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音乐神经美学研究的当前发现与挑战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Music as a form of art: Current findings and challenges of music neuroaesthetics research

　　

近几十年来，通常归类于音乐认知神经科学的音乐实证研究主要将音乐视为一种生物认知官能，聚焦于听觉运动预测和奖赏机制。最近，音乐神经美学将这一焦点扩展为将音乐体验视为一种与作为表演艺术的音乐进行的情境化相遇。从这一视角可区分出音乐体验的三种互补解释：听觉运动–奖赏解释，与认知神经科学密切相关并以预测、奖赏和听觉–纹状体连接为中心；欣赏–评价解释，其中喜爱、被感动和意义可以在没有明确审美姿态的情况下出现；以及审美–艺术解释，涉及对美、新颖性和艺术意义的反思性判断。研究人员回顾了自然主义聆听、实验音乐会研究和超扫描（hyperscanning）的最新进展，展示了该领域如何超越孤立的声音，走向文化、社会和身体嵌入的音乐事件。最后，研究人员确定了一个理论挑战：未来研究应解释音乐体验如何在多样化的、非精英化和非西方中心的语境中变得有意义、可共享并可能具有转化性。

1. 1.
   音乐：从认知官能到表达冲动
   过去三十年，音乐实证研究基于实验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方法，在音乐感知、认知、行为、情绪与学习及其对语言和其他认知领域的影响方面积累了大量证据。音乐感知的统计普遍性、音乐训练对听觉和认知能力的迁移效应、听觉运动脑网络的经验依赖性可塑性、音乐诱发情绪的机制以及音乐与亲社会能力之间的关联，均在个体研究、元分析和多中心研究中得到一致重复验证。在此背景下，音乐认知神经科学致力于识别作为生物认知官能的音乐行为背后的神经和认知机制，例如预测带有伴奏的短旋律的延续，或在简单打击节奏的联合敲击中实现人际同步。然而，这一视角虽然产生了数十年的精密研究，却仅部分捕捉了音乐体验的多层审美、社会和文化维度，例如青少年参加最喜爱艺术家音乐会时的集体情感投入，或意大利南部塔兰图拉舞（pizzica pizzica）仪式治疗中的治愈实践。
   近期，音乐神经美学研究将音乐重新定义为一种表演艺术，而不仅仅是一种认知官能：这是一种审美组织化的表达和交流模式，更接近诗歌而非一般语言。从这一视角看，音乐具有跨文化艺术的共同特征，包括超越即时效用、提供想象参与和引发情感反应。因此，研究焦点转向音乐体验：一种涉及专注且文化扎根的参与、对组织化声音的欣赏以及对音乐形式、表达、情感和价值承载特质的把握的情境化相遇。这种相遇包括聆听——无论是偶然的作为娱乐、分心或享受，还是专注的作为沉思、安慰或反思——以及表演、记忆、判断和使用音乐调节情绪、塑造或转化自我，所有这些都使音乐能力在具身、情感、文化和社会语境中得以运用。
2. 2.
   定义音乐体验：从宽泛到狭义的解释
   在音乐神经美学研究议程中，根据对身体情感与享乐反应、审美情绪与判断以及音乐作为艺术的认可所赋予的不同角色，可以区分出三种互补的音乐体验解释。
   历史上，认知神经科学中广泛代表的宽泛听觉运动–奖赏解释几乎涵盖任何音乐事件，不将音乐视为表演艺术，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听觉、抽象和认知刺激，涉及感觉运动、自主神经和奖赏系统。该解释反映了音乐的时间展开、具身性和常前反思性：人们可能在能够对音乐的美或艺术价值形成任何明确判断之前，就被律动、音色纹理或意外的和声转折所打动。相关神经影像和药理学研究聚焦于音乐的奖赏价值，表明高峰愉悦（如最喜爱音乐引发的存在感（chills））涉及中脑边缘多巴胺能回路，尽管音乐缺乏直接生存价值，在预期阶段首先观察到背侧纹状体（尤其是尾状核）的激活或多巴胺释放，在愉悦体验阶段则见于腹侧纹状体（尤其是伏隔核）。然而，音乐奖赏敏感性在个体间差异显著，从音乐性超享乐（musical hyperhedonia）到特异性音乐快感缺失（musical anhedonia）——一种尽管感知加工完整且对其他奖赏刺激的反应正常，却无法从音乐中获得快乐的选择性能力。在神经水平上，音乐快感缺失与听觉区域（尤其是右侧颞上回）和腹侧纹状体之间的连接减弱有关，表明听觉分析和奖赏评估系统之间的交互中断。一项双胞胎研究指出了音乐奖赏敏感性的可遗传性，独立于音乐感知能力和一般奖赏敏感性；而早期的影像遗传学研究显示多巴胺D2受体基因变异调节音乐对情绪相关前额叶和纹状体活动的影响。此外，聆听前右侧听觉皮层与纹状体/眶额叶区域的状态依赖性连接可预测随后的存在感——其持续时间、生理强度以及相关的伏隔核和脑岛激活。总之，根据听觉运动–奖赏解释，音乐体验可通过预测编码理论视角看待，同时融入强化学习的关键要素。音乐聆听被视为一个连续过程，大脑最小化关于输入声音的精度加权预测误差，而当预期以信息性、最优不确定性和情感奖赏性的方式被确认、违反或解决时，愉悦便会产生。
   在这一概念谱系的另一端，当最初主要为视觉艺术开发的神经美学框架扩展到音乐时，出现了一种狭义的审美–艺术解释，提出了音乐体验是否不仅能通过听觉加工和奖赏来理解，还能通过评价、偏好和意义来理解的问题。在这种解释中，音乐体验主要等同于明确的审美判断，假定当听者首先将音乐事件分类为艺术对象时出现，通常在古典音乐厅等文化标记语境中。这种预先分类促成了一种审美态度，将注意力导向音乐的感知、情感和认知特征，最终形成对其美、价值或艺术意义的反思性评价。在情绪诱导机制的BRECVEMA（脑干反射、节奏夹带、评价性条件作用、传染、视觉表象、情景记忆、音乐预期和审美判断）框架中，审美判断代表了一种机制，听者采取审美态度，根据表达、美、新颖性或技巧等标准评价音乐为审美对象。这种评价可能反过来影响其他情绪诱导机制的激活。例如，古典音乐会的审美框架可能鼓励听者关注表达品质，从而增加情绪传染促成其反应的可能性。审美过程和日常情绪可能共存并相互强化，但也可能冲突。强烈的负面审美评价可能抑制或压倒其他机制产生的积极情绪反应，尤其是涉及高级认知加工的机制。相比之下，更自动或低级的机制（如条件反应）受艺术质量判断的影响较小，因为它们以相对模块化的方式运作。审美判断与其他情感机制之间的这种交互已经指向超越严格以判断为中心的审美观点。
   我们的时间测量框架提供了一个较不狭窄、更具包容性的欣赏–评价解释，表明尽管深思熟虑的审美态度可能促进包括审美情绪、判断和偏好在内的审美反应的充分展开，但它并不总是一个严格的先决条件。此外，不需要预先分类为艺术：音乐体验被理解为一个感知、情感、认知和决策过程的级联，其中一些过程可能在听者有意采取评价姿态之前启动，并可能后来发展为明确的审美情绪、判断或偏好。这一观点认为“高峰”音乐体验可以在各种日常语境中出现，而不仅仅在音乐厅中；经验取样研究表明，音乐经常伴随日常活动而非注意力的焦点，但仍引发情感、功能和评价反应，如喜爱或情绪改变。一致地，在聆听最喜爱音乐时获得了奖赏和额叶脑活动，无论其日常情绪内涵如何，甚至在参与者未发出喜爱判断时也是如此。此外，在非评价或自然主义聆听期间观察到比明确喜爱判断期间更强的听觉–边缘系统连接，表明即使听者并非有意评价音乐，与审美相关的反应也能出现。这种包容性解释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对西方古典音乐的专注聆听之外，允许在休闲聆听情境和流行、爵士等流派中研究音乐体验。
   因此，这三种解释可被理解为逐渐更聚焦于反思性审美过程，导致潜在的转化性体验。最宽泛的听觉运动–奖赏解释未明确提及美或艺术价值，聚焦于预测过程和相关奖赏，神经影像发现也更集中于皮层下结构。狭义的欣赏–评价解释处理评价反应，如喜爱、被感动和感知意义，即使在非刻意的艺术聚焦聆听中且未预先分类为艺术时也会出现，引发更多的额叶反应。更狭义的审美–艺术解释将音乐体验视为一个艺术事件，涉及以美、表达、新颖性、价值或艺术意义评价音乐的审美意图。这种评价似乎不依赖于单一的“审美”区域，而是依赖于听觉、边缘/奖赏、注意、前额叶和联合网络的分布式交互——这与Changeux的艺术欣赏全局神经元工作空间（Global Neuronal Workspace）理论一致，也与我们的假设一致，即全局声音品质通过以优先、平衡的状态激活这些网络来支持审美体验。
3. 3.
   研究音乐体验的范式进展
   受视觉场景分析的fMRI开创性研究启发，自然主义范式被应用于完整音乐作品的连续聆听，结合提取声学特征的计算方法和获取离散及连续情感评分的行为方法。通过这一范式，研究人员深入了解了大脑如何沿着审美美连续体加工和评价音乐，因此与音乐体验的狭义解释直接相关：被一致判断为美的乐段（比不美的乐段更旋律性、平静、悲伤、缓慢、调性、传统和简单）与眶额叶皮层（OFC）参与增加和自上而下调制相关，而不美的乐段则以双侧颞上回激活和OFC功能连接降低为特征。一项关于时变脑网络的后续研究表明，在美乐段期间，过渡到包含OFC和视觉关联区域的高级奖赏网络的概率显著更高，而在聆听不美乐段期间，更多在涉及听觉皮层、杏仁核和脑岛的局部感觉和内感受状态之间过渡。
   青春期前儿童的会聚证据表明，自然主义聆听愉快的儿童适宜音乐增加了包含OFC、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和脑岛皮层的网络参与，即与奖赏和内感受加工相关的区域。此外，学龄儿童不间断聆听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现代古典音乐时，伴随着额顶默认模式网络区域与眶额叶和边缘回路之间的过渡，表明在专注的、尽管未明确聚焦审美的聆听期间，甚至在发育年龄也会出现享乐反应。
4. 4.
   超越唯我论审美体验：超扫描和音乐会研究
   实验音乐会研究（ECR）代表了向更完整表征音乐体验的进一步重要步骤，将现场音乐聆听考察为建筑空间、社会语境和听者心理状态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ECR包括同步生理记录、同时神经记录（当从多个参与者同时记录脑活动时称为超扫描）、面部表情分析和演后问卷，以评估音乐会参与者的并发反应。在11场音乐会中，802名参与者聆听了古典和当代音乐作品，每场都影响了审美情绪和心率，传统音乐厅作为环境启动，产生了比现代场馆更高的音乐沉浸和满意度。此外，通过专家主持人对作品意义的亲切解释打破“第四面墙”，促进了情感对齐并减少了对当代作品的厌烦。
   Chabin等人记录了12名音乐会在聆听六位指挥演绎普朗克《圣母悼歌》时的EEG和实时愉悦度。当更大比例的观众报告强烈音乐愉悦时，θ频带脑间同步性最高；相比之下，仅情感凝聚力（即相似的愉悦评分，无论强度如何）并未增强同步性。超扫描研究的另一显著进展来自舞蹈神经美学：记录了23名现场当代舞蹈观众的mobile EEG。δ频带观众同步性追踪持续参与，在直接表演者–观众互动（如持续眼神接触）时达到峰值，而在实验室独自观看录像时降低，表明现场性的物理和社会维度共同塑造了集体审美参与。此外，一项研究显示，在表演吉他四重奏内部的人际神经耦合比听众内部更强且组织更有效，表明音乐对脑同步性和情感的影响因动作和能动性的加入而进一步增强。
   另一项心理生理学ECR研究考察了所谓的现场效应，发现现场音乐会中插入的录制乐章比现场表演引发更低的自我报告参与度。类似地，一项神经影像研究表明，与静态录制控制条件相比，聆听现场音乐在左侧杏仁核内引发了显著更强和时间上更一致的fMRI响应；还募集了丘脑–纹状体网络，以丘脑枕核和腹侧纹状体的激活增加为特征，分别反映注意门控和厌恶编码。现场效应的额外调节因素包括先前的心理状态，例如基线期望社会联系较强的个体在音乐会期间报告更强的体验。此外，Czepiel等人比较了视听和仅音频的现场钢琴表演，使用心肺同步性，获得视听表演期间更高的主体间心率同步性，时间分辨分析揭示了在结构乐段边界处的同步心脏定向反应。这些发现表明，看到表演者增强了在音乐显著时刻的共享注意。
   在音乐会环境之外，受控研究进一步表明社会语境调节音乐评价和奖赏相关反应。在一项超扫描fNIRS研究中，朋友配对联合聆听与独自聆听相比，并未普遍增加愉悦感，但使愉悦评分在二人组内更相似，并增强了人际前额叶神经同步性，表明共享聆听使情感体验和神经动态对齐，而非简单放大个体愉悦。一项开创性fMRI研究同样证明了社会影响（特别是感知流行度）在塑造歌曲喜爱度评分和相关神经反应中的作用：评分与奖赏回路内的尾状核活动相关，而因流行度引起的评价变化则与前脑岛和前扣带回活动相关。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指出了将音乐体验作为一种情境化、共享和具身现象进行研究的相关性，表明审美反应并非仅仅自下而上地源于声学特征，而是源于感知、情感、认知、评价、人际和语境过程之间的动态交互。
5. 5.
   结论
   自然主义范式、音乐会研究和超扫描的进展使研究人员能够解决哲学美学中核心的音乐体验问题，并与神经影像研究中开发的欣赏–评价和审美–艺术解释一致。这些问题包括审美判断、价值归因、现场性、真实性以及共享社会临场在塑造表演感知中的作用。通过将聆听置于文化和社会有意义的语境中，这些方法允许将音乐欣赏不仅考察为涉及声音听觉运动–奖赏反应的认知官能，而且考察为涉及表演者、听众、空间、惯例和期望的审美事件的一部分。然而，尽管现在可以提出初步概览，但指定音乐体验每个方面和阶段的神经机制的分析证据仍不完整。
   此外，所回顾的研究（尤其是ECR内的研究）揭示了一种理论张力：尽管它们提高了生态效度，但往往仍与一种审美–艺术解释相关联，该解释通过一种文化特定模型——西方古典音乐会，训练有素的音乐家在音乐厅中为大多沉默、专注且通常受过音乐教育的观众表演——来操作化音乐体验。这一模型在实验上很有力，但如果被视为音乐体验的一般范式，则可能缩小音乐美学的概念。因此，它可能边缘化更非正式、参与式、具身、技术中介、非西方和社会多样化的音乐参与形式。未来研究应超越这一受限模型，调查音乐审美体验如何变得满足、有意义、社会共享和潜在转化性的机制，采用更广泛、包容、非精英化和非西方中心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