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迈向活态梯田文化景观综合评估框架：一项系统性文献综述

《Sustainability》：Toward an Integrated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Living Terraced Cultural Landscapes (LTCL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活态梯田文化景观（LTCLs）将农业遗产、生态功能和地方文化紧密联结。国际文书如《世界遗产影响评估指南与工具包》（Guidance and Toolkit for Impact Assessments）、《加强我们的遗产工具包2.0》（Enhancing Our Heritage Toolkit 2.0）以及《世界遗产提名准备》（Preparing World Heritage Nominations）为遗产保护提供了指导，但均未整合全部四个维度，且目前缺乏在正式提名前用于诊断候选遗址的LTCL专用框架。本研究遵循PRISMA 2020声明，综合了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2012–2026年；筛选者间一致性Cohen’s κ = 0.82）中的61篇同行评审研究。研究人员在VOSviewer中进行关键词共现映射，并结合人工主题编码，生成了六个聚类，进而整合为四个分析维度：遗产价值、景观完整性、旅游–遗产平衡以及治理与保护。跨维度分析揭示了三个研究空白：缺乏将所有四个维度整合为可操作形式的工具；旅游与保护之间的平衡缺少明确的评估机制；农村劳动力外流等社会经济压力因素未被纳入官方标准。这三个空白共同指向第四个程序性空白：即提名前诊断的缺失。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提出了IAF-LTCL，这是一个由四个维度和22个元素组成的初步概念框架，其设计确保一个维度的优势不能抵消另一个维度的劣势。该框架尚未经过实证验证；研究人员将其呈现为一个结构化的起点，供遗产管理者用于提名前自我评估，有待未来的实地验证。

1. 1.
   引言
   全球山区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2%，然而区域粮食产量无法满足当地需求。加之陡坡地形、脆弱土壤以及持续的人口外流，这些地区的传统农业系统连续性正受到威胁。在山地环境中，农业梯田历来是适应地形主要的土地利用方式。通过石墙、土堤或植被覆盖，坡地转变为平坦的可耕地。这些梯田系统长期支撑着中国南方及东南亚的水稻种植、地中海和阿尔卑斯山斜坡的葡萄栽培以及安第斯山脉的农林复合系统。梯田景观不仅提供食物，还间接记录了人类适应山地、水资源和气候的百年进程，承载着灌溉和土壤管理的本土知识，构成了由农业实践日常塑造的活态工作环境。当梯田耕作变得不可持续时，原始景观形态便无法维持。因此，农业梯田系统的保护日益受到学术界和机构的关注。
   在全球范围内，梯田遗产的权威认定主要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计划。1992年“文化景观”类别的引入为梯田遗产的认定提供了正式基础，随后菲律宾科迪勒拉山的水稻梯田（1995年）、五渔村（1997年）、巴厘省文化景观：作为三界和谐哲学体现的传统水利管理系统（Subak系统）（2012年）以及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2013年）相继列入。同时，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2002年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GIAHS）计划，迄今已认定了菲律宾伊富高梯田、红河哈尼梯田以及中国广西龙脊梯田（2018年）等。这两个计划采用不同的评估机制保护LTCLs：UNESCO世界遗产计划以“突出的普遍价值”（OUV）为核心，而GIAHS计划强调粮食系统韧性和生物文化多样性。尽管这些举措为梯田遗产保护提供了基本框架，但两者的现有认定标准仅捕捉了其整体保护价值的不同维度。
   在UNESCO世界遗产框架下，《世界遗产影响评估指南与工具包》为提名中或规划阶段的遗产项目提供了初步准备目录，该手册明确将遗产的OUV及其核心属性作为操作起点。同时，GIAHS框架以《GIAHS评估与认定指南》及其五项核心选择标准为基础，辅以科学的“动态保护行动计划”，建立了规范标准与适应性实践相融合的连贯评估体系。尽管这两项倡议从政策驱动角度为遗产地提供了必要的战略方向，但在实际操作的经验层面仍存在局限，特别是在实际基线评估、持续监测和本地化保护方面。
   这种经验操作指导的缺乏在提名候选地和预申请阶段尤为突出。UNESCO要求文化遗产候选地提供OUV、完整性和真实性三个核心维度的有力同步证据。然而，正如《世界遗产提名准备》中指出，“比较分析”——从全球视角系统论证候选地与已列入参考地之间的关联与区别——是大多数提名档案中最薄弱的环节。以龙脊梯田为例，这些承载着数百年壮族和瑶族水稻种植遗产的农业结构于2018年被认定为GIAHS。尽管对龙脊梯田的研究激增，但现有研究和分析工具仍然碎片化且单一学科。例如，有研究应用SolVES-IPA框架评估龙脊梯田的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另有研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参与式方法评估LTCLs的景观完整性；还有研究开发了梯田系统的旅游干扰-韧性模型。虽然这些独立研究在各自领域产生了重要见解，但聚焦于UNESCO所需的比较分析的综合研究仍明显匮乏。因此，这些不同的方法尚未被综合成一个全面的工具，供遗产管理者用于可持续管理和提名准备。
   本系统性综述综合了2012年至2026年间发表的61篇关于LTCLs的同行评审文章，旨在解决三个核心研究问题：（i）文献中如何记录遗产价值，这些价值如何与UNESCO标准对齐和验证；（ii）哪些人类活动促进或威胁景观的长期完整性；（iii）此类综合评估方法如何为当前管理和未来提名准备提供指导？本文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2节概述研究方法；第3节将综合研究分类为不同主题组；第4节构建IAF-LTCL框架；第5节给出结论和最终总结。
   本系统性综述的贡献具有双重性。理论上，它将四个长期碎片化但并行的领域——遗产价值、景观完整性、旅游–遗产平衡以及治理与保护——整合为一个连贯的分析框架，这是文献中长期追求但尚未系统实现的综合。实践上，它为LTCLs提供了一个结构化评估框架，以识别当前基线优势、查明关键脆弱性并确定优先改进路径。通过引入遗产保护研究的治理创新，该框架保持了高度操作实用性。例如，寻求加强保护管理的候选世界遗产地和国家级LTCLs均可直接利用该框架作为实用的诊断工具。
2. 2.
   材料与方法
   为描绘LTCLs研究的学术结构，本系统性综述采用了严格且可重复的方法，将文献计量映射与主题内容分析相结合，严格遵循PRISMA 2020指南。这种综合方法不仅能捕捉跨学科领域的宏观结构模式，还能促进对实质性实证结果的精细综合。全面研究流程包括四个不同阶段。
   本系统性综述未在公共注册库中注册，也未发布单独的研究方案；综述范围、检索策略和纳入标准在文献检索前内部定义，并在本节中完整报告。
   2.1 检索策略与数据库选择
   研究人员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WoSCC）中检索相关文献。有意使用单一数据库而非出于便利：因为本综述包含文献计量映射组件——VOSviewer中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它依赖于内部一致、标准化的元数据。作者姓名、关键词字段和记录结构必须统一，以确保共现网络有效，而合并具有不同索引惯例的数据库（Web of Science、Scopus和CNKI在字段结构、作者消歧和关键词标记方面存在差异）会引入去重和记录协调误差，从而扭曲生成的网络。选择WoSCC是因为它选择性地索引了具有经过清理、标准化元数据的同行评审遗产和景观研究，这也符合本研究的纳入标准。
   时间范围定义为2012年1月至2026年5月。该窗口遵循2011年UNESCO《操作指南》修订和2012年巴厘省文化景观（Subak系统）的列入，这两者共同巩固了梯田遗产的文化景观路径，并且与FAO GIAHS计划的积极操作阶段相吻合。因此，该窗口涵盖了在当前遗产评估制度下产生的研究主体。
   检索字符串使用布尔逻辑交叉两个主题域，采用星号（）作为通配符以捕获替代词尾。检索字符串故意设置得较宽泛，结合了六个主题词和通配符截断。为确认未系统排除替代术语，研究人员测试了补充术语，包括terrac、paddy和socio-ecological；这些术语未返回超出已检索记录的新记录，表明该字符串充分覆盖了该领域的词汇。由于只检索了一个数据库，无需进行跨数据库重复数据删除；检索到的记录根据预定义的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筛选，最终有61篇同行评审研究被选中用于全面的全文定性综合。
   2.2 纳入标准与筛选
   研究人员根据三个主要纳入标准评估检索到的记录：（i）以LTCLs作为主要分析单位；（ii）调查遗产价值、保护、旅游或治理，而非仅关注技术方法；（iii）对文化、生态或遗产价值维度提供实质性评估。两名评审员独立筛选标题和摘要，任何差异通过全文联合审查中的共识解决。
   在WoSCC中确定的503条记录中，438条在标题和摘要阶段被排除——313条涉及非梯田景观，89条仅关注技术，36条缺乏实质性价值评估。在寻求获取的65份报告中，3份无法获取；剩余的62份进行了全文评估，1份因超出定义的时间范围被排除，最终产生61项用于定性综合的研究。纳入/排除筛选的评分者间信度达到Cohen’s κ = 0.82，满足Landis和Koch的基准，表明“几乎完美”的一致性水平。
   2.3 质量评估
   研究人员使用改编自CASP（2018）框架的关键评估工具评估所选文献的方法学质量，以适应遗产研究的特定背景。使用3分量表（0至2）从三个维度评估所选研究：实证严谨性、理论贡献和实践适用性。
   纳入的研究根据其累积分数（最高6分）分为三个不同的质量等级：高质量（5-6分；n = 33，54.1%）、中等质量（3-4分；n = 16，26.2%）和低质量（1-2分；n = 12，19.7%）。为确保质量评分的可靠性，两名研究人员独立对随机20%的文献进行评分；评分者间一致性很高（12项研究中有11项一致，92%），少数差异通过共识讨论解决。最终，所有61项研究均保留用于定性综合。
   质量等级在定性上指导综合，而非通过任何数值加权。没有研究被正式排除或降权；所有61项研究均被全文阅读。在定义和表述框架元素时，研究人员给予较高等级研究更大的证据权重——那些具有透明、可重复方法的研究——因为它们的发现为指定指标提供了更可靠的基础，而较低等级的研究则贡献了背景和佐证细节。这是对证据可靠性的定性加权，而非应用于分数的定量权重。将指标定义锚定在方法学上最透明的证据上，减少而非引入了研究人员偏见，因为它明确了哪些研究具有更大权重及其原因，使每个元素的基础保持可追溯，而不是依赖于未记录的判断。
   所有61项纳入研究的特征——地区、梯田系统、方法途径、焦点维度和CASP质量等级——在表2中进行了总结，完整的参考文献详情在参考文献列表中提供。
   2.4 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
   研究人员使用VOSviewer（v1.6.19）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辨别目标领域内的关键词共现模式。聚类算法配置为分辨率参数0.1和最小聚类大小16；生成的网络可视化呈现并在第3节广泛解释。为了补充这种定量映射，通过定性内容分析进行了主题人工编码，允许根据实证范围将单个研究交叉分类到多个主题类别中。这些分类主题的时间轨迹在第3节中说明，而相应案例研究地点的地理分布在第4节中映射。
   61篇抽样文章涵盖了35种不同的同行评审期刊，反映了高度跨学科的范围，包括景观研究、生态学、农业科学、遗产保护和旅游地理学。
3. 3.
   结果：文献主题综合
   3.1 文献计量概述
   对61项选定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揭示了LTCLs研究分为六个主要主题聚类。如VOSviewer（v1.6.19）软件所示，聚类1（景观感知与可持续生计，46个关键词）关注当地社区和外部游客如何感知梯田景观，涵盖中国、地中海欧洲和东南亚的实证案例。聚类2（文化景观与传统农业系统，45个关键词）大量借鉴欧洲梯田遗产文献，地理上集中在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沿岸。聚类3（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系统[GIAHS]和社区韧性治理，37个关键词）在中国梯田遗产学术中占据中心位置，主要以红河哈尼水稻梯田的调查为基础。聚类4（生物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生态系统，33个关键词）将日本“里山”（satoyama）景观与社会-生态系统（SES）理论交叉。聚类5（农业适应与可持续实践，28个关键词）主要局限于菲律宾伊富高地区的研究。最后，聚类6（遗产政治与原住民自决，17个关键词）代表了2020年后获得关注的批判性遗产研究视角。
   尽管这些组被聚类算法在计算上分离，但它们表现出显著的结构重叠，外围关键词桥接多个聚类，展示了一个高度互联的研究连续体，而非孤立的子学科。地理上，学术成果严重由东亚背景主导——特别是中国——在非洲、中亚和大部分拉丁美洲留下了明显的空白。一个次要的欧洲聚类以基于清单的研究为基础，这些研究在区域尺度上绘制和分类梯田景观，包括斯洛文尼亚Brkini Hills和斯洛伐克的工作；这些研究记录了干石梯田类型和空间范围，而非东亚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或治理维度。年发表量在2021年达到绝对峰值，而次级峰值出现在2017年以及随后的2022年和2023年。
   在随后的系统综合中，这六个算法聚类被提炼为四个连贯的分析维度：遗产价值（HV）、景观完整性（LI）、旅游–遗产平衡（THB）以及治理与保护（GP）。这些领域直接映射到第4节构建的IAF-LTCL框架的四个轴。这种整合遵循了透明、可重复的程序，而非直观分组。两名研究人员独立对所有61项研究的全文进行人工主题编码，标记每项研究的实质焦点；然后一起检查六个VOSviewer聚类和这种人工编码。将六个聚类整合为四个维度依据三个明确标准：（i）概念连贯性，使分组的研究共享一个共同的分析对象而非仅仅共现的关键词；（ii）对应UNESCO对完整性和真实性的要求，使每个维度映射到公认的遗产价值轴；（iii）管理可操作性，使每个维度能支持一组不同的诊断元素。例如，感知与生计以及文化景观聚类都被归入遗产价值，因为它们涉及景观为何被重视，而韧性治理聚类被分配给治理与保护，因为它涉及制度能力。两名研究人员独立将61项研究分配到四个维度；初始一致性很高，编码员在61项研究中的57项上达成一致（93.4%），四个差异——都涉及跨越两个维度的研究——通过共识讨论解决。由于聚类参数、编码标准和聚类到维度的映射均已报告，这种映射是可重复的，而非人为强加的。
   3.2 遗产价值
   3.2.1 多标准遗产认定
   LTCLs很少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框架内；文献一致表明它们嵌入在评估逻辑仅部分重叠的重叠认定中。例如，有研究使用红河哈尼稻鱼鸭梯田系统证明，单一景观可同时满足UNESCO世界遗产文化景观标准并获得GIAHS认定。虽然这两个话语系统之间存在制度交叉，但每个框架保持不同的评估重点。有文献记录了这种双重地位产生的行政复杂性，指出在缺乏统一的边界划定标准化方法的情况下，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有效管理仍然受损。为解决这些系统性紧张，有研究提出农业遗产系统必须被概念化为复杂适应系统（CAS），认为其多维价值需要动态的、进化的保护机制，而非静态的保护范式。
   然而，在官方认定与实地现实之间存在显著的脱钩。有研究揭示，在伊富高水稻梯田获得GIAHS地位十多年后，虽然超过60%的当地农民承认该认定的制度利益，但由于旅游红利分配不均，社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保护治理表现出被动态度。这强调虽然制度列入正式验证了遗产价值，但“纸上”认定本身不能保证梯田系统的持续耕作。尽管重要的国际指导文件——如《世界遗产影响评估指南与工具包》、《加强我们的遗产工具包2.0》和《世界遗产提名准备》——提供了宝贵的政策建议方向，但它们通常未能为当地从业者在高风险提名准备阶段精确评估、保护和治理候选财产提供所需的、具体的、针对遗址的诊断方案。这种正式列入与实地连续性之间反复出现的脱钩正是提名前诊断必须揭示的，但现有官方文书均未做到——这推动了元素E1.1–E1.3的产生。
   3.2.2 文化生态系统服务
   文献中的一个一致发现是，游客感知的文化价值与机构试图保护的遗产价值存在显著差异。四项独立研究跨越三个国家和不同方法——在线游记、选择实验、GIAHS遗址调查和用户生成内容分析——得出了相同结果：游客绝大多数关注景观美学，而生物文化和历史教育内容则持续被低估。有研究揭示了这种模式背后的机制，通过整合的SolVES-IPA分析表明，对历史文化和教育服务的需求超过了其感知供给。方法上不相关研究的趋同表明，这种感知差距是结构性的，而非特定遗址的异常。然而，方法上仍然薄弱：没有研究提供量化这些价值、确定干预目标或评估恢复效果的可重复方法——这正是E1.4和E1.5旨在解决的测量空白。
   3.2.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本土生态知识
   在各项研究中，本土生态知识（TEK）不仅是边缘文化属性，而且是物理上维持梯田景观的机制。证据在联系方向上最强：本土知识体系发挥作用的地方，历史景观格局得以维持；它们减弱的地方，景观破碎化。有研究增加了时间维度，记录了代际传承的不均衡——仪式和节日知识得以保留，而农学知识被侵蚀——这意味着对完整性的滞后、级联威胁。这一断层延伸到态度和知识：在对伊富高青年的调查中，有研究发现对水稻梯田的认知矛盾，这种认同感的减弱加剧了农学知识的侵蚀。来自日本和菲律宾科迪勒拉的研究将同样的逻辑扩展到情感领域，表明审美和情感依恋驱动自愿维护和社区韧性。在巴厘Subak景观中，有研究将这种关系追溯到共同的生态世界观，表明社区对自然的宇宙观支撑着其对梯田的持续管理。因此，文献在TEK的因果作用上是一致的，但没有标准化工具来衡量保留或代际传递——这是官方工具承认但未量化的空白，也是E1.6的目标。
   3.3 保护挑战
   3.3.1 农田废弃
   农田废弃是所有61项研究中记录最频繁的梯田完整性威胁，文献在其轨迹上趋同，即使驱动因素不同。基于GIS的地中海重建显示，废弃遵循由可达性、坡度和距定居点距离决定的可预测路径，随着废弃蔓延，水文地质风险上升。在地中海黑山定居点尺度上的研究从规划方面强化了这一逻辑，表明在开发干预之前，系统的景观评估是振兴废弃农村梯田区域的必要前提。在中国，长期研究确立了物理推论：森林–村庄–梯田–水垂直级联定义了整体完整性，其破坏设定了景观的风险状况。在这一级联中，有研究专门关注村庄层，表明哈尼地区传统民族村落的分布和活力塑造了更广泛梯田系统的可持续性，因此聚落衰退不仅是社会损失，也是景观完整性的结构性威胁。这些研究在补救措施上存在分歧。有研究表明结果取决于所选的旅游模式——综合文化旅游优于农业旅游，农业旅游优于废弃——而日本案例将废弃归因于老龄化和人口减少，并指出多利益相关者合作作为对策。在伊富高梯田，有研究确定了生产端的进一步对策，表明环境保育农业——平衡传统种植与适应性创新——有助于在劳动力和经济压力本会导致废弃的情况下维持系统。在哈尼梯田，有研究从另一角度追求相同的生产端逻辑，认为改善传统农业模式并引入适当规模生产可以恢复持续耕作所依赖的经济可行性。这些发现背后存在一个关键的不匹配：官方文书将废弃视为由外部项目或突发灾害引起的离散、可识别事件，而证据描述了一个由劳动力外流和农业可持续性下降驱动的渐进、累积过程——正是没有官方触发机制捕捉的社会经济压力因素，也是E2.1作为一个可测量元素纳入的内容。
   3.3.2 生态系统服务动态
   文献一致认为，废弃会逐渐而非突然地降低可量化的生态系统功能——土壤保持、水文调节、生物多样性。除此之外，研究结果变得有条件：有研究表明，旅游强度根据治理模式产生服务间的权衡或协同；另有研究表明，服务概况因景观配置类型而异。这里的证据基础在方法上很强——景观格局可通过遥感、GIS和实地验证测量——但缺少一个环节：没有研究将这些观测数据与地面退化的可逆性联系起来，留下了衰退何时变得不可逆的问题。E2.6和框架的阈值逻辑解决了这种条件性。
   3.3.3 气候与旅游驱动的变化
   另外两个压力——气候变异性和旅游——在文献中反复出现，研究一致认为两者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气候证据在能力差距上趋同：社区拥有强大的本土适应知识，但缺乏匹配的制度性和基础设施工具。降水变率加剧了废弃，增加了水文地质风险，构成了系统完整性的几个相互作用压力因素之一。有研究为这一差距增加了认知维度，表明哈尼旅游社区的居民通过他们的农业遗产系统视角感知灾害风险，因此风险意识与传统农业的连续性紧密相连，而非独立存在。关于旅游，研究提出了一个更微妙的共同观点：旅游引起的景观变化不是均匀的，而是取决于治理。游客需求重塑了村庄–梯田界面，更有针对性地，有研究表明保护实践本身可以改变景观形态——保护景观可能会改变它。一贯的暗示是，气候影响和旅游–遗产平衡不能仅从物理景观中读取；它们受治理能力调节，而传统影响评估未能捕捉这一点。E2.7和旅游–遗产维度旨在包含这种偶然性。
   3.4 旅游管理
   3.4.1 游客与遗产认知的差距
   在旅游文献中，一个结构性事实反复出现：游客和遗产机构看着同一个梯田景观，却看到不同的东西。有研究在红河哈尼梯田的研究中指出，游客的心理模型围绕景点而非农业生活实践构建。在同一景观中，有研究追溯了旅游想象——游客投射到遗址上的集体形象——如何主动选择哪些景观元素被前置，因此差距不仅是感知上的，而且再现于景观本身如何被呈现和消费。其结构后果是直接的：当保护依赖旅游收入时，资金流向旅游基础设施，而非构成遗产价值的农业和文化基础。《世界遗产影响评估指南与工具包》将旅游基础设施发展归类为需要评估的影响类别之一。由于游客和遗产从业者之间的出发点不同，调查的目的、方向和结论也不同。有研究使这种分歧在空间上明确：在红河哈尼世界遗产地使用参与式制图，定位了居民的发展偏好与景观保护需求冲突的位置，表明这种紧张不是均匀的，而是集中在可识别的区域。然而，遗产地和当地居民获得的财政利益如何影响耕作强度，进而改变景观本身的长期形态，仍然是传统影响评估未能捕捉的关键维度——这正是元素E1.5和E3.1旨在显现的维度。
   3.4.2 旅游动态与社区结果
   旅游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尽管设置不同，文献在这方面异常一致。有研究模拟了核心机制——旅游在阈值前增强社区韧性，超过阈值则成为干扰——周围的研究填充了该曲线的两侧。在有利方面，将维护补偿与旅游收入挂钩的结构化收入分配可以使经济激励与景观管理保持一致。在不利方面，利益不均且往往具有榨取性：有研究发现经济收益没有相应改善社会凝聚力、文化连续性或环境质量；有研究记录了相对剥夺感；还有研究表明生态责任落在农民身上，而收入流向外部经营者。有研究将根本分歧定位在 incompatible value systems——居民的生产“善”与游客寻求的视觉“美”。因此，证据强烈表明单维评估夸大了旅游的贡献，但它没有提供一个操作机制来将给定遗址定位在旅游–韧性曲线上——这正是E3.2和E3.3旨在执行的功能。
   3.4.3 多方参与和以原住民为中心的治理
   这些研究在一个正式政策往往低估的观点上达成一致：有效的治理较少依赖于制度结构，而更多依赖于将其与社区联系起来的中介者。正式制度安排本身不能产生有效的遗产治理。有研究比较了巴厘和伊富高地区，发现有效治理依赖于原住民，即协调制度框架与社区优先事项的当地遗产领导者，而非仅仅依赖正式结构。有研究表明，在红河哈尼梯田的研究中，村庄精英通过社会网络在连接国家政策与社区行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除了个体中介者，有研究在意大利内陆“未解决”景观中证明，协作的、多标准的再生策略可以使这种协调角色制度化，使文化增强能够通过结构化的参与式决策过程进行。治理的这种行动者依赖性质很难仅从制度文件中读取，这就是为什么元素E4.2将本土中介作为一个可测量组件而非背景因素。
   有研究认为，在伊富高梯田被列为世界遗产后，所采用的以国家和专家为中心的治理框架边缘化了原住民的视角，尽管该遗产因其全球重要性而得到认可。有研究通过在同一遗址进行的参与式摄影调查证明，以社区为中心的视觉方法可以捕捉制度文件忽视的原住民景观认知。
   有研究在对欧洲阿尔卑斯山梯田景观的广泛研究中发现，参与式过程提出的策略与专家主导的方案显著不同，且实施成功率更高。有研究在UNESCO遗址确认参与式规划可以提高规划质量并增强社区归属感。然而，在对中国文化世界遗产地现状的综述中，有研究发现社区参与往往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性的，并专门提出了一个评估框架，正是因为现有管理实践缺乏一个——这表明参与的价值取决于它是否能被实际测量和监测。有研究以Hungduan梯田为例，表明基于社区的资源评估方法可用作可复制的基本标准。有研究表明，农业创新、稻鱼共作和经济激励有助于稳定农民参与保护工作。
   在上述四个主题部分中，文献共提出了22个评估维度。其中7个涉及遗产价值认知，8个涉及景观完整性，3个涉及旅游与遗产平衡，4个涉及治理保护。这22个维度不是强加于数据上的，而是对61篇评估出版物进行一致的跨学科分析后产生的结果。第4节将这些维度整合到IAF-LTCL框架中。
4. 4.
   IAF-LTCL框架构建
   4.1 知识整合与差距识别的必要性
   在现有文献中，没有一个单一框架能将遗产价值、景观完整性、旅游–遗产平衡以及治理与保护整合为一个可操作的工具。当前的评估局限于单一维度：文化价值、景观完整性或社区治理。综合研究很少。旅游与遗产之间的关系缺乏系统的管理机制。有研究记录了旅游强度与韧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而四项独立研究揭示了游客所见与遗产机构保护内容之间的感知差距。有研究指出了有案例表明旅游收入实现了保护结果，但促成这一结果的具体条件仍不清楚。农村劳动力外流和农业可持续性下降——导致梯田废弃的主要因素——未被纳入正式的完整性指标，尽管它们是实践中景观遗产丧失的根本原因。
   除了文献之外，在程序层面也存在空白。当前的评估系统由三个官方工具定义。《世界遗产影响评估指南与工具包》用于评估对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址的影响，每一步都基于正式记录的OUV声明。《加强我们的遗产工具包2.0》通过12个工具评估列入遗产地的管理有效性。《世界遗产提名准备》指导提名文件的准备，告诉候选地要写什么，但没有解释如何使遗产地满足遴选要求。这三个工具均未在正式提名前阶段提供诊断工具，以衡量候选地现状与构建可行申报材料所需标准之间的差距。第3节中四个主题下确定的局限性共同构成了建立综合框架的必要性，IAF-LTCL的设计旨在填补这一空白；表4在五个属性上将其与现有工具进行了定位。
   IAF-LTCL没有引入新的实证研究结论；它将61篇评估出版物中呈现的内容组织成从业者可用的结构。该工具在遗产地提名前使用，帮助利益相关者系统识别和记录文化价值，从而完成上述三个官方程序实施前的准备工作。
   4.2 IAF-LTCL框架：四个维度，二十二个元素
   IAF-LTCL包含四个维度，每个维度来源于第3节确定的主题聚类。表3列出了每个元素的测量方法和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维度，价值真实性（7个元素），涵盖景观的多维遗产价值，包括：OUV标准映射、GIAHS五项标准合规性、跨认定整合、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游客与遗产感知一致性、本土知识保留以及节日和仪式连续性。第一维度的七个元素对应于《世界遗产提名准备》中规定的“真实性”评估维度，即形式与设计、材料、用途与功能、传统与技能、位置与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与情感，特别强调UNESCO标准（iii）、（v）和（vi），这些标准最直接适用于作为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连续性的传统土地利用系统的活态梯田农业景观。
   第二维度，景观完整性（8个元素），框架涵盖景观的物理和生态状况：废弃率、垂直结构完整性、景观格局优化、水文功能、农业生物多样性、旅游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关系、气候适应性以及水文地质风险。
   第三维度，旅游–遗产平衡（3个元素），关注旅游与遗产价值之间的动态关系：旅游收入再投资、旅游–韧性响应曲线以及社区福利轨迹。
   第四维度，治理保护（4个元素）包含遗产管理的制度框架：遗产责任分配、本土中介整合、参与式规划能力以及农业经济可行性。
   尽管这些维度相互关联，但每个维度回答关于景观的不同问题，这种区别决定了元素的分配方式。遗产价值关注景观为何值得保护——其认知和意义；景观完整性关注其当前的物理和生态状态；旅游–遗产平衡关注旅游施加压力和赋予利益的动态界面；治理与保护关注管理遗址的制度与行动者能力。因此，价值、状态、动态和能力是分离四个轴的组织逻辑。
   这种逻辑解决了密切相关概念之间明显的重叠。真实性不是单独的维度，而是遗产价值的定性条件，通过七个价值元素（E1.1–E1.7）表达；它属于遗产价值，而非复制它。生态系统服务出现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当服务被文化重视时——如E1.4中的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它是遗产价值的问题，而支撑这些服务的生态功能——E2.4–E2.5中的水文调节和农业生物多样性——是景观完整性的问题。社区同样通过两个不同的方面进入：参与能力，行动者和制度协调管理的能力（E4.2–E4.3），位于治理中；而社区福利结果，旅游压力下福祉的轨迹（E3.3），位于旅游–遗产平衡中。通过元素回答的问题——价值、状态、动态或能力——分配每个元素，使维度在概念上保持区别，并最小化指标冗余。
   尽管概念上不同，但这四个维度在功能上相互依赖，一个维度的高分不能补偿其他维度的低分。当任何维度出现缺陷时，即使其他三个维度表现良好，遗产价值的可持续性也会受损。这反映了UNESCO对“完整性”和“真实性”的要求；即保持物理、生态和制度维度的功能连续性。
   框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基准评估）使用特定遗址的证据对22个元素从0到3进行评分。第二阶段（差距识别）将基准评估结果与现有世界文化遗产地进行比较分析。第三阶段（针对性改进）提出针对已识别差距的改进建议。框架不要求正式认定为成就，候选地可以使用它来改善其保护和治理能力，无论是否追求正式遗产认证。
   4.2.1 评分与应用方案
   框架通过上述三个阶段应用——基准评估、差距识别和针对性改进——操作如下。它作为一个初步概念方案提供：评分锚点和阈值源自综述文献，旨在作为透明的起点，而非经过验证的测量工具。
   评分锚点。22个元素中的每一个都根据固定锚点按四点量表评分：0 = 不存在或严重缺陷（没有证据表明该属性存在或发挥作用）；1 = 弱（存在但正在侵蚀或记录不佳）；2 = 适当（存在且发挥作用，有微小差距）；3 = 强或基准（稳健且有充分证据，可与已列入的参考遗址相比）。每个元素所需的证据类型已在表3中列出的“指标/方法”，因此每个分数都与定义的证据来源相关联——例如，E1.1的文献分析，E1.6的家庭调查和民族志，或E2.1的基于GIS的土地利用分析。
   权重。元素在每个维度内权重相等。综述文献没有提供分配不同权重的经验基础，因此采用等权重作为一种故意保守和透明的选择，待以后的验证可能证明加权方案的合理性。
   汇总与不可补偿规则。维度分数是其元素分数的平均值（0–3）。四个维度分数故意不汇总为单一数字。总体准备度改为由最弱维度决定——一种不可补偿的、最小维度规则——因此一个维度的优势不被视为抵消另一个维度的缺陷。这反映了UNESCO要求完整性和真实性同时在财产的物质、生态和制度方面成立，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报告综合分数。
   阈值带。维度平均值根据三个临时带读取：低于1.0表示关键差距，在提名前需要优先干预；1.0至2.0表示需要针对性改进的发展中状况；高于2.0表示与已列入参考遗址相当的基准就绪状况。这些带是源自文献的临时带；每个遗址应根据其当地背景以及相关参考景观的概况重新校准。
   操作化广泛元素。三个可能保持广泛的元素被赋予了明确的、可测量的代理指标。首先，真实性不作为单一整体判断评分；它分布在价值真实性维度的七个元素（E1.1-E1.7）中，每个元素映射到表5中特定的UNESCO真实性属性和标准，并作为这七个元素的组合0–3概况读取。其次，社区福利轨迹（E3.3）根据Su等人提出的六个福祉领域的方向变化评分，而非单一经济指标。第三，旅游–韧性响应（E3.2）通过旅游强度是否跨越了Fu等人确定的非单调强度–韧性关系中的阈值来评分，将旅游仍增强韧性的遗址与已开始侵蚀韧性的遗址分开。
   证据要求。每个分数必须基于明确的、可引用的遗址证据。如果没有此类证据，该元素得分为0，并标记为数据缺口，而非留空，以便证据缺失本身被记录为诊断结果。
   4.2.2 说明性应用：红河哈尼梯田
   为展示方案的操作，研究人员使用综述文献中已报道的证据将其应用于红河哈尼梯田。这仅是评分逻辑的说明性演示：它完全基于已发表的二手资料而非原始实地调查，并不构成框架的实证验证。选择红河哈尼遗址是因为它是语料库中记录最广泛的LTCL，因此大多数元素可以从可引用的证据中评分。表6记录了每个元素的指示性分数及其证据基础；如果文献未涉及某个元素，则得分为0并标记为数据缺口。
   阅读概况。根据不可补偿规则，总体准备度由最弱维度设定——景观完整性（平均值≈1.5），其中废弃和水文地质风险元素——而不是由强大的遗产价值分数设定。这正是诊断要点：一个景观可以拥有稳固的制度认可（E1.1、E1.2 = 3），而其物理和经济基础正在侵蚀，这正是Gonzalvo等人和Su等人报告的认定与实地状况之间的脱钩。第二阶段差距识别因此将优先考虑废弃缓解、旅游收入再分配（E3.1）以及关闭水文地质风险数据缺口（E2.8），然后再进行提名导向的工作——展示了框架如何将分散的发现转化为有序的提名前优先事项。
   4.3 方法论反思与局限性
   所有22个元素的评分阈值均源自本综述纳入的61项研究，并作为起点而非固定判定；每个景观遗址应根据其当地背景校准框架。
   对该框架的解释应承认以下四个局限性：
   首先，样本存在地理偏差。东亚和地中海地区主导了案例研究，而非洲、安第斯和中亚很少包括。这22个元素及其阈值反映了大多数证据来源的分布特征。要将框架应用于其他地区，需要进行基线调整。
   其次，两个期刊主导了样本：《Sustainability》（n = 10）和《Land》（n = 7），两者合计覆盖了约四分之一的研究。尽管两种期刊都维持同行评审标准——这意味着这不是质量问题——但这种集中限制了证据基础的广度。
   这22个元素只是起点，而非最终列表。例如，关于数字遗产解释的Li等人的研究，以及Gravagnuolo等人关于循环经济方法的研究，都突出了框架尚未涵盖的主题范围。随着遗产地研究的深入，新元素将出现。
   IAF-LTCL建立在上述三个官方计划的基础上，但更为具体。IAF-LTCL在提名前进行工作，以支持计划列入的景观定位。《世界遗产影响评估指南与工具包》在列入名录后实施，以解决列入遗址面临的具体外部威胁。《加强我们的遗产工具包2.0》也在列入后发挥作用，用于评估列入遗址的管理有效性。《世界遗产提名准备》在提名过程中使用，指导申报文件的准备，但它假设遗址的价值已事先确定。缺失的环节是如何将IAF-LTCL的基本结果转化为提名文件中的证据，并进一步转化为列入名录后《加强我们的遗产工具包2.0》的基本评估结果。建立这些联系代表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方法论任务。
   4.4 对遗产实践和未来研究的影响
   对于候选梯田景观——即寻求GIAHS认定、考虑UNESCO提名或加强管理能力的国家遗产地——本框架的构建为操作执行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起点。它明确了遗址的现状、必须解决的具体差距以及使遗址在正式提名过程开始前与参考遗址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标准对齐所需的针对性措施。
   框架突出了当前保护实践中的三个隐含挑战。首先，认定和长期可持续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遗址可能在文件中正式满足制度标准，但其潜在的农业、生态和制度基础却出现衰退。其次，游客对景观的偏好将持续存在；将这些偏好转化为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策略——通过遗产阐释、参与式文化活动和直接收入再投资——比旨在转移游客注意力的策略更具持久性。第三，本土中介角色和社区福祉是景观完整性的组成部分指标，而非补充社会因素。当农业社区离开时，梯田景观不可避免地消失。这种结构联系已被研究证明，IAF-LTCL框架将其直接嵌入其评分矩阵中。
   未来研究应沿三个主要方向推进。首先，应在多个候选遗址进行实证验证，以测试定义的元素是否与本地实地条件一致，并完善评分阈值。其次，需要进一步调查景观完整性转化的阈值动态，具体识别梯田废弃变得不可逆的关键临界点——这是理论探索的边界，从而增强框架对早期干预的预测能力。第三，不同地理区域的比较治理研究将有助于解开特定背景的机制与可跨不同遗产地推广的普遍原则。
5. 5.
   结论
   本综述综合了2012年至2026年间发表的关于LTCLs的61篇同行评审研究。它旨在阐明文献记录了哪些遗产价值以及它们如何映射到UNESCO标准，哪些实践维持或侵蚀了长期景观完整性，以及现有研究为管理和未来提名提供了什么评估方法。从关键词结构中出现了六个聚类，研究人员将这些聚类分为四个分析维度：遗产价值、景观完整性、旅游–遗产平衡以及治理与保护。
   跨四个维度阅读发现了三个反复出现的空白：现有工具均未将所有四个维度以可操作形式整合在一起；旅游发展与景观保护之间的平衡缺乏明确的评估机制；农村劳动力外流和农业可持续性下降等系统性压力处于官方遗产标准之外。第四个程序性空白随之而来：三个治理文书——《世界遗产影响评估指南与工具包》、《加强我们的遗产工具包2.0》和《世界遗产提名准备》——均未支持正式提名前的诊断。
   作为回应，研究人员提出了IAF-LTCL，这是一个初步的概念框架，而非成品评估工具。它将综述文献中的证据组织为四个维度和22个元素，其结构确保一个维度的优势不被视为补偿另一个维度的劣势。其预期贡献不是新的经验数据，而是将四个以前分离的线索整合为单一的提名前诊断——这是文献中呼吁但尚未实现的步骤。从这个意义上说，IAF-LTCL旨在补充而非取代三个官方工具，后者在提名阶段或之后运作。
   几个限制应缓和如何解读这些结果。框架的元素和临时阈值仅从文献中得出；它们尚未在实地测试、检查评分者间信度或与现有评估模型基准比较。在实践中应用它们将产生实际需求：某些元素，如传统知识保留或社区福利轨迹，测量成本高昂，取决于当地调查能力，并且阈值需要为每个遗址和地区重新校准。证据基础也受到对WoSCC依赖的影响：选择单一数据库是为了保持元数据足够一致以进行可靠的关键词共现映射，这一策略不可避免地缩小了覆盖范围，偏向国际索引期刊，而使其他地方索引的材料——包括中文文献——代表性不足。由此产生的东亚和地中海欧洲的集中意味着这22个元素反映了索引研究的聚集地，而非全球梯田景观的全部范围。
   这22个元素是一个起点，而非封闭列表。直接下一步是实证性的：在几个候选遗址应用框架，以测试元素在实地条件下是否成立，校准阈值并建立评分可靠性。将证据基础扩展到单一数据库之外，以便更充分地吸收区域和非英语学术成果，将进一步优化元素。将框架的输出与三个官方程序联系起来，以便提名前诊断可以直接反馈到提名和列入后监测中，仍然是未来的主要方法论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