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水治理中的知识、不确定性与学习：维特恩湖环境捍卫者的视角

《Cogent Social Sciences》：Knowledge, uncertainty, and learning in freshwater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of environmental defenders at Lake V?ttern

　　

淡水系统日益受到气候变化、污染和相互竞争的社会需求的威胁，使其治理既复杂又充满争议。本研究探讨了致力于保护瑞典第二大湖泊及重要饮用水源维特恩湖（Lake V?ttern）的环境捍卫者如何理解淡水治理中的知识、不确定性与学习。研究人员基于对十二次半结构化访谈的归纳性定性分析，辅以文献材料，探讨了环境捍卫者如何解释与缓慢且通常不可见的环境变化相关的治理挑战。研究揭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不确定性根植于知识的解释和使用而非知识缺失；对生态风险的竞争性理解；以及以渐进式而非变革式学习为特征的治理响应。研究结果表明，治理挑战不仅由科学不确定性塑造，还受到争议性的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制度碎片化和整合学习能力有限的制约。通过突出环境捍卫者的视角，本研究展示了知识、不确定性和学习如何塑造对缓慢环境变化的响应，从而为淡水治理学术做出贡献，并强调了需要更具适应性、参与性和反思性的淡水治理方法。

**淡水治理中的知识、不确定性与学习：维特恩湖环境捍卫者的视角——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淡水生态系统正面临气候变化、污染、栖息地改造、资源开采及相互竞争的社会需求等多重压力（Dudgeon et al., 2006; IPCC, 2022; Reid et al., 2019; V?r?smarty et al., 2010）。这些相互作用的影响不仅损害生态完整性，还威胁饮用水安全、生物多样性及与淡水系统相关的社会文化价值（Johnston & Fiske, 2014; Krause & Strang, 2016）。随着环境变化加速，淡水治理已成为最紧迫的可持续性挑战之一，要求在不确定性、利益冲突和长期时间跨度下做出决策（Howard et al., 2024）。淡水治理被广泛视为一个“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因为生态过程复杂，知识不完整，且治理涉及多个持有不同价值观、优先事项和环境风险解释的行动者（Freeman, 2000; Head & Alford, 2015）。气候变化加剧了这些挑战，带来了更大的变异性、累积性影响和非线性生态响应，难以通过传统治理方法预测或管理（IPCC, 2022）。因此，淡水治理已超越技术性水管理，涵盖了知识产生、解释、协商并转化为集体行动的社会过程。

在此背景下，知识、不确定性和学习成为理解淡水治理的核心，因为环境决策很少仅依赖于科学信息的可用性。相反，治理响应受到不同行动者如何解释证据、赋予可信度以及协商竞争性风险、价值观和优先事项的影响（Brugnach et al., 2008, 2011）。非国家行动者，特别是环境捍卫者（environmental defenders），通过倡导、环境监测和公众参与，在淡水治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Global Witness, 2025; Zeng et al., 2022）。然而，关于环境捍卫者自身如何理解淡水治理中的知识、不确定性和学习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聚焦于瑞典第二大湖泊、超过25万人的饮用水源——维特恩湖（Lake V?ttern）。该湖面临多重相互作用的环境压力，包括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等持久性污染物、拟议中的采矿活动、军事演习、历史工业污染以及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影响。湖水极长的停留时间（约60年）意味着污染物可能在生态系统中持续数十年，使得许多环境影响具有累积性、缓慢性和难以检测性。同时，维特恩湖构成一个充满争议的水社会空间（hydrosocial space），公共当局、工业界、军方、地方社区和环境组织对湖泊生态状况、环境风险及适当的治理响应持有不同理解（Linton & Budds, 2014）。该湖还拥有活跃的环境组织网络，包括瑞典自然保护协会（Naturskyddsf?reningen）、拯救维特恩行动组（Aktion R?dda V?ttern）和基岩小组（Urbergsgruppen），在环境监测、公众参与和倡导湖泊未来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参与保护维特恩湖的环境捍卫者如何理解与缓慢且通常不可见的环境危害相关的淡水治理中的知识、不确定性与学习，从而为淡水治理学术提供实证基础。

**研究发表于《Cogent Social Sciences》。**

**关键技术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案例研究设计，通过归纳性分析策略探索环境捍卫者对淡水治理的理解。数据收集主要基于十二次半结构化访谈，辅以文献材料（包括组织网站、报告和公开声明）。访谈对象通过目的性抽样选取，均为积极从事维特恩湖保护的环境捍卫者，年龄35至70岁，其中五名男性、七名女性。九名受访者此前曾参与2024年11月举行的关于维特恩湖的转型实验室（transition lab），该实验室是更广泛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探讨自然权利（rights of nature）作为瑞典环境治理的新兴框架。随后通过滚雪球抽样和直接联系招募了另外三名受访者。访谈于2024年12月至2025年6月在线进行，平均时长约50分钟。所有访谈均录音、转录并匿名化处理。数据分析采用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方法（Braun & Clarke, 2006），通过反复阅读转录文本发展初始编码和主题，随后运用理论框架进行解释。研究遵循定性研究伦理原则，并获瑞典伦理审查局（Etikpr?vningsmyndigheten）批准（案例号2024-03410-01）。

**研究结果**

**认知不确定性：知识缺陷、证据使用与对“基于知识”治理的要求**
环境捍卫者普遍认为淡水治理依赖于知识的产生、解释和使用，但治理挑战主要并非源于知识缺失，而是现有知识未被充分利用、沟通不均或未有效转化为政治和行政决策。受访者强调治理应基于事实、科学研究和系统监测，将“基于知识”的决策视为规范理想和实际必要。然而，认知不确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被描述为因知识被制度优先事项、时间跨度和注意力分配所制约而持续存在，而非完全缺乏信息。例如，受访者指出市政官员对现有报告（如维特恩湖保护协会年度报告）的参与有限，且呼吁加强长期监测和独立研究以理解累积性环境影响。

**歧义性：竞争性解释、可信度争议、慢速暴力与“何为真实？”的问题**
环境捍卫者描述了淡水治理中存在的歧义性（ambiguity），即多种且往往相互竞争的湖泊生态状况解释并存。尽管有科学信息，但分歧持续存在，反映了风险解释、沟通和优先排序的差异。歧义性源于对生态过程的不确定性，也源于关于谁的知识应被视为可信和权威的竞争性主张。受访者指出，不同层级和地理位置的机构对湖泊健康状况的感知存在差异，例如县级行政委员会与市级层面更关注污染，而国家环保局则可能认为湖泊状况尚可。此外，慢速暴力（slow violence）——如PFAS污染等不可见威胁——使问题复杂化，因为湖泊的视觉清澈性掩盖了实际危害，加剧了公众理解和风险沟通的歧义性。受访者还提到，战略性或情感性框架放大了歧义性，例如某些利益集团利用湖泊情感推动非核心议题。

**学习动态：渐进式响应、深层学习的制约、有争议的行动路径与自然权利**
环境捍卫者普遍倾向于在现有治理安排内进行改进，如加强监测、知识交换和协作，这符合单环学习（single-loop learning）。然而，他们也认识到制度和政治限制限制了更根本形式的学习和治理变革。受访者呼吁整体性和累积性知识，以应对相互作用的多重压力，而非孤立问题。他们批评环境影响评估过程缓慢，与生态动态不匹配，并引用“常识”来表达对僵化决策程序的不满，呼吁在不确定性下采取预防性判断。学习约束也体现在制度层面：尽管部分受访者认为现有立法足够，但核心挑战在于解释、执行和制度能力，例如法律解释滞后、法官时间有限、科学知识融入法规耗时过长。关于自然权利（rights of nature）等替代性治理模式，受访者普遍认为其在瑞典不可行或社会尚未准备好，优先支持完善现有法律框架而非引入全新制度。政治激励机制和公众压力也被视为学习与适应的关键制约因素，受访者认为经济优先于自然，且政治家倾向于迎合选民而非基于知识行动。

**讨论与结论**

**讨论**
本研究证实，维特恩湖治理体现了“棘手”环境问题的诸多特征：竞争性问题框架、多重相互作用压力、长期时间跨度及缺乏明确解决方案（Freeman, 2000; Head & Alford, 2015; Howard et al., 2024）。从受访者视角看，这些挑战源于认知不确定性、环境风险竞争性解释、学习过程受限、制度安排、政治优先事项以及环境退化的缓慢和不可见性（Nixon, 2011）。研究结果表明，治理挑战反映的不是科学知识缺失，而是知识在治理过程中如何被认可、解释和调动。环境捍卫者强烈认同基于知识的治理，但认知不确定性被理解为知识生产碎片化、证据获取不平等以及科学见解向政策法律实践转化薄弱的结果。歧义性作为核心治理挑战尤为突出，多种解释共存，且因不可见威胁（如PFAS）和慢速暴力而加剧，需要超越技术专业知识的治理响应，包括对话、协商和反思性学习（Brugnach et al., 2011; Lund, 2015）。治理响应以单环学习为主，而替代性模型（如自然权利）因被认为与瑞典立法和规范不兼容而被否定。尽管受访者呼吁改进监测、执行和协作，但他们也指出渐进主义的局限，如制度碎片化、法律过程缓慢及难以应对累积影响，这些制约了双环学习（double-loop learning）和更深层次适应。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需要多层级治理安排整合多样化知识，实现跨尺度学习（Boyd & Folke, 2012; Huitema et al., 2009）。研究还表明，维特恩湖作为“棘手”治理问题，参与性制度（如水资源保护协会）虽旨在促进协作，但受访者认为这些安排同时促进和限制了学习，尤其是当经济利益介入时。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参与保护维特恩湖的环境捍卫者如何理解淡水治理中的知识、不确定性与学习。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捍卫者认为治理挑战更多地源于知识在治理过程中如何被认可、解释和调动，而非科学知识的不足。受访者并未指出单一治理缺陷，而是强调了认知不确定性、环境风险竞争性解释、制度学习受限以及环境退化的缓慢和不可见性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突出环境捍卫者的视角，本研究为淡水治理学术做出贡献，展示了长期参与环境保护的公民社会行动者如何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概念化治理。更广泛地说，研究结果表明，应对日益复杂的淡水挑战不仅需要稳健的科学知识，还需要能够认可多样化知识、支持学习并适应性地响应长期环境变化的治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