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你的情感：亲环境说服中的情感助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Turn your emotions inside out: Affective nudging in pro-environmental persuasion

　　

摘要
本研究考察了在酒店与旅游情境中，情感表情符号消息（快乐与悲伤）如何影响亲环境消息的有效性。研究基于情绪作为社会信息（EASI）模型，重点关注表情符号消息塑造消息有效性的情感反应路径。实验和田野研究表明，快乐表情符号消息能引发更强烈的情感反应并增强消息有效性。这种效应在未来自我连续性较高的个体中更为显著，他们对悲伤消息的反应较不积极。社会关系框架进一步调节了这种效应：当消息面向一般受众时，快乐消息更具说服力；而当消息提及亲密的社会关系时，不同情感框架之间的差异则会减小。理论上，研究表明亲环境说服可以通过情感路径发挥作用，并取决于边界条件。在实践中，研究结果为指导设计既能促进负责任行为又能保留旅行乐趣的亲环境消息提供了建议。

1. 引言
过去十年中，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问题，促使酒店与旅游行业鼓励游客的亲环境行为（PEB）（Peeters 等人，2024）。尽管付出了这些努力，游客在旅行时仍不愿参与可持续实践。Booking.com 的《2024 年可持续旅行报告》表明，虽然许多游客承认可持续性的重要性，但这种意识经常无法转化为行动。具体而言，45% 的受访者重视可持续旅行但并未将其置于优先地位，28% 的受访者表示对气候变化讨论感到疲劳。这些发现反映了酒店与旅游情境中持续存在的态度 - 行为差距。这种差距部分源于旅行的享乐性质。

旅游业被普遍视为一种以享乐为导向的活动，提供逃避日常责任的机会（Dolnicar，2020）。因此，游客经常中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的环境责任行为。对企业环境举措日益增长的怀疑态度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挑战。游客经常质疑企业的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努力是否反映了真正的承诺，还是仅仅是象征性的营销，而反复出现的“漂绿”案例放大了这种不信任（Bladt 等人，2024）。因此，游客可能会在保持度假乐趣和履行环境责任之间经历心理紧张（Hyun 等人，2024）。解决这种紧张关系需要说服策略，在不破坏酒店与旅游体验享乐核心的情况下促进 PEB。

应对这一挑战的一个显著方法是助推。助推被定义为“选择架构中能够可预测地改变人们行为，而不禁止任何选项或显著改变其经济激励的任何方面”（Thaler 和 Sunstein，2008，第 6 页）。在酒店与旅游情境中，助推通常通过社会规范信息来实施，即传达他人的行为或社会期望（例如，Bicchieri 和 Dimant，2022；Goldstein 等人，2008；Kallbekken 和 S?len，2013）。然而，基于规范的助推并不总是最适合酒店与旅游情境。社会规范干预主要通过规范遵从发挥作用，假设个体有动机使其行为与感知到的社会期望保持一致。如前所述，酒店与旅游是以享乐动机为主导的情境。在这种环境中，暗示义务、他人评价或道德压力的标识可能与游客的体验目标在心理上不相容（Dolnicar 和 Grün，2009）。此外，游客通常不熟悉当地的可持续规范（Miller 等人，2010），这可能降低规范信息的诊断价值。这些考虑并不意味着基于规范的助推无效。也就是说，在享乐情境中，主要依赖感知社会期望的干预措施可能会面临结构性限制，因为它们不一定与旅行体验的情感导向一致。

在这方面，行为科学表明，情感反应会迅速且直觉地影响判断和行为倾向，通常只需极少的认知努力（Kahneman，2003）。与这一观点一致，MINDSPACE（信息发送者、激励、规范、默认选项、显著性、启动、情感、承诺和自我）框架将情感确定为一种核心行为影响机制，通过该机制微妙线索通过自动处理塑造行为（Dolan 等人，2012）。确实，先前的亲环境行为（PBE）研究已承认了情感机制的重要性。情感奖励，如温暖光辉感（Kim 等人，2025），和预期的积极情绪，如自豪或自信（Mumtaz 等人，2022），已被证明能激励环境责任行为。尽管关注日益增加，但在酒店与旅游文献中仍存在两个重要的研究空白。首先，虽然可持续行为的情感后果已被考察（例如，Kim 等人，2025），但相对较少的关注被投入到嵌入刺激本身的情感线索的说服作用上。其次，尽管营销和传播研究广泛考察了情感线索，但先前的研究往往更侧重于负面效价的情绪，如内疚和恐惧，作为亲社会说服策略（例如，Iyer 等人，2014；Small 和 Loewenstein，2003；Baek 和 Yoon，2017）。重要的是，虽然这些方法在一般亲环境情境中可能有效，但它们可能并不同等适用于酒店与旅游情境，而在这些情境中享乐体验是核心。因此，我们认为正面效价情感线索的作用在酒店与旅游情境中值得特别关注。此外，需要更系统地考察此类情感信息如何与个体特征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

基于这些研究呼吁，本研究将情感表情符号消息概念化为一种最小的、与助推兼容的设计元素，它在亲环境传播中嵌入情感信息，而不限制选择或改变经济激励。我们借鉴情绪作为社会信息（EASI）模型（Van Kleef，2009），该模型认为情绪表达充当社会信号，通过情感反应和推断过程影响观察者。通过情绪感染（即 EASI 模型中的情感反应），观察者可能隐性地体验表达者的情绪状态，这随后塑造判断和行为意图（Schoenewolf，1990）。在数字传播环境中，表情符号充当情绪表达的视觉代理，传达与面对面互动中类似的情感信号（Lee 等人，2025）。因此，本研究将情感表情符号消息视为基于情感的助推，可以塑造游客的亲环境行为。

具体而言，本研究预测快乐表情符号消息（相较于悲伤表情符号消息）通过情感反应路径增强亲环境消息的有效性（H1）。此外，预期情感框架的影响取决于个体和情境因素。首先，未来自我连续性（FSC），定义为自己现在与未来自我之间感知到的连接性（Hershfield，2011），可能影响游客如何回应带有情感框架的可持续呼吁。高 FSC 个体往往经历较低水平的负面情绪状态（Xue 等人，2023），因此可能较不易受到悲伤表情符号消息诱导的情绪感染的影响，导致较弱的情感反应（H2）。其次，社会关系框架可能改变情感处理。面向一般受众的消息（如“人们”或“地球”）可能对悲伤表情符号消息产生相对较弱的情感反应，而提及亲近他人的消息（如“亲人”）可能通过增加消息的情感相关性来加强情绪感染并增强情感反应（Clark 和 Reis，1988，Hatfield 等人，1993）（H3）。

通过四个主要实验，并辅以田野研究，本研究考察情感表情符号消息是否在酒店与旅游可持续传播中作为情感助推发挥作用。理论上，本研究通过确定一种特别适合享乐型酒店情境的情感反应路径，将亲环境助推研究扩展到以规范为中心的说服之外。它进一步将 EASI 模型整合到酒店与旅游传播研究中，并阐明两个边界条件。在实践中，研究结果为设计可持续消息提供了指导，这些消息能促进负责任行为，同时不破坏旅行体验的情感核心。

2. 文献综述
2.1. 助推理论与酒店与旅游中的亲环境行为
Thaler 和 Sunstein (2008) 将助推定位在自由家长主义哲学框架内，并强调那些引导个人走向理想行为而不限制选择自由的政策工具。助推通过塑造选择环境并激活自动或直觉决策过程来影响行为，而不是仅仅依赖深思熟虑的推理（Schmidt，2017）。除了公共政策外，助推已被广泛应用于消费者研究，以考察微妙情境线索如何影响判断和选择（Mrkva 等人，2021）。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来看，Hagman 等人 (2015) 基于鼓励行为的受益者区分了亲自我助推和亲社会助推。亲自我助推促进产生直接个人益处的结果，而亲社会助推鼓励使他人受益的行为，包括社会和自然环境。重要的是，这种区分涉及干预的目标。亲社会助推可能通过多种心理机制发挥作用。

在可持续情境中，酒店与旅游研究主要通过社会基础和认知中介机制来考察亲社会助推。一个突出的研究流派侧重于基于社会规范的方法，即传达他人的行为或社会期望，以激活感知到的社会期望。例如，告知酒店客人其他客人会重复使用毛巾能显著增加重复使用率（Goldstein 等人，2008）。同样，Kallbekken 和 S?len (2013) 在一项田野实验中表明，减小盘子尺寸并展示自助餐标志，使多次返回在社会上可接受这一点变得显著，分别使食物浪费减少了约 20%。随后的研究已将这一系列工作扩展到旅游情境中。Tussyadiah 和 Miller (2019) 表明虚拟助手提供的社会反馈可以增强亲环境意图，表明感知到的社会存在本身就可能激活规范反应。Nowak 等人 (2024) 进一步发现，增加基于规范的消息频率不会降低其有效性，甚至可能增强可持续行为和游客体验。此外，其他研究强调了基于道德的机制，包括道德义务和道德脱离（Wu 等人，2021）以及道德启发（Liu 等人，2024），以及承诺驱动的方法，加强责任归属和反思性参与（Cooper 等人，2024，Yachin 等人，2024），在促进亲环境行为方面。

然而，亲社会目标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心理机制。旅行本质上是一种享乐体验，以快乐、放松和情感沉浸为特征。在这种情境中，个体可能并不总是优先考虑符合社会期望或感知的规范压力。相反，行为反应可能由与旅游体验目标一致的情感状态塑造。与这一观点一致，行为科学表明情感反应迅速且直觉地影响评估和行为倾向（Kahneman，2003）。因此，与其激活社会义务，不如提供积极的情感信息可能通过与享乐消费情境的情感一致性来影响行为。这一观点与 MINDSPACE 框架（信息发送者、激励、规范、默认选项、显著性、启动、情感、承诺和自我）一致，在该框架中，情感被确定为一种核心机制，通过该机制微妙线索通过自动处理影响行为（Dolan 等人，2012）。

确实，可持续情境中的一些研究强调了情感机制在塑造亲环境行为中的作用。例如，情感奖励，如温暖光辉感（例如，Kim 等人，2025）和预期的积极情绪（例如，自豪和自信；Mumtaz 等人，2022）已被证明能激励环境责任行为。然而，先前的研究主要关注情感作为先于行为发生的中介心理机制，而不是考察嵌入在消息设计本身中的情感信息如何塑造亲环境说服（Lee 等人，2025）。因此，本研究通过调查基于情感的消息设计是否可以通过情感反应路径增强亲环境说服，推进了亲社会助推研究。

2.2. 情绪作为社会信息（EASI）模型
情绪不仅仅是反映个体的内部状态；它们在人际互动中充当关键的社会信号（Hess 等人，1995）。根据感觉 - 即 - 信息理论（Schwarz 和 Clore，1983），个体使用他们的情绪作为判断和决策的信息来源，不同的情绪提供不同类型的信息（Schwarz，2012）。在营销和心理学领域，已经讨论过在面对面（FtF）互动中，情绪表达充当非语言线索，传达表达者的意图和情绪状态，同时也提供关键的上下文信息（Ekman，1989，Frith 和 Frith，1999）。为了解释情绪表达如何影响观察者，提出了 EASI 模型（情绪作为社会信息），表明情绪表达通过两条路径影响观察者：推断过程和情感反应（Van Kleef，2009）。

这些路径并非相互排斥，可以根据情境和个体因素（如观察者的动机、认知能力以及社会互动的性质）独立或同时被激活（Erle et al., 2022; Van Kleef, 2009）。首先，推断过程是指观察者解读情感表达以推断表达者情绪状态、态度、意图或关系导向的能力。例如，微笑可能发出满足的信号，使观察者推断出积极的关系意图。相反，愤怒的表达可能作为警告或行为纠正的信号。事实上，Van Kleef 等人（2004）在谈判实验中证明，表达愤怒的谈判者能引发更大的让步，而表达快乐的谈判者获得的让步较少。这些发现表明，尽管情感表达传递了有意义的社会信号，但它们并不总是以符合表达者原始情绪状态或意图的方式被接收或解读。当观察者拥有足够的认知资源，且解读情感线索被视为在社会或战略上重要时（例如在高利害情境中，如谈判或领导力）（Van Kleef and C?té, 2007），这种推断过程尤其容易被激活。

另一方面，情感反应解释了情绪感染如何通过面部表情发生。这一过程涉及将表达者的情绪状态传递给观察者（Schoenewolf, 1990），使观察者能够间接体验这些情绪，进而影响其判断和行为。例如，像快乐这样的积极情绪可以通过原始的情绪感染加强人际关系（Hennig-Thurau et al., 2006）。这表明情感表达不仅传递信息，还积极塑造互动本身。这种路径在享乐型消费情境中尤为有效。例如，Hasford 等人（2015）证明，能引发积极情绪的名人形象会影响消费者对附近无关产品的评价。这种情绪感染效应通过“情绪作为信息”模型（affect-as-information model）来解释。他们的发现表明，情绪不仅影响其预期目标，还影响相邻刺激物，这种感染效应在各种消费情境中一直被观察到。同样，在旅游业中，游客通常沉浸在情感丰富的环境中，并在决策中更倾向于依赖直觉的、基于情感的线索（Tung and Ritchie, 2011）。支持这一点的是，Kucukergin 和 Uygur（2019）通过实证表明，旅游环境中的情绪感染可以转化为游客的行为。具体而言，发现其他游客、员工和当地人展现出的积极情感表达对游客的情绪状态（如喜悦、爱）和行为意图有有利影响。

因此，本研究采用“情绪作为社会信息”（EASI）模型的情感反应路径作为理解酒店和旅游情境中环保信息响应的合适理论框架。酒店和旅游体验本质上是享乐型和情绪驱动的，使得环保呼吁仅基于道德或规范推理很难具有说服力。因此，需要一种沟通策略，能够有效传达此类信息而不需要深入的认知精细加工（即深思熟虑的思考），而是依赖情感直觉信号（即自动思考）。

在本研究中，情感反应是指接收者接触信息时引发的情感响应（Van Kleef, 2009）。与 EASI 模型一致，情感表达可以通过情绪感染等过程唤起情感反应，进而影响评估和行为响应（Van Kleef and C?té, 2022）。因此，情感反应被概念化为一个涵盖性构念，反映信息接触引发的情绪状态程度。为了操作化这一构念，采用了两个互补指标。首先，情感反应指对与自我相关的刺激产生的情感感受（Stout and Leckenby, 1986; Chen et al., 1996）。它捕捉接收者对信息的整体情感评估，并使用基于表情符号的量表进行测量，以评估从消极到积极的情感效价。其次，情感诉求指刺激引发情感吸引和参与的程度（Lee and Hong, 2016）。它反映信息捕捉接收者情感并引发情感反应的程度，并使用调查项目进行了测量。通过这些指标，本研究重点关注环保说服背后的情感反应路径。总之，本研究调查以情感为框架的表情符号信息（快乐 vs. 悲伤）能否作为有效的助推。此外，通过考虑个体倾向和情境因素，本研究旨在评估情感助推的潜力。

3. 假设发展

3.1. 情感表情符号信息与信息有效性

EASI 模型认为，情感表达会在观察者中引发情感反应，这些反应往往与表达者的情绪状态一致，进而塑造他们的判断和行为响应。在沟通情境中，情感框架被认为是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有力工具（Petty and Bri?ol, 2015），可以作为认知捷径简化复杂或模糊的决策过程（Powell et al., 2015）。在各种情绪状态中，快乐和悲伤是信息框架中最常用的基本情绪，这些极性情绪的有效性已被证明是依赖于情境的。

在营销和亲社会沟通中，消极情绪往往被强调，因为认识到受害者的痛苦或悲伤会引发同情心并增加如捐赠或志愿服务等帮助行为（Iyer et al., 2014; Batson et al., 1997; Small and Loewenstein, 2003）。然而，这种基于消极情绪的方法可能无法直接转化为旅游情境。酒店和旅游本质上是围绕享受和生活满意度为中心的享乐活动（Chen and Li, 2018），旅游体验被广泛认为与快乐等积极情绪相关（McCabe and Johnson, 2013）。因此，旅行中引入的环保呼吁如果依赖消极情感，可能会造成情感不协调，因为游客通常认为可持续性相关义务干扰了休闲和逃避（Dolnicar, 2020）。信息情感基调与体验情境之间的这种不匹配可能会降低信息的接受度。

实证发现支持这一推理。在酒店企业社会责任（CSR）沟通中，收益框架的信息引发了积极情绪并增强了参与度（Cordero-Gutiérrez et al., 2024）。同样，情绪一致性研究表明，快乐的情绪更容易接受积极倡导，而悲伤的情绪更容易与关注损失的呼吁相匹配（Yan et al., 2012）。重要的是，Lee 等人（2025）证明，在旅游情境中，积极表情符号改善了回收态度。这些发现表明，在享乐型旅游环境中，积极情感表情符号与体验情境更一致，因此比消极情感表情符号更有可能增强信息有效性。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a 快乐表情符号信息（与悲伤表情符号信息相比）能提高环保信息有效性。

如前所述，EASI 模型进一步解释了这一效应背后的机制。情感表达通过情感反应路径影响观察者，在此过程中，接收者通过情绪感染部分体验所表达的情绪。快乐表达往往引发积极的情感反应，而悲伤表达则引发较少积极甚至厌恶的反应（Schoenewolf, 1990; Hennig-Thurau et al., 2006）。在酒店和旅游情境中，个体更依赖直觉的、基于情感的加工，这些情感反应在解读说服信息时充当即时评估信号。因此，信息中嵌入的积极表情符号可以通过引发情感反应来增强感知的说服力。因此，我们提出：

H1b 情感反应中介表情符号信息类型（快乐 vs. 悲伤）对环保信息有效性的影响。

3.2. 未来自我连续性的调节作用

未来自我连续性（FSC）是指个体感知到的当前自我与未来自我之间的连接性和连续性（Hershfield et al., 2011）。先前研究表明，FSC 水平较高的个体认为未来结果与当前的身份和行为联系更紧密（Pronin and Ross, 2006; Wakslak et al., 2008）。因此，FSC 已被证明会影响广泛的面向未来的决策和行为，包括财务规划和伦理决策（Ersner-Hershfield et al., 2009; Sheldon and Fishbach, 2015）。更重要的是，最近的研究表明，FSC 不仅与面向未来的认知有关，还与情感功能和心理幸福感有关（例如，Sokol and Serper, 2020; Levin et al., 2024）。

基于这一视角，本研究提出，对情感表情符号信息的情感反应受个体 FSC 水平的调节。具体而言，预期在高 FSC 个体中，悲伤表情符号信息（与快乐表情符号信息相比）引发的情感反应较弱。换句话说，悲伤表情符号信息诱发的情绪感染效应在 FSC 水平较高的个体中可能会被减弱。这一预测基于先前研究 FSC 与消极情绪状态之间关系的证据。现有研究一致表明，FSC 水平较高的个体体验到的焦虑、抑郁和压力水平较低（Sokol and Serper, 2020; Wang et al., 2022; Xue et al., 2023）。那些感知到当前自我与未来自我之间更大连续性和相似性的个体，往往对未来持更积极和连贯的看法，并且不太可能体验消极情绪状态（Levin et al., 2024）。此外，增强的自我连续性有助于建设性地处理消极经历，并帮助个体更有效地解读、组织和调节对生活事件的情感反应（Sadeh and Karniol, 2012）。实验和纵向证据也表明，较高的 FSC 与生活满意度和自尊心的提高有关（Sokol and Serper, 2019），并能正向预测长期幸福感（Reiff et al., 2020）。

因此，FSC 水平较高的个体可能对由负面框架的未来结果触发的情绪感染不那么敏感。当接触到强调环境恶化、损失或内疚的悲伤表情符号信息时，他们可能不太可能内化这些消极情感线索，从而体验较弱的情感反应。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 未来自我连续性调节 H1b 中提出的情感反应路径。具体而言，在高（与低相比）未来自我连续性的个体中，悲伤表情符号信息引发较弱的情感反应，从而增加快乐和悲伤表情符号信息之间的信息有效性差异。

3.3. 社会关系框架的调节作用

社会关系框架是一个重要的情境因素，塑造信息接收者的情感响应和行为改变（Kahn, 2005）。根据 EASI 模型，情感表达传递社会信息，其效果取决于解读它们的关系情境（Van Kleef, 2009）。换句话说，同一情感表达可能导致不同的解读和行为响应，这取决于它嵌入的关系情境。随着社交关系在消费情境中变得显著，消费者往往较少依赖纯粹的效用最大化，而是更看重关系和情感联系。这种倾向在礼物和纪念品中尤为明显，因为它们具有超出市场价格的象征和情感意义而被重视（McGraw and Tetlock, 2005）。这些发现表明，消费者对相同信息的响应可能会根据关系元素如何嵌入决策情境而有所不同。在本研究中，当信息涉及抽象目标（如一般大众或地球）时，预期快乐表情符号信息会产生更强的情感强化并促进环保行为。然而，当紧密的社会关系（如亲人）被纳入信息情境时，悲伤信息的有效性可能会增加，从而减少快乐和悲伤条件之间的差异效应。

先前的研究表明，关系紧密度增加了个体对情绪感染的易感性。Clark 和 Reis（1988）认为，亲密他人的情绪状态是加强人际纽带的关键机制。同样，Mikulencer 和 Shaver（2005）指出，亲密关系不仅唤起广泛的情绪，而且对伴侣的情绪反应（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高度敏感。因此，与对非个人目标的反应不同，在亲密他人经历痛苦或磨难的情境中，相互依赖的关系会产生强烈的情绪唤起。个体倾向于对亲密他人的福祉负责，并对他们情绪状态的变化敏感（Clark et al., 2001）。在这种情境下，亲人的情绪（积极和消极）都增强了情感参与，并促使维护和保护关系。因此，在紧密关系情境中，悲伤信息可能不仅仅是消极信息，而是行为改变的有力驱动力。与此观点一致，情绪感染在亲密关系中尤为强烈（Hatfield et al., 1993）。

对亲人情绪的更高敏感度增加了分享这些情绪的可能性，他们的悲伤不仅能引发同情，还能引发增强的动机反应，从而促进行为行动。更重要的是，关于情绪传染的研究表明，负面情绪特别容易在亲密的人际关系中传播。根据 Coyne（1976）的抑郁互动理论，经历负面情绪的个体可能通过人际互动将这些情绪传递给他人。后续研究记录了室友（Joiner, 1994）、约会伴侣（Katz et al., 1999）和已婚夫妇（Benazon and Coyne, 2000）之间的情绪一致性和负面情绪传递。这些发现表明，情绪状态，特别是负面情绪，更容易在亲密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中被分享和内化。因此，与亲人相关的悲伤比针对非个人化或社会距离较远的目标的悲伤更容易在情感上被内化。因此，当环境问题与亲近的人联系在一起时，即使是悲伤等负面情绪表情符号也能作为行为反应的强烈动机触发器，从而减少快乐表情符号信息的相对说服力优势。基于这一理论推理，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 社会关系框架调节了 H1b 中提出的情感反应路径。具体而言，亲密关系框架（相对于疏远）会减弱对悲伤表情符号信息的情感反应降低，从而减少快乐与悲伤表情符号信息在信息有效性上的差异。
4. 实证概述
本研究包括初步研究、验证研究和旨在测试所提出概念框架（图 1）的主要实验。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是考察情感表情符号信息引发的情感反应路径，并调查个体特质（即未来自我连续性）和情境因素（即社会关系框架）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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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概念框架。
为了建立生态效度和现实相关性，我们首先收集了基于现场的证据。一项初步的现场调查（附录 A）在过度旅游居住目的地的旅游环境中进行，涉及针对游客的废物减少信息。此外，使用 Google Ads 进行了一项数字化现场 A/B 测试（附录 B）。参与者接触了推广环保度假村的模拟广告，包含快乐表情符号信息的广告比悲伤表情符号信息的广告产生了更高的点击率（CTR）。这些发现表明，情感框架的表情符号信息可以影响实际消费环境中的用户参与度，并为所提出的效应提供了初步的现实世界支持。为了进一步验证观察到的效应反映的是潜在的心理机制而非特定情境的人为产物，我们在不同的决策情境——推广环保飞行选项的机票购买场景中，进行了一项补充在线实验（附录 C）。表 1 提供了这些初步和验证研究的概述。
表 1. 初步研究与验证研究。
研究 | 目的 | 情境 | 附录
初步研究（现场调查） | 生态效度（现实偏好） | 针对过度旅游居住目的地游客的废物减少信息框架 | 附录 A
补充实验 1（Google Ads A/B 测试） | 现实世界行为参与度 | 环保度假村在线广告（点击行为） | 附录 B
补充实验 2（在线实验） | 情感反应机制的概念验证 b | 推广环保飞行选项的机票购买场景 | 附录 C
b 概念验证通过在不同情境和操作化中测试理论机制来增强对理论机制的信心（Crandall and Sherman, 2016）。
更重要的是，为了测试我们的预测，进行了四项主要实验（研究 1-4）（见表 2）。实验考察了旅游和酒店领域的两种信息情境：（1）捐赠框架情境，其中参与者评估在旅行期间鼓励为环境保护捐款的信息，以及（2）商业推广情境，其中参与者评估在旅行规划阶段遇到的环保产品广告（如酒店或度假村）。场景设计和测量项目针对每种情境进行了定制。
表 2. 主要实验研究设计。
测试内容 | 情境 | 测量
研究 1（H1a 和 H1b） | 行李箱存放设施鼓励捐款的信息框架 | •中介变量：情感反应 •因变量：捐赠正当性
研究 2（H1a 和 H1b） | 环保酒店广告的信息框架 | •中介变量：情感反应和情感诉求 c •因变量：表达同理心的意图
研究 3（H2） | 环保度假村广告的信息框架 | •中介变量：情感诉求 •调节变量：未来自我连续性（高 vs. 低） •因变量：表达同理心的意图
研究 4（H3） | 机场鼓励碳抵消捐款的信息框架 | •中介变量：情感诉求 •因变量：捐赠正当性
c 进行了皮尔逊相关分析以考察情感反应与情感诉求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显著的正相关（p < .001），95% 置信区间范围为 0.604 至 0.779。
参与者从 CloudResearch Connect 平台上的合格面板中招募，该平台在行为研究中被广泛使用（Shin et al., 2025）并被证明能产生可靠数据（Hartman et al., 2023）。实施了保障措施以防止跨研究的重复参与。总共有 852 人参与。所有参与者均为美国居民（人口统计概况见附录 D）。每项研究的样本量是预先使用 G*Power 程序确定的。基于效应量 f = .30（中等），α = .05 和功效（1-β）= .90，每个单元格的最小样本量计算约为 60。因此，我们旨在每项研究中每个实验条件至少有 60 名参与者。
5. 研究 1：情感反应的直接和中介效应
研究 1 的目的是考察情感表情符号信息是否影响亲环境沟通的有效性。具体而言，研究 1 首先测试了与悲伤表情符号信息相比，快乐表情符号信息是否增加了亲环境信息的有效性（H1a）。然后，它考察了这一效应是否通过情感反应起作用（H1b）。参与者参加了一个在线场景，他们在旅游目的地使用自助服务终端存储行李，并看到一条促进环境保护的捐赠请求信息。
5.1. 参与者、设计与程序
总共有 128 名成年人参与研究以换取名义报酬（平均年龄 = 46.84，标准差 = 16.40），其中 53.9% 自我认定为女性。参与者被随机分配至基于情感表情符号信息（快乐 vs. 悲伤）的两条件被试间设计之一。场景涉及在旅游目的地使用终端存储行李，在此期间参与者遇到一条伴随情感表情符号信息的捐赠提供，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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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 1 的刺激材料。
同时，实验前参与者预先存在的情绪状态被视为可能影响中介路径的潜在混淆变量。因此，在接触实验刺激之前，参与者报告了他们的基本情绪状态（“你今天感觉如何？”，1 = 非常糟糕，7 = 非常好）。随后，参与者报告了他们的情感反应（“你对鼓励捐款的信息感觉如何？”，基于表情符号的图像面部量表，Chen et al., 1996; Swaney-Stueve et al., 2018）。为了测量信息有效性，参与者被要求评估捐赠正当性。捐赠正当性基于 Bandura（1999）和 Niven 和 Healy（2015）讨论的道德正当性概念而构想，指的是将特定行为重新构建为服务于“值得目的”的过程。反映这一观点，因变量使用单一项目测量：“捐赠是值得的”（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借鉴了 prior studies（Akamatsu and Fukuda, 2022, Kim et al., 2012）。在研究结束时，参与者评估了场景的现实性并完成了人口统计问卷。所有测量项目均在附录 E 中报告。
5.2. 结果与讨论
场景现实性的感知相对较高，因为平均值高于中性点（M = 5.50, SD = 1.34 vs. 4, t(127) = 12.66, p < .001），表明参与者认为场景和刺激材料可信。表情符号情绪信息的操纵成功，因为快乐条件下的参与者报告的情绪显著比悲伤条件下的参与者更积极（M_happiness = 6.92, SD = 0.32 vs. M_sadness = 1.17, SD = 0.09; F(1, 127) = 2309.61, p < .001, η2 = .948）。
ANCOVA 结果显示，在控制参与者的基本情绪状态后，快乐条件下的参与者报告的情感反应显著高于悲伤条件下的参与者。如图 3 所示，快乐条件下的情感反应评分（M = 4.78, SD = 1.09）显著高于悲伤条件（M = 3.95, SD = 1.35; F (1, 125) = 15.10, p < .001, η2 = .108）。基本情绪状态也是一个显著的协变量（F(1, 125) = 6.99, p = .009, η2 = .053）。快乐条件下的参与者报告的捐赠正当性（M = 4.89, SD = 1.73）高于悲伤条件（M = 4.31, SD = 1.87）；然而，这种差异具有边缘显著性（F(1, 125) = 3.38, p = .068, η2 = .026）。基本情绪状态也显著预测了捐赠正当性（F(1, 125) = 6.97, p = .009, η2 = 0.053）。为了考察情感反应在表情符号信息条件与捐赠正当性之间关系中的中介作用，采用了 PROCESS Model 4，并将基本情绪状态作为协变量纳入。如图 4 所示，分析揭示了信息条件通过情感反应对捐赠正当性有显著的间接效应（间接效应 = ?0.7639, BootSE = 0.2095, 90% CI [?1.1339, ?0.4381]）。信息条件对捐赠正当性的直接效应不显著（直接效应 = 0.1922, SE = 0.2559, t = 0.75, p = .454, 90% CI [?0.2319, 0.6164]）。虽然总效应是边缘的（总效应 = ?0.5716, SE = 0.3108, t = ?1.84, p = .068, 90% CI [?1.0867, ?0.0566]），但显著的间接效应表明，情感表情符号信息对捐赠正当性的影响是通过情感反应起作用的。这些发现表明，情感表情符号信息通过塑造参与者的情感反应间接影响捐赠正当性。因此，H1b 得到了支持，而 H1a 在研究 1 中得到了边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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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研究 1 的结果。注：柱状图上方的垂直线表示标准误；? 表示 p < .1 处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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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研究 1 中介效应的结果。注：n.s 表示不显著；?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6. 研究 2：商业推广情境中的概念验证
研究 2 作为研究 1 在不同决策情境中的概念验证。研究 1 考察了在旅行期间遇到的捐赠请求，而研究 2 采用了商业推广场景，参与者评估在旅行规划阶段对环保度假村的促销信息。此外，为了加强所提出机制的证据，本研究使用两个相关指标——情感反应和情感诉求——来评估情感反应。通过考察结果模式是否在这些测量中一致出现，研究 2 旨在证明情感反应路径在情境和操作化方面的稳健性。
6.1. 参与者、设计与程序
总共有 133 名成年人参与研究以换取名义报酬（平均年龄 = 40.53, SD = 13.18），其中 51.1% 自我认定为女性。参与者被随机分配至基于情感表情符号信息（快乐 vs. 悲伤）的两条件被试间设计之一，如图 5 所示。整体程序遵循与之前研究类似的结构，尽管情境被重新操纵。参与者被要求想象一个他们正在规划旅行并通过社交媒体链接访问 TerraLuce Resort 网站的场景。在那里，他们接触到一条介绍环保房间的促销信息。该场景被构建为广告情境中的预决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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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研究 2 的刺激材料。
与之前研究一样，参与者首先报告接触刺激前的基本情绪状态。查看信息后，参与者对情感诉求和情感反应的测量进行了回答，这些测量被包含以考察它们作为情感处理潜在中介变量的作用。情感诉求被测量（“我被关键信息在情感上吸引”，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Lee and Hong, 2016），情感反应被评估（“你对推广环保酒店的信息感觉如何？”，1 = 非常糟糕，7 = 非常好；基于表情符号的图像面部量表；Chen et al., 1996; Swaney-Stueve et al., 2018）。考虑到场景涉及度假村的在线促销信息，因变量被测量为在线情境下表达同理心的意图。具体而言，使用两个项目进行测量（“我发现为这个广告点击‘点赞’是明智的”和“我倾向于为这个广告点击‘点赞’”，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Cronbach's α =.95；Lee and Hong, 2016）。

此外，为了控制与个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相关的潜在混杂效应，使用一个 11 项量表测量了环境承诺（例如，“当我为自己制定计划时，我会考虑到我的决定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Cronbach's α = .94；完整条目见附录 E，Davis 等，2009）。最后，参与者评估了情境的真实性并提供了人口统计学信息。

6.2. 结果与讨论

感知的情境真实性相对较高，表明参与者认为情境和刺激材料是可信的（M = 5.20, SD = 1.30 vs. 值为 4，t(132) = 10.56, p < .001）。对情感表情符号信息的操纵成功。与悲伤条件（M = 1.71, SD = 1.32）的参与者相比，幸福条件下的参与者报告了显著更多的积极情绪（M = 6.03, SD = 1.60），F(1, 131) = 288.48, p < .001。这证实了情感表情符号信息条件（幸福 vs. 悲伤）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进行了协方差分析（ANCOVA），控制了基线情绪状态和环境承诺。结果显示，在所有三个结果变量（情绪反应、情感吸引力和表达共情的意愿）上，幸福条件下的参与者给出的评价均高于悲伤条件下的参与者。

具体而言，幸福条件下的情绪反应显著高于悲伤条件（M = 5.12, SD = 1.30 vs. M = 3.73, SD = 1.08；F(1, 129) = 76.94, p < .001, η2 = .374）。此外，环境承诺（F = 30.67, p < .001, η2 = .192）和基线情绪状态（F = 21.42, p < .001, η2 = .142）均具有显著的协变量效应。同样，幸福条件下的情感吸引力评分显著高于悲伤条件（M = 4.33, SD = 1.97 vs. M = 3.08, SD = 1.54；F(1, 129) = 34.35, p < .001, η2 = .210）。此外，两个协变量——环境承诺（F = 59.97, p < .001, η2 = .317）和基线情绪状态（F = 5.78, p = .018, η2 = .043）——均显示出显著效应。最后，因变量表达共情的意愿也遵循相同的模式。幸福条件下的参与者报告的得分显著高于悲伤条件下的参与者（M = 4.10, SD = 2.09 vs. M = 3.35, SD = 1.72；F (1, 129) = 13.92, p < .001, η2 = .097）。此外，两个协变量均具有显著效应：环境承诺（F = 56.36, p < .001, η2 = .304）和基线情绪状态（F = 15.27, p < .001, η2 = .106）。

更重要的是，使用 PROCESS 模型 4 估计了两个单独的中介模型，以情感表情符号信息条件（幸福 vs. 悲伤）作为自变量，以表达共情的意愿作为因变量。每个模型测试不同的中介变量——情绪反应和情感吸引力——同时控制基线情绪状态和环境承诺。

如图 6 所示，使用情绪反应作为中介变量的分析揭示了显著的间接效应（效应 = ?1.1364, BootCI90% [?1.5010, ?0.8087]），表明情绪反应显著中介了情感表情符号信息与表达共情意愿之间的关系。在控制中介变量和协变量后，情感表情符号信息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效应 = 0.1447, CI90% [?0.3431, 0.6325]），而总效应仍然显著（效应 = ?0.9917, p = .0003, CI90% [?1.4321, ?0.5513]）。这些结果表明，情绪反应完全中介了情感表情符号信息对共情意愿的影响。同样，当测试情感吸引力作为中介变量时，间接效应也显著（效应 = ?0.9004, BootCI90% [?1.2130, ?0.6131]）。表情符号信息对共情意愿的直接效应再次不显著（效应 = ?0.0913, CI90% [?0.4973, 0.3148]），而总效应显著（效应 = ?0.9917, p = .0003, CI90% [?1.4321, ?0.5513]）。这表明情感吸引力也完全中介了这种关系。总体而言，接触幸福框架表情符号信息的参与者比接触悲伤框架信息的参与者报告了更高的表达共情意愿，支持了 H1a。中介分析进一步表明，该效应通过情感处理机制（情绪反应和情感吸引力）发挥作用，支持了 H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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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研究 2 的结果。注：n.s 表示不显著；? p < .1，* p < .05，** p < .01，*** p < .001。

7. 研究 3：未来自我连续性的调节效应

研究 3 的目的是检验未来自我连续性（FSC）是否调节所提出的情感反应路径（H2）。参与者被呈现一个情境，在该情境中，他们在计划旅行阶段遇到了一则生态旅游酒店的促销信息。

7.1. 参与者、设计与程序

共有 146 名成年人参与研究，以换取象征性报酬（M_age = 40.20, SD = 12.41），其中 41.8% 认定为女性。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基于情感表情符号信息（幸福 vs. 悲伤）的被试间设计的两个条件之一。

如图 7 所示，参与者被呈现一个情境，在该情境中他们查看了一则生态旅游酒店的 Facebook 广告。程序遵循与以前研究相似的顺序。在查看广告刺激材料之前，参与者首先报告他们的情绪状态。查看广告后，他们回答与早期研究中使用的相同测量项目。具体而言，他们评估了情感吸引力（“我被关键信息在情感上吸引”，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Lee 和 Hong，2016）。他们还评估了表达共情的意愿（“我认为点击此广告的‘赞’是明智的”；“我倾向于点击此广告的‘赞’”；Cronbach's α = .921；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Lee 和 Hong，2016）。此外，使用一个 10 项量表测量参与者的未来自我连续性（例如，“你现在与你 10 年后的样子有多相似？”；Cronbach's α = .867；完整条目见附录 E；Sokol 和 Serper，2020）。最后，参与者评估了情境的真实性并提供了人口统计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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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研究 3 的刺激材料。

7.2. 结果与讨论

对情境真实性的感知相对较高，表明参与者认为情境和刺激材料是可信的（M = 4.57, SD = 1.81 vs. 4，t(105) = 3.210, p < .01）。表情符号情绪信息的操纵成功，因为在悲伤条件下对表情符号的积极情绪感知高于幸福条件（M_happiness = 6.84, SD = 0.52 vs. M_sadness = 1.11, SD = 0.45；F (1, 145) = 4902.62, p < .001, η2 = .971）。

为了检验我们的预测，我们以情感吸引力作为因变量，情感表情符号信息作为自变量，控制情绪状态，进行了 ANCOVA。正如预期的那样，幸福条件下的情感吸引力显著高于悲伤条件（M = 3.97, SD = 1.73 vs. M = 3.33, SD = 1.76；F(1, 143) = 4.97, p = .027, η2 = .034）。协变量没有显著效应（F(1, 143) = 0.14, p = 0.712, η2 = .001）。同样，幸福条件下的表达共情意愿显著高于悲伤条件（M = 4.04, SD = 1.76 vs. M = 3.28, SD = 1.67；F(1, 143) = 7.08, p = .009, η2 = .047）。协变量情绪状态不显著（F(1, 143) = 0.05, p = .825, η2 < .001）。这些结果与以前研究中观察到的模式一致，进一步支持了情感反应效应在不同情境下的稳健性。

为了检验情感表情符号信息通过情感吸引力对表达共情意愿的间接效应是否受到 FSC 的调节，使用 PROCESS 模型 7 进行了调节中介分析，并将基线情绪状态作为协变量纳入。分析揭示了情感表情符号信息与未来自我连续性（FSC）在情感吸引力上存在显著交互作用（b = ?0.705, SE = 0.289, t = ?2.44, p = .016），表明信息的情感影响因参与者的 FSC 水平而异。具体而言，在低 FSC 水平下（FSC = 3.54），信息框架对情感吸引力的效应不显著（b = 0.047, p = .908），但在中等水平下（FSC = 4.53）变为显著负向（b = ?0.650, p = .024），并在高水平下（FSC = 5.52）更强（b = ?1.347, p = .001）。

如图 8 所示，Johnson-Neyman 技术确定了 FSC = 4.29 为阈值，高于该阈值情感表情符号信息的效应变得统计显著（p < .1）。此外，信息框架通过情感吸引力对参与者表达共情意愿的间接效应也受到 FSC 的调节。间接效应在低 FSC 时不显著（FSC = 3.54；效应 = 0.030, 90% CI [?0.371, 0.457]），但在中等（FSC = 4.53；效应 = ?0.417, 90% CI [?0.727, ?0.099]）和高水平 FSC（FSC = 5.52；效应 = ?0.864, 90% CI [?1.290, ?0.423]）下变得显著负向。调节中介指数显著（指数 = ?0.453, BootSE = 0.179, 90% CI [–0.751, –0.163]），证实间接效应的强度因 FSC 水平不同而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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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研究 3 的探照灯分析结果。注：柱状图上方的垂直线表示标准误；? 表示 p < .1 时显著。

8. 研究 4：社会关系框架的调节效应

研究 4 的目的是检验社会关系框架是否调节情感反应路径（H3）。情境改编自研究 1，描述了在机场值机过程中呈现的捐赠呼吁。

8.1. 参与者、设计与程序

共有 249 名成年人参与研究，以换取象征性报酬（M_age = 38.14, SD = 12.30），其中 48.6% 认定为女性。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基于 2 × 2 被试间设计的四个实验条件之一：情感表情符号信息（幸福 vs. 悲伤）× 社会关系框架（亲近 vs. 疏远）。

研究设定在机场背景下，参与者被要求想象通过自助值机升级座位，然后收到一条机场碳抵消活动的捐赠请求信息。如图 9 所示，社会关系框架通过信息内容进行操纵，将受益者描述为“所爱之人”（亲近条件）或“一组未特定的人群”（疏远条件）。实验程序遵循先前研究的结构。参与者首先报告他们的基线情绪状态。然后，他们被呈现一个情境，在该情境中他们在升级座位后有机会向机场碳抵消计划捐赠 1 美元。使用的测量项目与先前研究一致。评估了情感吸引力（Lee 和 Hong，2016）和捐赠合理化（Akamatsu 和 Fukuda，2022；Kim 等，2012）。最后，参与者评估了情境的真实性并完成了人口统计学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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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研究 4 的刺激材料。

8.2. 结果与讨论

对情境真实性的感知相对较高，因为参与者对情境的评分高于中性点（M = 5.19, SD = 1.43；t(248) = 13.14, p < .001）。表情符号情绪信息的操纵成功，因为在幸福条件下对表情符号的积极情绪感知高于悲伤条件（M_happiness = 6.60, SD = 1.00 vs. M_sadness = 1.27, SD = 0.81；F(1, 248) = 2110.18, p < .001, η2 = .895）。此外，社会关系框架的操纵也成功，亲近条件（所爱之人）中感知的关系连接高于疏远条件（人群）（M_distant = 3.71, SD = 1.92 vs. M_close = 6.55, SD = 1.03；F(1, 248) = 210.24, p < .001, η2 = .460）。

ANCOVA 结果表明，情感表情符号信息对情感吸引力的主效应显著（F(1, 244) = 6.22, p = .013, η2 = .025），而情感表情符号信息与社会关系框架之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 244) = 0.91, p = .341, η2 = .004）。此外，基线情绪状态具有显著的协变量效应（F(1, 244) = 19.78, p < .001, η2 = .075）。

然而，更重要的是，计划对比分析揭示，表情符号情绪与社会关系框架之间的交互效应仅出现在疏远条件中（见图 10）。具体而言，在疏远（人群）条件中，幸福框架的信息比悲伤框架的信息导致显著更高的情感吸引力（M_happiness = 3.41, SD = 1.74 vs. M_sadness = 2.63, SD = 1.67；F(1, 244) = 5.995, p = .015, η2 = .024）。相比之下，在亲近（所爱之人）条件中，幸福和悲伤信息之间的差异不显著（M_happiness = 3.51, SD = 1.67 vs. M_sadness = 3.06, SD = 1.96；F(1, 244) = 1.183, p = .278, η2 = .005）。

这些结果表明，虽然在远距离关系情境中，幸福信息比悲伤信息更有效，但当信息以紧密的社会关系为框架时，这两种信息类型变得同样有效。下载：下载高清图片 (85KB) 下载：下载完整图片
图 10. 研究 5 的结果。注：柱状图上方的垂直线表示标准误；? 表示在 p < .1 处显著。
捐赠合理性表现出类似模式。协方差分析显示，情感表情符号信息的主效应显著 (F(1, 244) = 4.79, p = .030, η2 = .019)，而情感表情符号信息与社会关系框架之间的交互效应未达到统计显著性 (F(1, 244) = 1.59, p = .208, η2 = .006)。此外，基线情绪状态仍是一个显著的协变量 (F(1, 244) = 23.05, p < .001, η2 = .086)。更重要的是，计划对比分析揭示了远距离条件（人们）中的显著差异，其中幸福条件比悲伤条件导致更高的感知捐赠合理性 (M_幸福 = 4.24, SD = 1.81 对比 M_悲伤 = 3.40, SD = 1.82; F(1, 244) = 3.22, p = .074, η2 = .013)。相反，在紧密条件（亲人）中没有发现显著差异 (M_幸福 = 4.23, SD = 1.98 对比 M_悲伤 = 3.89, SD = 1.92; F(1, 244) = 1.01, p = .315, η2 = .007)。这种模式表明，当信息背景中突出强调亲密他人时，即使是负面框架的情感线索（悲伤表情符号）也可以像正面线索（幸福表情符号）一样有效，从而减少了两种条件下信息有效性的差异。
此外，使用 PROCESS 模型 7 的分析证实了条件中介效应的存在。与之前的结果一致，表情符号情感信息→情感诉求→捐赠合理性的中介效应在远距离条件（人们）中显著 (效应 = ?0.4268, CI [LLCI = ?0.7313, ULCI = ?0.1472])，但在紧密条件（亲人）中不显著 (效应 = ?0.1909, CI [LLCI = ?0.4795, ULCI = 0.1084])。
此外，将数据分为两组（社会关系框架：远距离 [人们] 对比 紧密 [亲人]）并使用 PROCESS 模型 4 分别对每组进行分析，揭示了相同的模式。具体而言，如图 11 所示，在远距离条件（人们）中，情感表情符号信息→情感诉求→捐赠合理性的间接效应显著 (效应 = ?0.288, CI [LLCI = ?0.5888, ULCI = ?0.0557])，表明存在部分中介。相反，在紧密条件（亲人）中，中介效应不显著 (效应 = ?0.233, CI [LLCI = ?0.6293, ULCI = 0.1655])。这些发现支持了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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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研究 5 的中介效应结果。注：n.s 表示不显著；? p < .1, * p < .05, ** p < .01, *** p < .001。
9. 一般讨论
9.1. 研究结果总结
本研究考察了情感表情符号信息框架如何影响环保信息的有效性，以及这种效应是否通过情感反应路径发挥作用。此外，我们调查了这种效应的两个边界条件：未来自我连续性 (FSC) 和社会关系框架。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幸福（对比悲伤）表情符号信息增强了信息有效性，且这种效应可以通过情感处理机制来解释，即情感反应和情感诉求。
研究 1 和研究 2 测试了情感表情符号框架的主要效应以及提出的情感反应机制。在环保捐赠背景下进行的研究 1 中，幸福表情符号信息引发了更积极的情感反应，进而增加了感知到的捐赠合理性。这些结果支持了 H1a，表明幸福框架的信息比悲伤框架的信息引发更有利的评价，同时也支持了 H1b，因为情感反应中介了这种关系。研究 2 在绿色环保酒店广告背景下复制了这一模式。情感反应和情感诉求都传递了表情符号框架对表达共情意愿的影响，再次支持了 H1a 和 H1b。
研究 3 考察了未来自我连续性 (FSC) 的调节作用。通过情感诉求的间接效应主要出现在 FSC 水平较高的个体中。换言之，随着个体感知到当前自我与未来自我之间更强的联系，悲伤表情符号信息的有效性相对减弱，从而增加了幸福表情符号信息的相对优势。这种模式可以解释为：高 FSC 的个体倾向于将未来结果解释为与自身直接相关；因此，强调负面未来后果的悲伤表情符号信息可能会引发心理不适和防御性处理，进而削弱情感反应。相比之下，幸福表情符号信息不会引发这种抵触。这些发现支持了 H2，并表明情感反应路径的有效性随 FSC 水平而变化。
研究 4 测试了社会关系框架的调节效应。表情符号信息框架通过情感诉求对捐赠合理性的间接效应，当信息涉及社会距离较远的目标（例如，“人们”）时显著，但当涉及社会距离较近的目标（例如，“亲人”）时不显著。这表明在紧密关系情境中，悲伤表情符号信息可能不被解释为威胁信号，而是被解释为情感分享和共情的信号，从而增加情感反应。因此，负面情感信息的功能与正面信息相当，减少了幸福表情符号信息的相对优势 (H3)。
9.2. 理论意义
本研究为酒店和旅游领域的环保传播研究提供了几个理论贡献。首先，本研究通过引入并实证验证一种基于情感的干预措施，阐明了助推在享乐主义旅游和酒店情境中发挥作用机制。之前的旅游研究主要通过信息说服或社会规范遵从来解释环保传播的有效性，隐含地假设行为改变源于认知评估或规范推理（例如，规范激活和基于信念的诉求）（例如，Nowak 等人，2024；Yachin 等人，2024）。通过在酒店和旅游环境中应用符合助推原理的设计，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了一种替代机制：信息有效性可以源于情感反应路径。在享乐主义环境中，行为反应是由自动情感处理塑造的。因此，本研究扩展了信息框架研究，表明酒店和旅游中的框架效应可能取决于情感处理而非深思熟虑的评估。重要的是，研究结果还完善了之前的环保传播文献，该文献经常强调负面情感诉求（例如，内疚或担忧）（例如，Iyer 等人，2014；Batson 等人，1997；Small 和 Loewenstein，2003；Baek 和 Yoon，2017）。结果表明，负面情感并非一律有效；相反，正面效价的情感框架在享乐主义环境中可能更具说服力，因为它符合旅游的体验性质。
其次，本研究通过表明信息设计可以作为决策环境内的微观层面干预措施，对助推理论做出了贡献。助推通常被理解为影响行为而不限制选择或改变经济激励的选择架构要素 (Schmidt, 2017)。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沟通设计本身可以充当这种要素。通过将情感表情符号信息概念化为 MINDSPACE 框架（Dolan 等人，2012）中的“情感”机制，本研究建议，即使是信息呈现方式的最小改变也能系统性地改变行为反应。换言之，行为的影响不是通过改变可用的替代方案，而是通过改变个体在心理上体验决策情境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些发现扩展了信息框架在环保行为研究中的适用性，并表明基于情感的干预可以通过自动情感反应转移信息处理。更广泛地说，本研究为基于沟通的干预如何在选择架构中发挥作用提供了理论解释，并扩展了酒店和旅游传播研究。
第三，本研究通过将 EASI 模型应用于酒店、旅游和环保传播情境，理论上具体说明了情感说服发挥作用的条件。之前的旅游研究主要通过认知机制来解释可持续性信息的有效性，例如环境态度、感知规范或道德信念（例如，Landon 等人，2018；Lind 等人，2015；Park 等人，2022）。相比之下，本研究建议，情感说服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情感信息框架本身，还取决于个体倾向和情境因素。为了捕捉这些心理条件，我们引入了未来自我连续性 (FSC)，它代表了一种心理连接形式，个体将未来结果感知为与自我相关，而不是外部事件 (Hershfield, 2011)。当可持续性后果被解释为与个人的未来自我个人相关时，情感反应的形成和方向可能会改变。这种视角强调了面向未来的自我概念在酒店和旅游说服中的作用，并通过确定时间自我连接作为塑造情感反应的重要心理机制，推进了环保行为研究。此外，社会关系框架在酒店和旅游环境中扩展了 EASI 框架核心的人际情感传递。通过表明情感表情符号信息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后果是围绕远距离目标还是亲密他人构建的，本研究确定了情感反应路径的一个重要关系边界条件。在此过程中，本研究通过具体说明情感说服变得更强或更弱的關鍵边界条件，推进了 EASI 模型在酒店和旅游环境中的应用。
9.3. 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结果为酒店和旅游行业设计环保传播提供了可操作的启示。首先，环保信息的设计应旨在保持而非破坏旅游体验的享乐主义性质。传统的环保传播通常依赖基于义务或内疚的诉求；然而，这种方法可能与游客享受、放松和逃避的核心动机相冲突。因此，信息应嵌入客户旅程中低努力决策点，包括行程前和行程中阶段。在行程前阶段，幸福表情符号信息沟通可以出现在酒店预订确认页面、在线旅行社列表以及支付阶段的碳抵消选项中。在行程中，信息可以整合到手机签到、数字礼宾通知和客房信息系统中。将环保行为框定为酒店和旅游体验的一部分可以提高客户的接受度。
其次，情感助推的有效性取决于客户如何将当前行为与未来后果联系起来。通过鼓励客户将行为结果与他们自己的未来旅行经历联系起来，可以加强说服力。因为在实践中直接测量个体的未来自我连续性 (FSC) 可能不切实际，企业可以改为在信息设计中纳入面向未来的措辞。例如，诸如“您今天的选择有助于让下一次旅行更加美好”等短语促使客户在心理上联系当前行为与未来旅行经历，从而提高对环保行动的接受度。这可以通过现有的预订系统、应用程序通知和签到沟通来实现。
第三，在酒店和旅游环境中，确保信息设计中情感表达与关系框架之间的一致性很重要。结果显示，当情感表达嵌入涉及社会距离较远实体（例如，地球或社会）的信息中时，正面效价线索产生的效果比负面效价线索更强。因此，在面向公众的传播中，如活动、OTA 页面和网站横幅，企业可能会受益于使用涉及广泛和抽象实体的正面框架情感信息。相反，当情感表达通过紧密关系参考（例如，亲人）进行框架化时，情感效价之间的差异变得不显著。这表明，当信息唤起亲密的人际联系时，情感效价的影响可能会减弱。因此，企业在设计环保信息时，应考虑情感表达如何锚定在关系参考上，而不仅仅是依赖情感效价。
9.4.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并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首先，尽管我们进行了 A/B 测试，以在自然环境中评估消费者对情感表情符号信息的真实反应，但这种方法在生态效度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在捕捉实际环保行为方面。未来研究应在此基础上，通过与旅游目的地或行业合作伙伴合作进行更严格和大规模的现场实验，以考察情感反应如何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变化。此外，需要进行纵向研究，以更现实和动态的环境中跟踪持续的行为变化。其次，未来研究应包括明确定义的控制条件，并考察更广泛的情感表情符号类型。

最后，尽管本研究强调了个体特征（即未来自我连续性）和情境因素（即社会关系框架），但探索额外的调节变量，如环境价值观或文化差异，可提高研究结果在不同人群和情境中的普适性。CRediT 作者贡献声明 Jungkeun Kim：写作 – 审阅与编辑、验证、方法论、概念化。Chulmo Koo：写作 – 审阅与编辑、指导、资金获取、概念化。Eunji Lee：写作 – 审阅与编辑、写作 – 初稿、方法论、形式分析、概念化。Seunghun Shin：写作 – 审阅与编辑、验证、方法论、概念化。Eunji Lee|Seunghun Shin|Jungkeun Kim|Chulmo Koo 香港理工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九龙尖沙咀东科学馆道 17 号，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