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Renewable Energy, Efficiency, and Waste Management for Firm Competitiveness: Exploring Heterogeneity in Policy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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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本研究探讨了命令控制型（command-and-control）、市场激励型（market-incentive）和自愿型（voluntary）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对三种可持续能源技术（SETs）的利用：可再生
基于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本研究探讨了命令控制型（command-and-control）、市场激励型（market-incentive）和自愿型（voluntary）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对三种可持续能源技术（SETs）的利用：可再生能源电力（renewable electricity）、节能技术（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和废物管理（waste management）。同时评估了这些技术实践如何促进企业竞争力。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分析了来自中国水电、风电和太阳能领域273家可再生能源企业的调查数据。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对所有三种SET维度均产生正向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正向影响节能技术和废物管理，但对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无显著影响。可再生能源电力、节能技术和废物管理均正向促进企业竞争力。这些发现为强波特假说（strong Porter hypothesis）提供了有条件支持，表明能够改善企业竞争力的技术响应取决于所采用的规制工具与目标技术的匹配。本研究为企业层面设计差异化的规制策略提供了证据，以支持中国的脱碳目标和可再生能源企业的竞争力。
**研究背景与问题**
中国长期以来依赖化石燃料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退化和资源不可持续利用，其能源行业贡献了约90%的温室气体排放。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于2020年承诺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要求能源系统向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可持续能源发展依赖于可持续能源技术（SETs）的采用，包括可再生电力输入、生产过程节能和废物管理。然而，中国环境规制框架已从单一行政命令转向涵盖命令控制型（CER）、市场激励型（MER）和自愿型（VER）的综合体系，但现有补贴和财政激励未能持续激励企业加强投资或促进显著创新。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严格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成本，损害竞争力，而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则指出设计良好的规制能刺激创新，产生创新补偿效应，抵消合规成本并提升竞争力。然而，现有实证研究结论不一，且多数聚焦于国家、区域或行业层面，缺乏企业层面的证据，忽视了不同规制工具和不同技术领域之间的异质性。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三种SET的利用，并评估这些技术实践对企业竞争力的贡献，为波特假说提供更精细的条件性检验。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基于波特假说构建了理论框架，将环境规制分为CER、MER和VER，将SET利用分为可再生能源电力、节能技术和废物管理三个维度，以企业竞争力为结果变量。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中国水电、风电和太阳能领域273家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包括：CER和VER对三种SET均有显著正向影响；MER对节能技术和废物管理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无显著影响；三种SET均正向促进企业竞争力。该研究为强波特假说提供了有条件支持，表明规制效果取决于工具类型与目标技术的匹配，而非普遍适用。论文发表在《Sustainability》期刊。
**关键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样本来自中国水电、风电和太阳能领域的中大型企业（员工>300人），通过天眼查商业数据库识别约8150家企业，采用分层抽样选取816家，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73份（有效回收率33.46%）。数据收集时间为2024年9月至2025年2月。主要分析方法为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使用SmartPLS v4.1.1.8软件，同时运用SPSS进行描述性统计和信效度初步检验。模型包含一个反映型-形成型高阶构念（企业竞争力），PLS-SEM适用于预测导向和复杂结构模型。
**研究结果**
**4.1 人口统计学分析**：样本涵盖水电（45.1%）、风电（13.6%）和太阳能（41.4%）企业；企业成立年限、员工规模、地域分布、所有制和年营业额呈现多样化特征，确保了样本代表性。
**4.2 测量模型评估**：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删除因子载荷低于0.40的指标（CER4和FC1），所有构念的Cronbach‘s α>0.7，组合信度（CR）介于0.851-0.923，平均方差提取量（AVE）>0.5，表明良好的收敛效度和内部一致性。异质-单质比率（HTMT）均低于0.85阈值，证实了判别效度。企业竞争力作为形成型高阶构念，其低阶构念（市场扩张、成本竞争力、环境合规）的权重均显著且VIF<3.33，验证了高阶构念的有效性。
**4.3 结构模型评估**：模型解释力（R2）显示，企业竞争力为0.634，可再生能源电力、节能技术和废物管理分别为0.380、0.585和0.442，呈现中等解释力。预测相关性（Q2）均大于0.25，表明中等到大的预测能力。路径分析结果表明：H1a（CER→可再生能源电力，β=0.210，p<0.05）、H1b（CER→节能技术，β=0.362，p<0.001）、H1c（CER→废物管理，β=0.346，p<0.001）均获支持；H2a（MER→可再生能源电力，β=0.111，p=0.064）不显著；H2b（MER→节能技术，β=0.269，p<0.001）、H2c（MER→废物管理，β=0.289，p<0.001）获支持；H3a（VER→可再生能源电力，β=0.418，p<0.001）、H3b（VER→节能技术，β=0.340，p<0.001）、H3c（VER→废物管理，β=0.207，p<0.05）均获支持；H4a（可再生能源电力→竞争力，β=0.372，p<0.001）、H4b（节能技术→竞争力，β=0.301，p<0.001）、H4c（废物管理→竞争力，β=0.313，p<0.001）均获支持。
**讨论总结**
研究结果揭示了环境规制工具对SET影响的差异化模式：CER和VER正向驱动所有三种SET，而MER仅对节能技术和废物管理有效，对可再生能源电力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源于当前市场激励更侧重于发电侧而非消费侧，以及可再生能源电力采购面临高初始投资、电网约束和区域差异等因素。VER通过组织学习、声誉激励和利益相关者期望发挥作用，促进企业全面采用SET。三种SET均通过成本节约、市场拓展和环境合规等渠道提升企业竞争力，为强波特假说提供有条件支持。研究还修正了窄波特假说（narrow Porter hypothesis），表明灵活的市场激励工具并非普遍优于强制性或自愿性工具，规制有效性取决于工具与技术的匹配。理论贡献在于识别了规制-技术-竞争力关系中的工具和技术的边界条件，解释了以往研究不一致的原因。实践意义包括：政策制定者应构建协调性政策组合，结合强制性标准、针对性经济激励和可信的自愿计划；企业管理者应将SET投资视为战略竞争优势来源，而非仅合规成本。
**研究结论**（翻译自原文6.1节）
本研究考察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对可再生能源电力、节能技术和废物管理实践的利用，以及这些技术实践如何促进企业竞争力。利用来自中国水电、风电和太阳能领域273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对提出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强调，CER和VER对所有类型的SET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凸显了严格规制框架在推动可持续能源转型中的关键作用。相比之下，MER主要对促进节能技术和废物管理实践有效，但其对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这提示政策制定者有机会通过环境税和排放交易许可等机制增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企业对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可再生能源电力利用、节能技术和废物管理均正向促进企业竞争力。可再生能源电力可支持环境合规、声誉和市场差异化；节能技术可提高运营和成本效率；废物管理可降低处置和材料成本，同时支持循环价值创造。因此，结果表明SET利用可以代表竞争优势的来源，而不仅仅是环境合规活动。理论上，研究结果为强波特假说提供了有条件而非普遍的支持。尽管所有三种SET维度都提升了企业竞争力，但三种规制工具在刺激这些技术响应方面的能力存在差异。研究结果还修正了窄波特假说，表明灵活的市场激励型规制在技术领域并非普遍优于强制性或自愿性规制。因此，本研究通过识别规制-技术-竞争力关系中的工具和技术特定条件，细化了波特假说。实践上，这些见解为能源部门管理者提供了战略指导，以将技术投资与规制激励相结合，从而改善运营效率、环境绩效和市场竞争力。同时，研究结果表明，没有单一规制机制足以促进全面的SET利用。鼓励政策制定者完善规制框架，确保其可执行、灵活、激励和支持性。因此，需要协调的政策组合来支持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企业的可持续转型和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