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脱碳未来：中国建筑环境循环经济转型中的制度障碍与治理创新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Unlocking a decarbonized futur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s in China's circular economy transition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

　　

中国建筑环境的深度脱碳受到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 CE）转型中制度锁定（institutional lock-in）的阻碍。通过应用斯科特（Scott）的制度三支柱理论（three pillars of institutions），并采用文献分析（document analysis）、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和比较案例研究（comparative case studies），研究人员诊断了碎片化法规、成本驱动型行业规范与认知偏差如何相互强化停滞。成功项目表明，支柱间的对齐使循环实践成为可能，而失败则源于失调。为打破制度锁定，治理创新必须将绿色标准从自愿转向强制，将循环性嵌入财务和绩效指标，并建立多利益相关方平台（multi-stakeholder platforms）。这些发现贡献了一个动态的制度解释，并将转型障碍置于中国强政府–强市场配置（strong state–strong market configuration）的背景中，提供了协调政策、市场和文化变革以实现低碳循环建筑环境的路径。

在全球气候治理深化及《巴黎协定》温度控制目标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建筑环境脱碳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核心议题。建筑业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提供者，其全生命周期资源消耗与碳排放极为显著：2010至2030年近零排放情景下，建筑运行预计占全球碳排放50%以上；202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显示，建筑业贡献了全球32%的能源消耗和34%的二氧化碳（CO₂）排放。尽管技术路径研究（如能效提升）已取得进展，但现有研究常将制度因素视为外生变量，忽略了碎片化法规、成本驱动型行业规范与认知偏差等制度锁定对循环经济（CE）转型的阻碍。为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将论文《Unlocking a decarbonized futur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s in China's circular economy transition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发表于《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旨在系统诊断中国建筑环境深度脱碳中的多维制度障碍，并提出治理创新路径。

研究人员采用斯科特（Scott）制度三支柱理论（regulative, normative, cultural-cognitive pillars）作为分析框架，综合运用三种定性方法：文献分析（包括政策文本与行业标准）、半结构化访谈（n=12，样本来自六类利益相关者：政策制定者、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师/设计师、建筑材料生产商、建筑工程师/项目经理、住房消费者）以及比较案例研究（3个成功与3个失败项目）。通过对比分析，研究人员揭示了制度相互作用如何导致实施差异，并针对各支柱障碍提出治理创新方案。

研究结果通过以下小标题呈现：

**4. 多维制度障碍**：通过文献分析与访谈验证，识别出三个层面的制度锁定。**4.1 规制性障碍**：检索北大法宝数据库发现，中国绿色建筑法规以部门规章和推荐性标准为主，仅有两项行政法规；地方性文件数量远超国家层面，导致标准碎片化；政策工具中需求型占54.2%，供给型创新激励不足。**4.2 规范性障碍**：行业形成成本-工期-效率优先的路径依赖，设计-施工-运营-拆除阶段分割缺乏全生命周期责任；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为推荐性标准，11项建筑类型评价标准缺乏协调机制，共同构成“软约束”下的规范性锁定。**4.3 文化-认知性障碍**：效率优先范式滞后于脱碳优先，社会对再生材料存在污名化认知，抑制市场接受度。**4.4 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实证验证**：访谈揭示政策滞后（如新型低碳材料无法被标准接纳）、绩效激励错位（如短期回报考核阻碍长期投资）、认知差距（如消费者对绿色溢价不敏感）等具体障碍。**4.5 政策文本与行业标准的话语分析**：分析三项核心政策发现“发展-减排”双重话语矛盾，行业标准偏向效率而非循环；制度矛盾表现为发展vs减排、效率vs循环逻辑、新建vs存量改造之间的张力。

**5. 制度互动的比较案例研究**：通过最大差异策略选取6个案例（成功：泉州塘西校园项目、柳州万科白鹭庭院、上海老港生态环保基地；失败：宝山建筑垃圾回收项目、深圳建筑废弃物管理系统、杭州华锦建设集团事件）。成功案例表明，规制性、规范性、文化-认知性支柱的对齐（如通过数字工具内化政策目标、组织内部市场机制、政府需求侧锚定）使循环实践得以实现；失败案例则源于激励脆弱性、协调失败与执行脱钩。

**6. 建立治理创新机制**：针对规制性障碍，提出促进政策协调与流程整合、建立强制性目标与延伸生产者责任（EPR）制度、创新绿色金融工具（如绿色债券支持六大类可持续建筑项目）。针对规范性障碍，建立基于绩效的市场激励机制（如碳交易）、推广新型商业模式（如产品服务化）、重塑行业评价体系。针对文化-认知性障碍，培育多利益相关方合作平台（打破政企二元结构，引入第三方力量）、加强公共沟通与绿色消费引导。同时指出实施中的权衡困境：规制刚性可能削弱市场活力，碳市场价格信号稳定性、平台效率与包容性平衡、认知-行为差距等。

**7. 讨论与结论**：讨论部分强调理论贡献：将斯科特三支柱框架从描述性分类工具发展为动态解释模型，揭示支柱间因果互动如何维持制度锁定；并首次将转型障碍置于中国强政府-强市场配置中，指出这一独特动态导致市场高周转逻辑抵抗国家信号，形成制度过滤效应。研究结论翻译如下：研究发现，中国建筑环境低碳循环转型受制于规制性、规范性、文化-认知性三个维度的制度锁定。规制层面，标准非强制性、碎片化治理结构及绿色金融激励错配限制转型；规范层面，项目决策逻辑、高周转开发模式忽视长期价值、地方政府绩效指标优先规模而非可持续性造成行业惯性；文化-认知层面，效率优先思维、再生材料污名化及循环经济被视为低端产业的认知阻碍转型。这些障碍相互强化，形成自我循环，表明孤立政策干预不足以实现系统性变革。打破这一循环需协调三个支柱的治理创新：规制创新应强化政策整合与强制目标，将低碳循环要求转化为可执行约束；规范创新应重塑市场激励与行业评价体系，使低碳循环实践产生经济价值；文化创新应注重能力建设与公共沟通，使低碳循环从专家话语转变为广泛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