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压力与难民心理健康：人际情绪调节的作用研究

《Anxiety, Stress, & Coping》：Social stress and refugee mental health: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摘要
背景与目标 难民经历多种压力源，其中社会压力源对心理健康尤其具有不利影响。本研究探讨了人际情绪调节（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ER），即个体借助社会支持来调节自身情绪的过程，作为这一效应的潜在机制。
设计 一项针对澳大利亚561名难民的调查评估了潜在创伤事件（potentially traumatic events, PTEs）、社会性和实践性迁移后压力源、人际ER以及创伤后应激、抑郁和愤怒症状。
方法 确认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验证了人际情绪调节问卷（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的三因子结构（增强积极情感、安抚、社会观点采择）。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检验了PTE暴露、社会性和实践性压力源与潜在心理健康因子之间的直接关联，以及PTE暴露和压力源通过三个潜在人际ER因子与心理健康因子之间的间接关联。
结果 较高的社会压力通过减少所有人际ER策略的参与与抑郁症状升高相关。此外，较高的创伤暴露通过增加所有人际ER策略的使用与抑郁症状降低相关。
结论 通过减少人际ER的参与，社会压力源可能对难民心理健康尤其有害，并可能成为增强难民应对能力的重要靶点机制。

**论文解读：社会压力与难民心理健康中人际情绪调节的作用**

**研究背景与问题**
截至2025年底，暴力冲突、迫害恐惧和人权侵犯导致约4160万难民被迫流离失所（联合国难民署，2026）。创伤事件和重新安置困难使难民群体易患心理健康障碍，荟萃分析显示难民中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和抑郁症的患病率均高达31.5%，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PTSD 3.9%，抑郁症3.6%）。此外，难民还可能经历愤怒、焦虑等其他心理后果。理解导致高心理疾病率的机制对于干预至关重要。

难民在迁移前、迁移中及迁移后均面临压力源。迁移后压力源分为实践性（如住房、就业）和社会性（如家庭分离、歧视、孤独感）两类。已有证据表明，社会压力源对难民心理健康有广泛影响，可能通过削弱内在社会应对策略起作用。然而，其心理机制尚不明确。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 ER）是维持心理健康的重要过程，而人际情绪调节（interpersonal ER）作为新兴概念，强调社会关系在调节情绪中的作用。本研究旨在探究人际ER在难民迁移后心理健康中的作用，特别是社会压力源如何通过影响人际ER策略影响心理症状。论文发表在《Anxiety, Stress, & Coping》。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从澳大利亚的难民调整研究（Refugee Adjustment Study, RAS）第6时间点（T6）招募561名难民（年龄均值42.5岁，男性52.2%，阿拉伯语为主74.3%）。采用测量工具包括：人际情绪调节问卷（IERQ）评估人际ER能力；哈佛创伤问卷（Harvard Trauma Questionnaire）评估潜在创伤事件暴露；迁移后生活困难清单（Post Migration Living Difficulties Checklist）评估社会性和实践性压力源；创伤后诊断量表（Posttraumatic Diagnostic Scale, PDS）改编版评估PTSD；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评估抑郁；愤怒反应维度量表（Dimensions of Anger Reactions）评估愤怒。数据分析分两步：首先进行确认性因子分析（CFA）验证IERQ在难民样本中的结构效度；随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直接和间接效应，控制年龄、性别、在澳时间、语言组等协变量。

**研究结果**

**确认性因子分析（CFA）**
对Hofmann等人（2016）的四因子IERQ结构进行CFA，显示模型拟合不佳（CFI、TLI、SRMR低于推荐值，RMSEA偏高）。因子载荷偏低，且社会建模与观点采择因子间高度相关（r=0.948），表明两者可能测量同一潜在构念。因此，将这两个因子合并为“社会观点采择”，形成三因子模型（增强积极情感、安抚、社会观点采择）。进一步移除载荷较低的三个项目（项目1、2、10）后，模型拟合显著改善：CFI>0.9，TLI=0.9，SRMR<0.05，RMSEA虽偏高但可接受（≤0.1）。三因子均显示良好内部一致性（α=0.90、0.88、0.91）、收敛效度（因子载荷>0.7）和区分效度（因子间相关<0.85）。因此，采用17项三因子结构进行后续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SEM）**
测量模型拟合可接受（χ2=2239.9，RMSEA=0.06，CFI=0.91，TLI=0.90，SRMR=0.04）。

**直接效应**
所有预测变量（社会压力、实践压力、创伤）与心理健康结果（愤怒、抑郁、PTSD）之间均存在显著直接效应，除实践压力与愤怒之间不显著外。社会压力显著预测更高水平的愤怒、抑郁和PTSD症状。

**总间接效应**
两个显著的总间接效应被识别：第一，社会压力与抑郁之间存在正向总间接效应（β= -0.265），表明社会压力通过减少人际ER策略的集体使用与抑郁症状升高相关。第二，创伤与抑郁之间存在负向总间接效应（β=0.129），表明更高创伤暴露通过增加人际ER策略的集体使用与抑郁症状降低相关。

**特定间接效应**
未发现任何特定人际ER策略（增强积极情感、安抚、社会观点采择）在预测变量与结果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

**协变量效应**
男性性别与更高创伤暴露相关；女性性别与更高PTSD症状相关；在澳时间更长与社会压力和实践压力更高相关；阿拉伯语完成问卷者创伤暴露和社会压力更低，社会观点采择得分更高；波斯语完成问卷者增强积极情感得分更高，抑郁症状更严重；波斯语或泰米尔语完成问卷者实践压力更高。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首次实证检验了难民中人际ER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关键发现是，人际ER策略的集体作用中介了社会压力与抑郁、创伤与抑郁之间的关系，但方向相反。社会压力通过削弱人际ER参与导致抑郁增加，提示社会压力可能破坏社会支持资源，限制人际ER策略的利用。而创伤暴露通过增强人际ER参与与抑郁降低相关，可能由于难民创伤具有社会性（如侵犯人权），促使个体更多依赖人际应对过程。

直接效应证实社会压力对愤怒、抑郁、PTSD的独特影响，而实践压力仅与抑郁和PTSD相关，与愤怒无关，表明愤怒可能更针对社会压力。本研究验证了IERQ在难民样本中的三因子结构，但需进一步研究，因难民的人际ER需求可能与普通人群不同，尤其来自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难民。

研究结论：人际ER是难民心理健康的相关机制。社会压力通过减少人际ER参与与抑郁症状升高相关，强调解决迁移后社会压力源和培养人际ER技能对促进难民积极安置结果的重要性。尽管存在横断面设计、样本流失等局限性，但研究支持将人际ER策略纳入干预治疗（如人际心理治疗、技能训练）的潜在价值。未来研究需采用纵向设计并探索难民特定的人际ER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