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k Analysis》：Communicating Risk in the Age of Misinformation: Empirical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Stakeholder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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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系统性文献综述考察了在由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塑造的日益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利益相关者信任如何在风险与科学沟通中被概念化和测量。遵循PRISMA程序（该程序为以透明性、可重复性和完整性开展系统综述提供了框架），研究人员检索了主要数据库，并使用明确的纳入标准筛选了
本次系统性文献综述考察了在由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塑造的日益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利益相关者信任如何在风险与科学沟通中被概念化和测量。遵循PRISMA程序（该程序为以透明性、可重复性和完整性开展系统综述提供了框架），研究人员检索了主要数据库，并使用明确的纳入标准筛选了研究。例如，信任必须在风险或科学复杂情境中被操作化和测量；当可信度是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相关的信任维度时，可信度研究予以保留。科学复杂情境指的是信息本质上复杂且微妙、理解需要高级知识的环境。最终语料库（k = 69）包含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设计，2020年后的增长与疫情时代的研究相吻合。研究发现确定了信任的三种角色。第一，作为结果的利益相关者信任，更多由透明度、同理心和感知价值相似性而非单纯的专业主张所增强。第二，作为广泛概念的信任往往不仅体现详细的技术理解；相反，信任可预测对技术和政策的接受度以及更低的风险感知。第三，作为机制，信任在可信度、透明度或价值相似性与合规和合作等下游结果之间起中介作用。从组织到人际互动，利益相关者信任的形成反映了信任者、被信任者和情境的特征。研究人员将这些线索整合为一种沟通方法，强调对不确定性的清晰说明、参与和可见的问责制作为信任的先决条件。在实践中，本综述强调了透明信息设计、不与过度简化相悖的与公共价值观的契合，以及将利益相关者视为合作伙伴的参与式方法。在概念上，研究人员将对信息是否看起来可信的判断与对信息背后的人或机构的信任区分开来。研究人员认为，信任有助于将人们的所思所感与其愿意采取的行动联系起来，尤其是在当今复杂信息环境中人们必须在不确定性下做出决策时。
**论文解读：误导信息时代中的风险沟通与利益相关者信任——基于系统性文献综述的经验性框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信息丰裕与不确定性并存的时代，机构在就科学、技术与风险进行沟通的同时维持公众信任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数字媒体的激增改变了人们接触、解释和评估知识的方式，既扩大了专业知识的影响力，也加速了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的传播。在放射性废物管理、全球大流行病、饮用水污染等高风险科学议题中，公众对健康和环境风险的高度感知、机构在不确定证据下的沟通需求，以及错误信息的快速扭曲作用，使得清晰有效的科学信息沟通成为现代社会的持续难题。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的扩散更被视作对有效沟通的显著威胁，甚至可能被外国对手武器化以攻击关键信息网络。
在风险沟通领域，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是指任何能够影响风险、受风险影响或自认为受风险影响及相应管理决策影响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学界长期关注如何区分科学错误信息、虚假信息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信任问题。既有研究指出，建立和维护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既是有效沟通的前提，也是其结果，尤其当信息存在争议或不断演变时。然而，现有应对错误信息的政策与研究往往过度简化沟通过程，侧重于信息内容本身，而忽视了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的影响。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经验性证据，深入理解在复杂信息环境中，利益相关者信任如何被定义、操作化和测量，以及信任如何影响风险感知与利益相关者参与。该论文正是基于这一需求，对1997年至2025年间发表的69项实证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综述，旨在绘制信任研究图景、识别方法论趋势，并评估在复杂信息环境中建立或侵蚀信任的沟通机制。论文发表于《Risk Analysis》。
**二、主要技术方法**
该研究遵循系统综述与元分析优先报告条目（PRISMA）指南开展。研究人员在Web of Science、Academic Search Premier和SCOPUS等多个电子数据库中进行结构化检索，使用主题检索策略捕获信任、可信度、风险或科学沟通及相关框架四个核心领域的交集。筛选过程分为两阶段：首先依据期刊质量（基于SCOPUS评级确保Q1和Q2期刊）、研究主题相关性和研究对象相关性进行标题与摘要审查；随后对通过初筛的116篇文章进行全文审查，严格应用纳入排除标准，最终纳入69篇实证研究（其中定量43篇，定性26篇）。
**三、研究结果**
**3.1 语料构成：引用与方法论特征**
最终语料库包含1997至2025年间发表的69项研究。时间分布显示2020年后出版物显著增加，与COVID-19相关信任、风险沟通和在线信息行为研究的兴起一致。在引用构成上，Siegrist和Cvetkovich (2000)、Frewer等 (2003)以及Trumbo和McComas (2003)成为方法论和概念锚点，分别获得1315、617和284次引用，凸显其核心地位。方法论上，43项定量研究中33项采用横断面调查，3项模拟，5项实验，1项混合方法，1项纵向研究；26项定性研究中9项使用访谈和焦点小组，2项使用文本或内容分析，其余为概念性/理论性研究。定量研究通常使用回归或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信任、风险感知和行为意向之间的关联。
**3.2 现有文献中关键概念的操作化**
在综述文献中，信任被概念化为一种心理和关系建构，反映个体在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条件下依赖其他行动者（如机构、专家或系统）的意愿。信任通常被定义为对被信任方具备能力、诚实和善意的期望。在风险相关情境中，信任常涉及主动选择接受脆弱性。操作上，研究在三个核心维度上测量信任：能力（Competence）、诚信（Integrity）和善意（Benevolence）。在媒介化和科学情境中，信任常与可信度判断重叠，涵盖对可靠性、准确性和开放性的评估。
**3.3 信任作为理解复杂信息的关键结果**
大量研究将信任概念化为结果，考察哪些因素建立或削弱对管理复杂或风险信息的机构、传播者和系统的信任。研究发现，信息透明度、感知诚实、能力和善意是信任的核心预测因素。Peters等 (1997)发现诚实和开放比单纯的技术专长更能决定信任；Wilson等 (2017)观察到福岛灾难后富有同理心和透明度的沟通增强了公众对科学的信心，而纯粹事实性沟通未能重建信任。在媒介与公共沟通中，科学组织和大学是最受信任的信息来源，而政府和私营行业排名最低。政治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态度和错误信息暴露会侵蚀对专家和媒体机构的信任。总体而言，作为因变量的信任较少受信息量或专业知识驱动，更多受关系和情感因素——透明度、同理心和感知共享价值观——驱动。
**3.4 信任作为沟通结果的催化剂**
另一组研究将信任概念化为预测变量，主要作为行为、感知和沟通结果的催化剂。研究发现三种主要模式：（1）信任促进合规和保护行为——在健康与危机沟通中，对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的更高信任导致更积极的预防行为，如戴口罩、接种疫苗和信息寻求；（2）信任降低感知风险并增加对技术或政策的接受——对监管和能源机构的信任预测更低的感知风险和更高的核能或环境政策接受度；（3）信任塑造信息寻求和评估中的认知与情感过程——机构信任和自我效能减少焦虑并增强感知知识充分性。定性研究还表明，信任通过参与式设计、利益相关者沟通和互动被传播者和利益相关者共同生产（coproduced）。
**3.5 信任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信任作为中介（k = 7）比作为调节（k = 1）更常见。唯一一项调节研究（Lee和Jeong 2024）表明，群体内信任放大了错误信息信念与社会不信任之间的关系。中介研究发现，信任是可信度、透明度或价值相似性与风险感知、接受或合规等后续结果之间的心理桥梁。例如，Ryu等 (2018)证明核监管机构的可信度增加机构信任，进而降低感知风险并增强政策支持。定性研究则分解信任的构成维度，揭示利益相关者评估传播者动机、对不确定性的透明度以及有无未经证实的安慰。
**3.6 指导信任与信息研究的理论建构**
多项纳入研究将可信度作为具有信任相关成分的多维感知进行测量，包括诚实、专业知识和可靠性——这些维度与信任的核心维度（善意、能力和诚信）密切对应。Besley等 (2012)将可信度定义为机构被视为值得信赖、准确、完整和无偏见的程度；Bigham等 (2019)将可信度操作化为值得信赖性和专业知识的结合。定性研究进一步揭示信任通过阶段序列展开，包括基于视觉设计启发式的初始快速筛选和随后对内容可信度的更审慎评估。信任判断随参与者信息经验而演变，信任维持依赖于个性化与利益相关者价值观的契合。研究还表明，可信度并非信息的固定属性，而是在社会过程中协商而成的，个人会根据实际需求和社交互动评估信息。
**3.7 沟通复杂与不确定信息**
基于社会放大风险框架（SARF）、风险信息寻求与处理模型（RISP）等理论，研究将沟通定位为科学和机构信任被建构、维持或侵蚀的过程。研究发现，科学家的对话取向影响其纠正错误信息的意愿；简化的AI生成科学摘要增强感知可信度和理解，但有时以牺牲感知专业知识为代价。在环境和科技风险情境中，对机构和地方行动者的信任决定受众是否将信息解读为可信并据此行动。共同命运（风险管理者与公众经历相同风险）显著增加感知可信度。有效沟通要求透明和同理心，承认不确定性，直接回应公众关切；对话式和参与式方法将公众视为合作伙伴，培养合法性并减少极化；传播者应力求清晰而不过度简化，在确保可及性的同时保持科学完整性。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理解人们为何信任某些信息来源在错误信息语境中至关重要，因为信任常决定个体接受或拒绝信息，无论其准确性如何。研究人员提出以下关键观点：第一，信任、知识与错误信息密切相关。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依赖于参与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由专家、媒体和公民组成的网络——这些网络塑造集体推理并决定何为可信知识。错误信息暴露会侵蚀对传统媒体的信心，但可能增加对党派政治机构的信任。信任不是稳定的个体属性，而是通过互动和沟通网络积极建构的。第二，信任对信息扩散具有关键作用。来自受信任来源的信息——无论准确性如何——更可能被分享，信任因此成为通过关系认可而非信息准确性传播错误信息的传递载体。第三，科学素养、认知能力与纠正干预需要多层面策略，包括培养开放心态、智识谦逊等认知美德，发展“胜任的外行者”能力，以及利用自动化系统辅助识别健康相关错误信息。第四，错误信息的后果在与信任相关的复杂或不确定知识领域尤为严重，事实核查在政治极化环境中往往难以纠正误解，纵向研究（k = 1定量，k = 2定性）的相对缺乏凸显了进一步纵向研究的必要性。
研究结论强调，应对错误信息不仅需要信息准确性，更需要深入参与信任在信息丰裕时代的沟通效应。长期维持信任取决于透明度、问责制和响应性，而非仅靠权威。随着数字与科学传播在线上的融合，学者必须继续考察如何在不同且算法中介的空间中建立、维持和经验性地测量利益相关者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