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Reports》：From digital adoption to SDG alignment: examining the dual pathways of transformational 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 through stakeholder engagement and innovation commitment under environmental dynam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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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两股力量正在重塑企业追求可持续性的方式：它们采纳数字技术的深度，以及其治理将可持续性视为战略义务的严肃程度。本研究探究这两者如何共同塑造企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对齐，并追踪这种影响传播的内部路径。设计/方法/途径：研究人员对越南四个行业的258
目的：两股力量正在重塑企业追求可持续性的方式：它们采纳数字技术的深度，以及其治理将可持续性视为战略义务的严肃程度。本研究探究这两者如何共同塑造企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对齐，并追踪这种影响传播的内部路径。设计/方法/途径：研究人员对越南四个行业的258名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查，并使用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CB-SEM）对数据建模，运用PROCESS宏来探究中介效应和条件效应。发现：数字采纳强度和变革性可持续治理各自提升可持续发展目标对齐，既通过直接路径，也通过两个平行渠道——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创新承诺。市场动荡加剧了创新渠道。环境越不稳定，这些资源越强地转化为创新，且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绩效的间接贡献越大。实践意义：同时构建数字能力和可持续治理的公司，而非孤立发展，能够发展出可持续发展目标对齐所需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和创新能力。这种回报恰恰在条件最不稳定的情况下最大。新颖性/贡献：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治理通常分开研究。将它们纳入一个模型，并显示两者之间的创新路径被环境动态性放大，阐明了组织内部作出的选择如何与全球定义的目标相联系。
**论文解读：数字采纳与可持续治理双重路径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对齐——基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研究背景与问题**
2030年议程及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正重塑企业追求可持续性的方式。企业面临投资者、监管者、员工和客户的多重压力，但将公司层面的承诺转化为可持续运营的内部机制仍缺乏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与可持续性治理（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是两大相互关联的趋势，但现有文献通常将二者分开研究（分别聚焦于数字化与治理领域），对它们如何协同影响企业SDG对齐知之甚少。此外，企业运营环境（即环境动态性，Environmental Dynamism）——技术变化和客户需求波动的速率与不确定性——可能增强或削弱特定战略举措的价值，但鲜有研究探讨其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三个核心问题：数字采纳强度（Digital Adoption Intensity）和变革性可持续治理（Transformational Sustainability Governance）如何直接或间接影响SDG对齐？利益相关者参与（Stakeholder Engagement）和创新承诺（Innovation Commitment）是否充当中介路径？环境动态性如何调节创新路径的强度？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对越南四个行业（科技、消费品、金融服务、工业制造）的258名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CB-SEM）和PROCESS宏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采纳强度和变革性可持续治理均正向影响SDG对齐，且这一影响通过两条平行中介路径实现——利益相关者参与（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创新承诺（基于资源基础观）。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数字采纳和治理对创新承诺的影响，即市场环境越动荡，资源转化为创新承诺的效应越强；此外，通过创新承诺的间接效应在环境动态性高时显著增强，形成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该研究发表于《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Reports》。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样本来源为越南四个行业（科技、消费品、金融服务、工业制造）的258名中高层管理人员。主要分析方法包括：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CB-SEM）用于验证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包括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PROCESS宏（Model 4和Model 7）用于检验调节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偏差校正自助法（Bootstrap，5000次重抽样）计算置信区间。
**研究结果**
**4.1 信度、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
测量模型拟合良好（χ2/df = 1.89，CFI = 0.95，TLI = 0.94，RMSEA = 0.06）。所有构念的克隆巴赫α和组合信度均大于0.85，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均超过0.60，且区分效度通过Fornell-Larcker准则和HTMT比率确认。共同方法偏差检验（Harman单因子检验和未测量潜在方法因子模型）显示无严重问题。
**4.2 假设检验**
**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CB-SEM和PROCESS Model 4）：** 结构模型拟合良好（χ2/df = 2.01，CFI = 0.94，TLI = 0.93，RMSEA = 0.063）。数字采纳强度正向影响SDG对齐（β = 0.22，p < 0.001），支持H1；变革性可持续治理正向影响SDG对齐（β = 0.39，p < 0.001），支持H2。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利益相关者参与中介了数字采纳强度与SDG对齐（效应值0.08，95% CI [0.03, 0.14]）以及治理与SDG对齐（效应值0.13，95% CI [0.07, 0.21]）的关系，支持H3a和H3b；创新承诺中介了数字采纳强度与SDG对齐（效应值0.06，95% CI [0.02, 0.11]）以及治理与SDG对齐（效应值0.11，95% CI [0.06, 0.18]）的关系，支持H4a和H4b。
**调节效应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PROCESS Model 7）：** 环境动态性与数字采纳强度的交互项对创新承诺显著（p < 0.01），支持H5a；环境动态性与变革性可持续治理的交互项对创新承诺显著（p < 0.01），支持H5b。简单斜率分析表明，高环境动态性（+1 SD）下数字采纳→创新承诺的斜率（β = 0.45，p < 0.001）显著强于低动态性（-1 SD）的斜率（β = 0.21，p < 0.05）；治理→创新承诺的斜率在高动态性下（β = 0.53，p < 0.001）也强于低动态性（β = 0.25，p < 0.05）。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数显示：数字采纳强度通过创新承诺对SDG对齐的间接效应在高动态性下（效应值0.09，95% CI [0.04, 0.15]）强于低动态性（效应值0.03，95% CI [0.01, 0.07]），指数为0.05（95% CI [0.02, 0.10]），支持H6a；变革性可持续治理通过创新承诺对SDG对齐的间接效应在高动态性下（效应值0.13，95% CI [0.06, 0.21]）强于低动态性（效应值0.05，95% CI [0.02, 0.10]），指数为0.07（95% CI [0.03, 0.13]），支持H6b。
**讨论总结与结论翻译**
**讨论总结：** 研究确认了数字采纳和可持续治理通过两条并行路径（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创新承诺）提升SDG对齐，且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创新路径的强度。治理的直接效应（β = 0.39）大于数字采纳的直接效应（β = 0.22），表明在越南等新兴市场，内部治理在弥补外部制度不完善方面承担更重责任。数字采纳的间接效应（通过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创新承诺）显著，说明其价值主要依赖中介路径实现。环境动态性放大了创新路径，这与动态能力理论一致：动荡环境中，数字能力作为感知机制，治理作为稳定投资机制，共同加速资源向创新承诺的转化。研究同时指出，SDG对齐基于管理者自我报告，存在社会期望偏差，未来需结合客观ESG指标验证。
**结论翻译：** 2030议程的成功将取决于企业如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对齐。尽管本研究显示没有捷径或直接路径实现对齐，但存在一条路径：该路径由两项关键基础能力定义——基于伦理的治理与数字化。此外，正如许多组织所发现的，在日益不稳定的环境中运营时，从能力到行动需要极大的支撑。因此，这些路径在动态变化最大的领域最为成功。本研究还通过两个不同渠道（利益相关者对话和可持续导向创新）为组织提供了将运营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齐的具体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