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ug and Alcohol Review》：High Awareness, Low Clarity: Knowledge of the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s Multi-Drug Decriminalisation Reform Among People Who Use Illicit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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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
2023年10月，澳大利亚首都领地（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ACT）成为首个通过法律将多种非法药物少量持有非刑事化（decriminalisation）的澳大利亚司法管辖区，引入了一项替代性
**摘要**
**引言**
2023年10月，澳大利亚首都领地（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ACT）成为首个通过法律将多种非法药物少量持有非刑事化（decriminalisation）的澳大利亚司法管辖区，引入了一项替代性立法路径，允许警方将个体转介至健康教育及信息宣讲会，或处以100澳元罚款。本研究调查了堪培拉两个定期使用非法药物人群对该改革的知晓度与理解程度。
**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3年4月至6月（立法前）及2024年（立法后）招募了横断面样本，包括定期使用非法兴奋剂的人群（n=200；来自“摇头丸及相关药物报告系统”，Ecstasy and Related Drugs Reporting System, EDRS）和注射药物的人群（n=201；来自“非法药物报告系统”，Illicit Drug Reporting System, IDRS）。采用卡方检验（Chi-square analyses）评估年份间差异。
**结果**
自我报告对新立法的知晓度在2023年至2024年间显著增加——EDRS参与者从49%升至81%（p<0.001），IDRS参与者从33%升至72%（p<0.001）。在两年中，大多数知晓立法的参与者正确认识到该立法仅适用于持有（EDRS：94%–95%；IDRS：78%–91%），而非销售或供应。许多人理解警方对少量持有犯罪的回应方式已改变（EDRS：76%；IDRS：56%–66%）；然而，误解持续存在，相当比例参与者认为警方会“不采取任何行动”，和/或认为持有大麻以外的药物“完全合法”。
**讨论与结论**
在定期使用非法药物的两个人群中，对ACT多种药物非刑事化改革的知晓度有所提高，但对细节的理解仍参差不齐。许多参与者似乎混淆了合法化（legalisation）与非刑事化，并对警方及司法回应存在误解。
**论文解读：高知晓度，低清晰度——澳大利亚首都领地非刑事化改革在药物使用者中的认知评估**
**研究背景与问题**
长期以来，基于惩罚和禁止的毒品政策被认为未能减少药物使用，反而加剧了健康、社会及司法伤害。国际机构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呼吁成员国扩大逮捕替代措施，包括将个人使用持有非刑事化（decriminalisation），以促进公共卫生、人权和社会公平。非刑事化被定义为减少或取消对个人持有非法药物的刑事处罚，同时保留对供应的制裁，已有证据表明它能减少药物刑事化带来的污名和歧视，改善健康结局而不增加整体药物使用。然而，非刑事化模式的效果因实施方式、政治环境、健康服务投入及公众信息清晰度而异。葡萄牙的综合非刑事化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澳大利亚大多数州此前依赖于警察自由裁量权的事实上非刑事化（de facto decriminalisation）。2023年10月，澳大利亚首都领地（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ACT）成为首个通过法律将多种毒品（包括苯丙胺、可卡因、海洛因、LSD、甲基苯丙胺、MDMA、裸盖菇素及大麻）少量持有非刑事化的司法管辖区，引入立法路径，允许警方将个体转介至健康教育信息宣讲会或处以100澳元罚款，同时保留对超过阈值的刑事处罚。该改革旨在将药物使用视为健康问题而非刑事司法问题，但其有效性不仅取决于立法实施，还取决于受影响人群对法律的理解。误解可能导致个体无意中暴露于法律制裁，或因恐惧而避免寻求帮助，从而削弱改革目标。因此，本研究旨在评估ACT非刑事化改革前后，堪培拉定期使用非法药物人群对该改革的知晓度和理解程度。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通过横断面调查，在2023年（改革前）和2024年（改革后）分别对两类人群进行访谈：定期使用非法兴奋剂的人群（来自“摇头丸及相关药物报告系统”，Ecstasy and Related Drugs Reporting System, EDRS）和注射药物的人群（来自“非法药物报告系统”，Illicit Drug Reporting System, IDRS）。结果显示，自我报告对改革的知晓度在两年间显著提升，EDRS参与者从49%升至81%，IDRS参与者从33%升至72%（均p<0.001）。然而，对细节的理解仍然混乱：多数知晓立法的参与者正确认识到改革仅适用于持有而非销售或供应，但许多人错误认为非大麻类毒品“完全合法”，表明混淆了合法化（legalisation）与非刑事化。此外，参与者对警方和司法回应的认知存在误解，例如相当比例认为警方可能“不采取任何行动”或允许保留毒品，且对较重处罚（如监禁）的认知不足。该研究首次在澳大利亚实证评估了多种药物非刑事化法律的知晓度，强调持续公众信息传递的必要性，以改善法律理解并实现预期公共卫生效益。论文发表于《Drug and Alcohol Review》。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数据来源于两个哨点人群：EDRS和IDRS。样本来源于堪培拉，EDRS参与者通过社交媒体和口口相传招募，IDRS参与者通过针具交换项目、治疗机构及口口相传招募。2023年4月至6月（立法前）招募了100名EDRS和101名IDRS参与者；2024年4月至7月（立法后6-8个月）招募了各100名。使用标准问卷评估对法律地位、改革内容及警察/司法回应的认知。采用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或Fisher精确检验比较年份间差异，显著性阈值设为p<0.01。重复参与者（7名EDRS和34名IDRS）被保留，缺失数据排除。
**研究结果**
**3.1 样本特征**
2023年和2024年，IDRS参与者中约三分之二为男性，中位年龄46-48岁；EDRS参与者中多数为男性，中位年龄22岁。两组人群的人口学特征（出生地、语言、就业、教育、刑事司法接触等）在年份间保持稳定，表明样本构成未发生显著变化。
**3.2 对药物法律地位的自我报告认知**
- 对大麻持有法律地位的认知：EDRS样本中，多数（约85%）认为大麻在少量时完全合法，且年份间无显著变化（p=0.285）。IDRS样本中，2023年74%认为大麻少量完全合法，2024年下降至64%（p=0.009），但多数仍持此错误认知（实际2020年改革已使大麻少量持有合法化）。
- 对其他非法药物持有法律地位的认知：2023年，近半数EDRS（47%）和IDRS（51%）正确认为其他非法药物持有在任何数量均非法。但2024年，该比例显著下降至EDRS的20%和IDRS的26%，而错误认为“某些药物在少量时完全合法”的比例大幅上升至EDRS的58%和IDRS的48%（均p<0.001），表明混淆了非刑事化与合法化。
**3.3 对非刑事化立法的知晓度与知识**
- 知晓度：2023年，EDRS中49%和IDRS中33%知晓即将实施的立法；2024年，知晓度分别升至81%和72%（均p<0.001）。
- 对立法适用范围的理解：在知晓立法的参与者中，2024年多数（EDRS 95%，IDRS 91%）正确认为立法仅适用于持有，而非销售或供应，且基本稳定。
- 对适用药物的认知：参与者对具体药物认知混杂。EDRS参与者中，最大比例认为适用于MDMA（41%）和可卡因（39%）；IDRS参与者中，最大比例认为适用于甲基苯丙胺（38%）、大麻（36%）和海洛因（32%）。仅约三分之一（EDRS 33%，IDRS 41%）认为适用于所有当前非法药物。
**3.4 对持有犯罪处罚的感知**
- 警方回应：在知晓立法的参与者中，2024年多数（EDRS 76%，IDRS 56%）正确认为警方合法回应方式已改变。参与者最常报告的正确选项包括：警方可发出分流通知及转介（EDRS 70%，IDRS 77%）、罚款（71%和77%）、没收药物后不采取进一步行动（71%和77%）。错误选项如“可逮捕”的比例显著下降，但仍有26%-28%认为警方可能“不采取任何行动（即让我保留药物）”。
- 地方法官处罚（少量持有，0.5g）：2024年，多数参与者认为法官可处以罚款（EDRS 73%，IDRS 78%）、转介评估和治疗（82%和88%）、良好行为令（62%和63%）。认为可判处监禁的比例显著下降至EDRS 9%和IDRS 28%。
- 地方法官处罚（超过少量，4g）：2024年，多数参与者认为法官可处以监禁（EDRS 61%，IDRS 78%）、罚款（81%和80%）、转介（80%和70%）、良好行为令（75%和70%）。与2023年相比，认为可获罚款或转介的比例几乎翻倍，表明参与者对较重处罚仍认知不足。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知晓度提升显示改革的部分信息传递有效，但混淆合法化与非刑事化、对警察和司法回应的误解持续存在，可能削弱改革减少伤害和分流的目标。研究还发现，参与者对超过少量持有处罚的认知存在偏差，可能低估了仍可适用的严重刑罚。这些结果与国际经验一致，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墨西哥的类似研究显示，法律理解不足会限制公共卫生效益。ACT改革的复杂性（包括既往事实上非刑事化、大麻合法化、联邦法律冲突）加剧了认知混乱。建议考虑简化立法模型（如无制裁模式）或扩大覆盖药物范围，以提升法律清晰度。
**结论**
ACT的多种药物非刑事化改革标志着澳大利亚毒品政策的重要转变。然而，国际证据表明，其成功不仅取决于立法变革及健康与司法系统整合，还取决于受影响人群对改革的理解。本研究发现，在定期使用药物人群的横断面样本中，对ACT改革的知晓度在实施后有所提高。然而，对少量持有药物犯罪的法律地位和潜在处罚的困惑持续存在，这可能削弱改革减少伤害和分流的目标。为实现预期效益，持续有针对性的教育至关重要，同时需长期考虑简化现有立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