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al Science》:Pathways Betwee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ndean Pe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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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且刺激性的早期生活环境对于儿童充分发挥其潜力至关重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是儿童早期发展(early child development, ECD)的有力预测因素。本研究使用来自安第斯秘鲁的丰富新数据集,考
健康且刺激性的早期生活环境对于儿童充分发挥其潜力至关重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是儿童早期发展(early child development, ECD)的有力预测因素。本研究使用来自安第斯秘鲁的丰富新数据集,考察了家庭SES影响ECD的路径。借鉴多学科框架,研究人员将生命早期健康、家庭福祉和家庭投资作为中介路径。在2702对亲子样本(49.7%为女童)中,于两个时间点评估了相关因素。测量在婴儿期(儿童平均月龄=5.02个月)和幼儿期(儿童平均月龄=29.62个月)进行。研究人员估计了两个结构方程模型,以检验SES与ECD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路径。结果表明,尽管SES能预测婴儿期和幼儿期儿童的健康与环境,但中介变量与ECD之间的联系因发展阶段而异。在婴儿期,SES与ECD之间的路径部分由出生体重、母亲社会支持、刺激活动和学习材料解释。在幼儿期,该关联部分由儿童营养状况(年龄别身高)和学习材料解释。所有三条路径解释了SES-ECD差距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其中家庭投资是最大的贡献因素。这凸显了SES-ECD差距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表明必须纳入更多路径,并有助于细致理解社会经济福祉如何在秘鲁低资源环境中影响早期蓬勃发展,对类似的“多数世界”情境具有启示意义。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早期发展之间的路径:来自安第斯秘鲁的证据——论文解读
早期儿童发展(ECD)是儿童一生健康与福祉的基础,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已被广泛证明是ECD的强预测因素。然而,关于SES如何通过具体机制影响ECD,尤其在资源匮乏的“多数世界”国家,证据仍不充分。现有研究往往分属于公共卫生、心理学和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缺乏整合视角。此外,儿童发展具有阶段性,婴儿期与幼儿期的SES-ECD路径可能不同。本研究即在此背景下展开,旨在通过整合多学科框架,探讨SES经由生命早期健康、家庭福祉和家庭投资三条路径影响ECD的机制,并比较婴儿期与幼儿期的差异。
研究人员利用一项在秘鲁卡哈马卡(Cajamarca)地区开展的整群随机对照试验数据,纳入2702对亲子,在婴儿期(平均月龄5.02个月)和幼儿期(平均月龄29.62个月)两个时间点收集数据。基于多学科框架,将生命早期健康、家庭福祉和家庭投资作为三个并行中介路径,分别构建婴儿期和幼儿期的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SES与ECD的直接与间接关联。结果显示,SES对ECD的总效应在两个阶段均显著,但中介路径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该论文发表在《Developmental Science》,为理解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儿童早期发展提供了多维度证据。
在技术方法上,研究样本来自秘鲁安第斯山脉北部卡哈马卡省农村地区的三臂整群随机对照试验(RCT),共2702对亲子,从婴儿期(3-9个月)追踪至幼儿期(2岁左右)。主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别对婴儿期和幼儿期数据建模,并控制儿童年龄、性别及幼儿期模型中的婴儿期发展水平。SES作为潜变量,由母亲教育、父亲教育和基于主成分分析得到的财富指数构成。生命早期健康指标为出生体重(婴儿期)和年龄别身高Z评分(HAZ,幼儿期);家庭福祉以母亲抑郁(DASS-21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Sherbourne和Stewart编制的6项版本)测量;家庭投资以家庭护理指标(FCI)中的6项刺激活动和11项学习材料测量。ECD在婴儿期使用照顾者报告的CREDI(Caregiver Reported Early Development Index)长表,幼儿期使用直接评估的GSED(Global Scales for Early Development)长表。数据分析采用稳健最大似然估计(MLR)和全信息最大似然(FIML)处理缺失值。
结果部分:
3.1 描述性统计:样本中约半数母亲(50.6%)至少完成中等教育,父亲为63.3%。幼儿期HAZ平均为-1.56,27.4%的儿童发育迟缓,高于全国水平(13.8%)。刺激活动和学习材料从婴儿期到幼儿期有所增加,母亲社会支持基本稳定。母亲抑郁得分总体较低,但基线时因数据质量问题排除部分个案。
3.2 目标1:婴儿期模型:该模型拟合可接受(RMSEA=0.06, SRMR=0.05)。SES对ECD的总效应显著(β=0.109),其中直接效应显著(β=0.042)。SES正向预测出生体重、母亲社会支持、刺激活动和学习材料,但未显著预测母亲抑郁。出生体重、母亲社会支持、刺激活动均正向预测ECD,而学习材料微弱负向预测ECD。间接路径中,出生体重、社会支持和刺激活动显著,学习材料显著负向,母亲抑郁不显著。
3.3 目标1:幼儿期模型:该模型拟合也接近可接受(RMSEA=0.07, SRMR=0.05)。SES总效应显著(β=0.129),直接效应显著(β=0.083)。SES正向预测HAZ、社会支持、刺激活动、学习材料,负向预测母亲抑郁。然而,仅HAZ和学习材料正向预测ECD,其余中介不显著。间接路径中,HAZ和学习材料显著,其他不显著。多组分析显示结果不受RCT干预分组影响。
3.4 目标2:比较两个模型:婴儿期模型中,SES-ECD关联的62%为间接效应,其中家庭投资占30%、家庭福祉占22%、早期健康占10%;幼儿期模型中,仅36%为间接效应,家庭投资占27%、早期健康占12%,家庭福祉为负向(-4%)。可见家庭投资路径在两个阶段均贡献最大。
讨论部分:SES在控制中介后仍直接预测ECD,提示存在其他未测量的机制。家庭投资路径的一致贡献表明,改善学习材料和刺激活动是缩小差距的重要切入点,但仅靠此不够。母亲抑郁未表现出显著中介作用,可能与测量局限或文化背景下多重照顾者缓冲有关。不同年龄阶段中介模式差异,可能与当地照养习惯(如婴儿期母婴密切接触)及测量方法不同(婴儿期为照顾者报告,幼儿期为直接评估)有关。结论部分指出,SES通过多条路径综合影响ECD,这些路径共同构成SES-ECD差距的多维性;但所有路径仅解释部分差距,未来需纳入更多生态因素。为减少早期发展不平等,政策应同时着力于改善社会经济条件、加强家庭投资以及促进儿童健康与家庭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