**

**广泛的心理困扰**：心理困扰普遍存在，源于对被驱逐出境、失去法律身份、家庭分离以及医疗保健障碍的恐惧。参与者叙述了恐惧、社交退缩等心理挣扎和创伤症状。例如，一名母亲因庇护者身份卡被撤销而描述孩子生活在恐惧中；另一名母亲提到16岁儿子变得孤僻。参与者频繁报告焦虑、抑郁、失眠和创伤症状，并将其与迁移前暴力和迁移后压力相关联。一名女性回忆在阿富汗怀孕期间多次被殴打导致流产，另一名参与者提到因心理压力导致头发变白。

**日常互动中的歧视与社会隔离**：歧视和社会隔离体现在与当局和公众的互动中。例如，学校官员发表“你为什么来这里？”的评论并威胁驱逐，难民儿童在学校遭受欺凌。一名母亲哭诉老师拒绝干预并威胁驱逐。房东在允许区域提供过高租金，参与者因国籍被拒绝租赁协议，需土耳其人担保。语言能力有限增加了歧视暴露和社会隔离，参与者被要求学习土耳其语，否则无法合作。参与者报告无人可依靠，一名女性描述“胃里充满忧虑和悲伤，无人倾诉”；一名父亲表示将所有问题埋在心底。

**经济困难作为心理健康负担**：经济困难成为核心压力源。参与者描述剥削性工作条件、不规律就业以及工资不足以满足基本需求，新冠疫情和2023年地震进一步加剧了困难。一名女性丈夫在地震后失业，只能间歇性打零工；一名为社区服务的参与者提到年轻女性难民在求职中遭受剥削。土耳其高通胀下，最低工资仅够支付租金，土耳其红新月会（Kizilay）的援助被广泛认为不足。经济困难进一步限制医疗保健可及性，一名女性因无力支付药费而无法看医生，另一名母亲不得不自行拔牙。绝望中，许多人考虑冒险前往希腊，但缺乏资金。

**限制性移民政策作为慢性压力源**：参与者对土耳其限制性移民政策表达沮丧和绝望。他们报告难以获得或更新身份卡（Kimlik），行动自由受限，以及歧视性住房政策将阿富汗人限制在有限且高价的租赁区域。一名参与者表示“土耳其对难民施加如此严格的法规，我甚至无法向当局报告问题”。身份卡被任意撤销，有时因未通知的官僚要求（如地址更新）而触发，导致参与者失去身份。例如，警察在无人时上门检查导致身份卡关闭，即使家人在学校或工作。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迁移后压力源（包括限制性移民政策造成的法律不确定性、经济排斥、语言障碍和感知歧视）是心理困扰的主要来源。参与者经历绝望、恐惧和焦虑等情绪负担，常因社会排斥和医疗/心理健康服务有限而加剧。研究将移民政策视为关键健康社会决定因素。限制性移民政策（如行动限制和持续驱逐恐惧）与心理健康负担相关，类似定量研究结果（Kurt等，2022）。临时居留身份与更高压力和更差心理健康结果相关，而合法身份从临时转为永久后，PTSD和抑郁症状减轻。土耳其作为接收国提供临时保护，但缺乏长期居留途径，而威慑导向措施（如收紧文件要求或撤销身份卡）可能用于劝阻长期居留并促进返回。经济排斥是另一个主要压力因素，语言能力有限是贫困预测因素，贫困与较差心理健康结果相关。歧视是导致社会隔离的特定因素，其对难民身心健康的影响已有文献支持。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量小、通过ARSA招募可能无法完全代表土耳其阿富汗难民多样性，以及为保护参与者安全而未收集详细人口统计资料（如停留时间）。优势在于双语研究者和编码者增强了准确性。

**结论与启示**：研究结果与接收国难民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包括不稳定法律地位、服务可及性限制和歧视）一致。只有不到3.0%的难民在提供明确永久居留途径的国家重新安置；大多数仍留在临时保护制度和限制性移民政策下的接收国。政策层面呼吁更包容的移民政策、更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以确保公平获得住房和教育，以及对机构歧视行为的问责机制。实践层面，实施创伤知情方法、提高服务提供者对难民权利的认识、扩大语言支持服务并投资社会包容项目，可促进尊严和公平待遇。改善难民心理健康可能通过增强社会功能促进社会融合。心理健康干预应与经济赋权计划整合，并增加法律和社会保护可及性。总之，解决结构性障碍（尤其是限制性移民政策产生或强化的障碍）对于改善土耳其阿富汗难民的整体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