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企业主如何评估环境行动：环境措施分类及其感知影响

《Applied Psychology》：How small business owners evaluate environmental action: A taxonomy of environmental measures and their perceived impact

　　

考虑到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企业是推动环境可持续性的关键主体。尽管大型企业通常已制定环境战略，但小企业必须从零开始制定此类战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企业主（SBOs）的环境感知。然而，关于SBOs如何感知不同环境措施的研究甚少。为研究SBOs认为哪些措施具有高影响和低影响，以及他们在实施过程中感知到哪些驱动因素和障碍，研究人员采用混合方法开展了两项研究（N_1.1=800；N_1.2=102；N_2.1=1007；N_2.2=216名参与者）。在研究1中，使用Gioia方法，研究人员自下而上地开发了一套环境措施分类法，同时识别了其感知的驱动因素和障碍。在研究2中，研究人员在另一个样本中验证了该分类法，并量化了措施感知的高和低环境影响以及自我报告的实施率。两项研究均发现，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和使用可持续、耐用材料被认为最具影响力。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环境措施的实施可以通过政府、社会和市场以及公司因素得到促进或阻碍。环境措施的感知影响与其自我报告实施之间的关联较弱。

**论文解读：小企业主环境行动评估——环境措施分类及其感知影响**

**研究背景与问题**

经济活动对全球环境造成显著压力，企业作为温室气体排放、资源消耗和污染的主要来源，在推动环境可持续性中扮演关键角色。大型企业通常已建立系统的环境战略，但小企业（SMEs）面临资源有限、缺乏专业指导等挑战，其环境行动高度依赖小企业主（SBOs）的个人感知与决策。然而，现有研究对SBOs如何评估不同环境措施的影响、哪些因素驱动或阻碍其实施知之甚少。应用心理学领域虽关注员工绿色行为，却较少触及决策层（如企业主）在根本性变革中的角色。此外，缺乏一个系统分类法来组织环境措施，导致SBOs可能依赖主观判断，错误地低估高影响措施或高估低影响措施，造成资源错配。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SBOs认为哪些环境措施具有最高和最低影响？哪些驱动因素和障碍影响其实施？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通过两项混合方法研究，自下而上地开发并验证了一套环境措施分类法，揭示了SBOs对措施影响的感知模式及其与实施行为的关系。研究1采用定性Gioia方法，基于102名美国SBOs的开放题回答，构建了包含6个维度、46个具体措施的分类法，并识别出实施过程中的驱动因素与障碍。研究2在另一个样本（N=216）中量化了各措施的感知影响（0-100连续评分）和自我报告实施率。主要结论包括：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和使用可持续耐用材料被一致评为最高影响措施；感知影响与实施率之间仅存在弱相关（r=0.20）；实施受政府、市场与社会、公司三类因素构成的“三支柱”影响。该研究发表在《Applied Psychology》。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设计，样本均来自美国Prolific平台的小企业主。研究1：（1）通过800人筛选阶段确认SBOs身份，最终102人进入定性阶段；（2）使用Gioia方法分析开放题回答，通过一阶概念、二阶主题和聚合维度逐步构建分类法，两名编码者独立编码25%样本，一致性达86.45%；（3）识别驱动因素与障碍，采用扎根理论归纳为三支柱模型。研究2：（1）1007人筛选后452人确认SBOs身份，其中216人完成定量阶段；（2）使用混合线性模型分析感知影响评分，固定效应包括措施、参考范围（一般企业vs.自身企业）和实施水平，随机效应为参与者ID；（3）通过重复测量相关计算感知影响与实施率的关联。

**研究结果**

**RQ1：环境措施分类**
研究1通过Gioia方法构建了6个聚合维度的分类法：1. 环境可持续资源管理（如可再生能源、废物最小化）；2. 环境可持续移动性（如电动车辆、远程工作）；3. 应对不可持续实践（如停止有害操作、碳抵消）；4. 修订商业策略（如减少产量、合作环保公司）；5. 主动环境措施（如可持续土地利用、供应植物性食品）；6. 环境手印措施（如志愿服务、环保游说）。其中，废物最小化策略和可再生能源转型被最频繁提及为高影响措施。研究2通过补充调查新增7项措施（如环境游说、可持续金融投资），并得到335名参与者中325人确认分类法覆盖所有合理措施（χ2=296.19，p<.001）。

**RQ2：感知环境影响评分**
研究2中，SBOs对46项措施进行连续评分（0-100）。混合线性模型显示，措施主效应显著（F(46,16540.41)=15.53，p<.001），SBOs能清晰区分高影响与低影响措施。可再生能源转型在一般企业背景下评分最高（M≈75），而种植绿化、沟通环境承诺、提供可持续食品等评分最低（M≈25-35）。所有措施在“自身企业”背景下的评分均显著低于“一般企业”（所有配对比较p<.001），且差异随实施水平提高而缩小（未实施：b=19.90；完全实施：b=14.90）。

**RQ3：感知影响与实施率的关系**
重复测量相关显示，感知影响（自身企业）与自我报告实施率之间仅存在弱正相关（r=0.20，p<.001），但不同措施间差异显著。例如，可持续车辆燃料的关联中等（r=0.38，p<.001），而设备重复使用、减少资源使用、遵循环境法规等无显著关联。值得注意的是，沟通环境承诺尽管感知影响低，却呈现最大正相关（r=0.48，p<.001），而捐赠和环境绩效监控则呈现负相关（r=-0.30和-0.52，p<.001）。此外，实施水平对感知影响有显著主效应（F(3,16656.89)=133.34，p<.001），已实施措施被感知为更高影响。

**驱动因素与障碍**
研究1识别出三类驱动/障碍因素（三支柱模型）：（1）政府因素：清晰且激励性的政策可促进实施，官僚主义和腐败则阻碍；（2）市场与社会因素：消费者需求、可持续基础设施、社会规范促进实施；不可避免的不可持续实践、行为成本（如寻找可持续供应商的时间）阻碍；（3）公司因素：包括管理支持、次级效应（成本/收益）、财务高前期成本、人员培训、公司文化（如员工抵制变革）、内外部合作。驱动因素与障碍通常互为镜像。

**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总结而言，本研究表明SBOs能够区分高影响与低影响措施，并在影响评分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然而，环境措施的感知影响与报告实施之间的关联相对较弱，这表明实施决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进一步影响。为促进高影响措施的实施率，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SBOs应关注环境措施的三大支柱——政府因素、社会与市场因素以及公司因素。

讨论部分指出，SBOs对措施影响的感知具有共享性，这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推荐一致（如可再生能源和材料效率）。感知影响与实施行为脱节可能源于实施难度、成本、员工反应等实际因素，同时自我服务认知（如动机性推理和一致性追求）可能使SBOs在实施后高估措施影响，以维持行动与信念一致。实践上，分类法可直接指导SBOs优先选择高影响措施，政策制定者可通过补贴、标准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变革。局限性包括：感知影响可能偏离实际影响（未来需与专家对比）、自我报告数据存在社会赞许性偏差、样本可能偏向有环境意识的SBOs。未来研究可纵向追踪决策过程，并探索员工行为对高影响措施实施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