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旺盛的体力活动潜在轨迹及其与多维度心理健康结果之间的关联

《Mental Health and Physical Activity》：Latent trajectories of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multidimensional mental health outcomes among adolescents

　　摘要
背景与目的
体育活动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平均趋势和单一结果上，而没有考虑发展轨迹的异质性以及对心理健康不同方面的可能不同影响。本研究采取了一种全面的方法来探讨以下问题：(a) 利用七次年度调查波次，分析韩国青少年自我报告的剧烈体育活动轨迹的潜在类别；(b) 这些潜在类别在基线和终点时在五个心理健康方面是否存在差异；(c) 体育活动轨迹潜在类别的预测因素。

方法
本研究使用了2018年韩国儿童与青少年面板调查的数据，共有2,607名参与者，时间跨度为2018年至2024年。研究采用潜在类别增长分析来确定剧烈体育活动轨迹的潜在类别，该轨迹通过每年一次的五分类自我报告项目进行测量，并使用BCH程序来分析这些潜在类别在基线和终点时在五个心理健康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此外，还使用了多项式逻辑回归来分析基线时的预测因素。

结果与结论
研究确定了五个类别：中等水平（9.5%）、高水平（9.8%）、急剧下降高水平（34.2%）、缓慢下降高水平（9.7%）和低水平（36.8%）。在两个时间点上，抑郁、自尊和同伴关系在各类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且这种差异在第七次调查波次时进一步扩大。注意力在各类别间没有差异，而身体症状仅在基线时存在差异。高水平类别以持续的活动以及在青少年中期有所恢复为特征，在终点时表现出最有利的心健康状况。性别、家庭收入、智能手机依赖度和私人辅导时间是预测类别成员的因素。体育活动轨迹与情绪和心理社会维度有选择性关联，而不是均匀影响所有方面的心理健康，这突显了全面多维度方法的价值。

引言
青少年时期的体育活动已被认为是促进心理健康和福祉的重要因素（Biddle等人，2019年）。研究表明，体育活动与减少抑郁症状、提高自尊以及改善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Rodriguez-Ayllon等人，2019年）。尽管体育活动有明显的积极效应，但全球青少年在中学阶段的体育活动水平显著下降（Dumith等人，2011年）。青少年时期体育活动水平的下降不仅涉及行为变化，还对该关键心理成熟阶段的心理健康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Dahl等人，2018年）。尽管关于青少年时期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已有大量发表，但大多数研究存在两个重要局限性。首先，大多数研究基于变量中心的方法，如横断面设计和增长曲线分析，这些方法都假设发展轨迹是同质的（Nagin，2005年）。事实上，这种假设无法识别出具有不同体育活动发展轨迹的青少年群体：有些青少年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保持高水平的体育活动，有些在中学生活开始时活动水平急剧下降，而有些则从一开始就处于低水平。为了解决这一局限性，研究人员设计了新的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如潜在类别增长分析（LCGA）。LCGA能够识别出具有不同发展轨迹的潜在类别，根据个体随时间的发展模式将他们分类（Jung & Wickrama，2008年）。越来越多的研究使用LCGA和其他混合模型来研究青少年的体育活动模式，并持续识别出不同类型的潜在类别，包括那些始终活跃的青少年、逐渐减少活动的青少年以及始终不活跃的青少年（Kwon等人，2015年；Farooq等人，2020年）。这些研究表明，青少年时期的体育活动下降并非普遍现象，个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进一步观察结果侧面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局限性：大多数研究关注体育活动模式与单一结果（如抑郁或自尊）之间的关系（Hoare等人，2016年），但这种方法未能充分考虑心理健康的全面性，包括认知、情感、社会和身体方面，这些方面可能对体育活动模式有不同的反应（Lubans等人，2016年）。正如Stubbs等人（2024年）所指出的，要全面理解体育活动模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必须综合考虑心理健康的各个方面。如果我们只关注其中一个方面，就无法知道所有心理健康方面是否都受到体育活动模式的同等影响，或者某些方面是否比其他方面更敏感。从每个维度不同的机制出发，可以找到这种差异敏感性的理论依据。运动与自尊模型（EXSEM；Sonstroem & Morgan，1989年）专门解释了体育活动如何影响自尊：参与体育活动可以提高身体自我效能感和身体自我能力，从而提升整体自尊。因此，自尊是最直接受体育活动影响的维度。情感维度抑郁可能通过自尊途径间接受到影响，因为自我价值的提升可以缓解抑郁情绪。社会维度中的同伴关系可能通过体育和体育活动提供的互动机会（如团队合作和共同参与）而受益（Smith等人，2006年）。相比之下，注意力（认知维度）和身体症状（身体维度）主要受神经生物学和生理机制的影响——例如神经递质调节和生理适应——这些机制相对独立于自我认知（Lubans等人，2016年）。由于这些机制在类型和直接性上存在差异，有充分的理由预期心理健康的不同维度对体育活动模式的敏感度不同。

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1979年）进一步强调了个体受到的影响不仅仅是自身决定的结果，该理论指出家庭生活、学校安排、朋友以及使用电脑屏幕的时间等复杂因素都会影响青少年的体育活动水平。这一模型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不同个体会有不同的体育活动模式，因为青少年时期的体育活动与性别、家庭因素（如育儿方式）以及更大范围的环境因素（如学校压力）有关。这些框架直接推动了本研究的问题。围绕EXSEM组织的维度特定机制表明，心理健康的不同维度对体育活动模式的敏感度可能存在差异（研究问题2）：与认知和身体维度相比，通过自我认知和社会过程与体育活动相关的自我相关、情感和社会维度在类别间的差异更大。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还表明，个体、家庭和情境因素将共同预测轨迹类别的归属（研究问题3）。鉴于轨迹建模的探索性质，我们将这些预期视为理论推导出的结果，而非正式的方向性假设。

韩国是一个特别适合探讨这些研究问题的环境，因为韩国青少年面临极高的学术期望，这主要是由于私立辅导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导致他们用于体育活动的时间有限（Lee & Shouse，2011年）。与其他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相比，韩国青少年在学业上投入的时间显著更多（OECD，2019年）。韩国在青少年智能手机拥有量和使用率方面也位居世界前列，研究发现，智能手机依赖导致青少年更倾向于久坐和减少体育活动（Kim等人，2015年）。了解这些独特因素以及父母育儿方式和经济因素在塑造青少年体育活动轨迹中的作用，可以为韩国学校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指导，并为东亚地区的高学术压力环境提供一般性启示。本研究基于2018-2024年七次年度代表性强的人口纵向数据来探讨三个研究问题：(1) 可以识别出多少种不同的体育活动轨迹潜在类别，每个类别的特征是什么？(2) 这些轨迹类别在多维度的心理健康结果（情感抑郁、自我认知、社会关系、认知注意力和身体症状）方面在起点（第一波）和终点（第七波）是否存在差异？(3) 哪些个体（性别）、家庭（父母温暖、父母拒绝、家庭收入）和情境因素（智能手机依赖、私人辅导时间）能够预测体育活动轨迹类别的归属？

数据与参与者
本研究使用了韩国儿童与青少年面板调查2018年的数据，该数据由国家青年政策研究所编制。KCYPS 2018采用了多阶段分层 cluster 抽样方法来获得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研究对象包括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和初中七年级的学生。

描述性统计
表1展示了第一波数据中所有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双变量相关性。平均体育活动时间从第一波的3.51小时（标准差=1.40小时）下降到第七波的2.33小时（标准差=1.20小时），证实了整个青少年时期的下降趋势。这种下降并不均匀分布在各波次中。其中最大的单波变化发生在第二波（2019年）和第三波（2020年）之间，样本均值下降了0.60个单位，而其他波次的变化范围在0.06到0.24小时之间。

讨论
本研究全面探讨了韩国青少年体育活动发展及其心理健康各个维度的发展情况。通过分析连续七年的数据，潜在类别增长分析确定了五种不同的体育活动模式，这些模式与心理健康的各个维度相关。研究还指出了三个主要问题。

数据可用性声明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韩国儿童与青少年面板调查2018年的公开二手数据，由国家青年政策研究所提供。数据集、调查工具、代码手册和技术文档可通过NYPI青年与儿童数据档案（https://www.nypi.re.kr/archive）访问，但需签署数据使用协议。根据协议规定，作者不得直接重新分发原始数据。

伦理声明
所有参与者或其法定代表均已签署参与研究和发表文章的书面知情同意书，并尊重了参与者的隐私权。本研究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和指导方针进行。 inhwa大学的机构审查委员会给予了批准。

致谢
在原始KCYPS数据收集过程中，国家青年政策研究所从所有参与者及其父母/监护人处获得了书面知情同意（数据收集期为2018-2024年的第1至7波）。同意过程包括：(1) 对调查的同意；(2) 根据《韩国统计法》（第33条和第34条）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的同意。同意流程包括同意参与调查以及同意根据《韩国统计法》（第33条和第34条）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
作者贡献：作者设计了研究、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撰写了手稿。
利益冲突：作者声明没有利益冲突。
伦理声明：本研究对韩国儿童与青少年小组调查（KCYPS 2018）中公开可用的去标识化数据进行了二次分析，这些数据由国家青年政策研究院（NYPI）收集。原始的KCYPS数据收集在每次调查前均获得了NYPI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例如，第7波调查的批准编号为NYPI-202406-HR-013，批准时间为2024年7月6日）。对于当前的二次数据分析，印哈大学（Inha University）的机构审查委员会已进行了审核。
出版同意：不适用。手稿中不包含任何个人数据。
数据可用性：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韩国儿童与青少年小组调查（KCYPS 2018），为公开可用的二次数据，由国家青年政策研究院提供。数据集、调查工具、代码手册和技术文档可通过NYPI青年与儿童数据档案（https://www.nypi.re.kr/archive）获取，但需先签署数据使用协议。根据该协议条款，作者不得直接重新分发原始数据。
资金来源：本研究未获得公共部门、商业部门或非营利组织任何资助机构的特定资助。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文所述工作的已知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作者：Yoo Changmin
所在单位：印度大学（Inha University）社会福利系
地址：韩国仁川市米楚霍尔区（Michuhol-gu）印哈路100号（100, Inha-ro, Michuhol-gu, Incheon, 2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