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智慧城市中的公民参与与公民参与度：概念的范围与定义

《Sustainability》：Citizen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Smart Cities: Scope and Definition of Concept

　　

智慧城市倡议日益声称以公民为中心，但治理框架持续混淆两个分析上不同的概念——公民参与（citizen participation）和公民参与度（citizen engagement），这种方式破坏了公民参与机制的设计与评估。这种概念模糊是该领域的一个结构性问题，而非过渡性疏忽，并对城市管理者如何设计治理工具和衡量其有效性产生直接影响。本研究通过遵循SPAR-4-SLR协议的系统性文献综述（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SLR），系统考察了智慧城市研究中这两个概念的范围、定义和操作化。研究对从Scopus和Web of Science检索到的2011年至2025年间发表的43篇同行评审文章进行了定性内容分析，采用结构化编码框架。研究发现，53%的综述文章将参与和参与度互换使用，这一模式在所有出版时期均保持稳定，证实了模糊性的结构性而非偶然性。仅有26%的文章建立了严格的概念区分，并通过不同的分析框架对两个术语进行操作化。综述还识别出一个关键的机制设计缺口：30%的文章未报告任何参与度机制，仅23%的文章报告了带有可验证指标的结果。基于这些发现，研究人员提出一个概念框架，明确区分参与（participation）——一种行为性的、通常是偶发性的行动——与参与度（engagement）——一种持续的、由内在动机驱动的过程，其特征是对治理结果具有真正的影响力。该框架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构念区分的理论基础，并为城市管理者提供了设计治理机制的可操作标准，使其超越象征性咨询，迈向真正的共同创造。研究讨论了其对数字治理研究和智慧城市政策的启示，特别关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中代表性不足的语境。

**1. 引言（Introduction）**
智慧城市倡议日益宣称以公民为中心，但现有研究显示，这些主张仍基于新自由主义和后政治公民观，公民的需求和经验常被忽视。真正的挑战在于创建真正以公民为中心的智慧城市，重塑政治经济及公民在项目设计、治理中的作用。随着参与机制广泛实施，问题在于它们是否产生真正的参与度（engagement）抑或仅仅是象征性参与（participation）。当前研究对参与和参与度这两个概念常互换使用，尽管存在显著差异：参与度包含内在动机和真正影响力等更深层维度，而参与更多是行为性行为。现有综述分析了ICT赋能的参与、智慧城市治理机制和共同创造框架，但尚未系统考察概念混淆的范围和结构性后果。这种差距不仅是学术性的：城市管理者若不操作性地区分创建参与渠道与培养真正参与度，可能投资于最大化可见指标（如平台注册、咨询回复、活动出席）的治理工具，而未能产生智慧城市所需的持续公民所有权。本研究通过系统文献综述（SLR）填补这一空白，涉及2011至2025年间43篇同行评审文章，遵循SPAR-4-SLR协议。研究目标包括：(1) 考察智慧城市研究中公民参与与参与度的理论和实践关系；(2) 分析用于培养参与度的机制及其有效性证据基础；(3) 提供支持基于证据的治理设计的概念框架。研究问题为：RQ1: 智慧城市中公民参与与参与度在概念和实践上有何差异？RQ2: 在智慧城市倡议中使用了哪些机制来培养公民参与度，其实施和有效性模式如何？

**2.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本研究采用系统文献综述（SLR）方法，遵循SPAR-4-SLR协议（Scientific Procedures and Rationales for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s），该协议专为社会科学和管理研究设计，支持定性概念分析和理论构建。方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收集、纯化和评估。
**2.1 收集与检索策略**：在Scopus和Web of Science（WoS）中检索，采用检索字符串：“smart city” OR “smart cities” AND “citizen engagement” OR “citizen participation”。时间范围限定为2011至2025年，语言为英语，文献类型为同行评审期刊文章。
**2.2 纯化与筛选标准**：基于纳入标准IC1（聚焦公民在智慧城市治理中的角色）和IC2（讨论参与或参与度的理论或实践维度）以及排除标准EC1（仅附带提及术语）和EC2（数据库间重复），进行筛选。由第一作者（K.E.B.）进行筛选，20%随机样本由合著者（E.M.L.）独立复核，分歧通过共识解决。
**2.3 评估与数据分析**：最终43篇文章进行定性内容分析，关注每篇文章如何定义、操作化和区分（或未区分）“参与”和“参与度”。数据提取采用标准化编码表，包括：地理焦点、概念定义、参与机制和治理模型。编码框架定义了四种概念处理类别：(1) 互换使用，(2) 参与被框定为参与度，(3) 概念反转（参与度标签用于参与现象），(4) 严格区分。编码由第一作者进行，20%样本由博士导师复核以减轻解释偏差。

**3. 结果（Results）**
数据库检索共获得157条记录，去除47篇重复后，110篇进行标题和摘要筛选，最终43篇纳入全文分析。文章来自欧洲、北美、亚洲、中东和大洋洲等多元地理背景，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占主导，拉丁美洲和非洲代表性不足。时间上，多数文章发表于2020至2025年，反映智慧城市议程加速和新冠疫情带来的治理挑战。
**表2**显示地理和时间分布：2011-2015年以探索性研究为主，欧洲学者主导；2016-2019年方法和主题多样化，出现首批SLR和概念框架；2020年后显著扩张，2023-2025年概念处理更成熟（11篇严格区分文章中有5篇来自此时期）。
**表3**显示研究方法分布：案例研究（单案例和多案例）占主导，SLR分布全时期，调查近期出现（2023-2025），实验方法、模拟或纵向比较分析完全缺失。
**表4**显示主题焦点：治理/制度主题在各时期占主导，技术/平台研究持续存在，社会包容主题仅集中于早期（2011-2019）。
**表5**显示概念处理：互换使用在所有时期占主导（53%），无减少趋势；严格区分从2019年起集中出现，2023-2025年达到高峰；概念反转（3篇文章）虽不频繁，但方法学上问题最大。
**表6**显示主题与概念处理的交叉表：治理/制度研究中严格区分比例最高，技术/平台研究中互换使用率最高，机制/激励研究缺乏严格框架，社会包容研究以互换使用为主。

**4. 讨论（Discussion）**
研究发现揭示了一个结构性条件：53%的文章将参与和参与度互换使用，且贯穿所有时期，这并非过渡性疏忽，而是反映了更深层的制度和认识论动态。智慧城市治理在管理和技术官僚逻辑下优先考虑可测量的产出，导致“参与洗白”（participation washing）。此外，学科碎片化（治理研究、城市规划、信息系统等各有术语传统）以及机制设计不足（30%文章未报告任何机制，仅23%报告可验证指标）是核心驱动因素。
**4.1 发现1：概念互换使用**：53%的文章（23篇）将参与和参与度互换使用，模式稳定。代表性例子包括Bonsón等讨论社交媒体中的“公民参与度”，以及将“通过游戏参与”等概念混用。文章将概念置于更广泛文献中，引用Arnstein的参与阶梯、Pateman的参与式民主理论、Cardullo和Kitchin的“参与洗白”概念，以及Khan、Nam和Pardo等对参与度的定义。
**4.2 发现2：参与概念被称作参与度**：14%的文章（6篇）在描述现象时使用“参与”概念，但实际研究更接近参与度（如持续互动、共同创造）。这些文章低估了所研究过程的深度，可能反映干预的暂时性、数字平台限制或工具性视角。
**4.3 发现3：参与度概念被用作参与**：7%的文章（3篇）出现概念反转，将参与度导向的实践标记为“参与”。虽不频繁，但方法学代价最高，直接削弱测量框架。Salim和Haque、Yeh、Przeybilovicz等探索了持续互动、数据生成贡献、动机因素等，应被框定为参与度而非参与。
**4.4 发现4：适当的概念区分与操作化**：仅26%的文章（11篇）展现严格概念处理，明确区分两个概念并通过不同分析框架操作化。这些文章集中在2019年后，2023-2025年达到高峰。早期研究建立基础，如ICT促进从被动消费者到主动共同生产者的转变；2020-2021年研究深化了结构性前提，如Johnson等区分偶发性参与与持续参与度；近年综合框架如Kummitha提出三种治理模型。这些文章共享特征：基于多学科参与度理论，采用多维测量，承认持续互动性质，并批判性考察情境因素。
**4.5 发现5：文献中参与度机制描述稀缺且浅表**：数量缺口：30%文章未提及任何机制；质量缺口：仅23%文章报告结果带有可验证指标。研究提出五类机制类型：A型（财务激励，最少）、B型（非财务行为，如助推和游戏化）、C型（基于过程/共同创造，最大且最理论一致）、D型（技术中介平台，最常见）、E型（基于治理/制度，最新）。机制非报告集中在理论框架、回顾性制度分析和概念映射SLR中。质量缺口方面，共同创造过程虽最理论化，但结果文档最弱，缺乏标准化测量框架。概念模糊与机制不发达之间存在结构性联系：没有对参与度的精确定义，研究人员和从业者就缺乏设计机制和评估效果的明确参数。
**4.6 发现6：奖励机制稀缺且结果反直觉**：外在机制（A型和B型）占少数，且在所有案例中，参与度提升并非直接归因于激励本身，而是情境、文化和制度因素更为关键。财务激励：Granier和Kudo发现日本智慧社区中居民参与的主要动机是贡献社会而非物质奖励；Zhu等强调系统质量；Johnson等发现传统方法（会议、圆桌）更有效。助推：Ranchordás警告数据驱动助推可能侵犯公民自主权。游戏化：Masso等报告定量数据，但揭示隐私担忧、制度整合困难和长期可持续性问题。方法学缺口：许多研究承认需要差异化激励策略，但未明确具体类型。内在动机和社会价值（如信任、自我效能感）是持久参与度最稳健的预测因子。
**4.7 概念综合：区分智慧城市治理中的参与度与参与**：参与指正式参与公民活动的行为，如参加会议、在线咨询，强调行为维度；参与度则包含更深入和持续的联系，具有内在动机、情感投入、共同创造和真正影响力。参与不一定自动转化为参与度。图3（基于维恩图）展示了两个概念在治理框架中的运作：参与度表现为双向流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公民是主动、知情、包容的参与者；参与则与偶发活动相关，如社区会议或公共咨询。两者在集合点共享共同目标：集体行动、包容、合作、公民身份、参与和民主。该框架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1（可持续城市与社区）具有直接意义：混淆概念的城市可能设计最大化可见参与指标但未能培养深层公民所有权的治理机制。

**5. 结论（Conclusions）**
本研究确认了参与和参与度的混淆是该领域的结构性特征，而非过渡阶段，直接影响了治理工具设计和效果评估。分析揭示，少数研究使用明确激励机制，但多数采用强调内在动机、精心设计的参与过程和制度信任的替代方法，表明从交易性激励向可持续公民参与模式的演进。城市管理者和公共管理者需区分创建参与渠道（可能产生高参与率）与培养真正参与度（以信任、真正影响力、持续承诺和所有权为特征）。成功需要超越表面指标，转向真正的权力共享、对公民投入的透明回应以及支持共同创造而非单纯咨询的制度结构。研究局限性包括：方法学缺口限制了对机制有效性的明确指导；全球北方偏见；案例研究方法主导限制普遍性。未来研究需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语境中开展，并发展标准化测量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