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Cooperation or Fragmentation? The Impact of Green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on Pollution Governance in Inter-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Areas: Evidenc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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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行政边界地区同时受到跨边界污染扩散和行政碎片化的影响，特别容易面临区域污染治理失效的问题。然而，现有的治理实践继续严重依赖属地监管和行政协调，而跨区域绿色技术合作解决边界污染的潜力尚未受到充分重视。研究人员利用2011年至2023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
省际行政边界地区同时受到跨边界污染扩散和行政碎片化的影响，特别容易面临区域污染治理失效的问题。然而，现有的治理实践继续严重依赖属地监管和行政协调，而跨区域绿色技术合作解决边界污染的潜力尚未受到充分重视。研究人员利用2011年至2023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工具变量(IV)、Heckman两步法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系统检验了绿色创新合作(GIC)对省际行政边界沿线地区污染控制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GIC显著减少了这些地区的污染，该发现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健。GIC还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减少当地边界污染的同时，改善了邻近城市的空气质量。其次，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面临更大污染控制压力、更低财政压力和更高开放程度的城市中，这种效应更为显著。区域结果也显示出一定的差异。第三，机制分析表明，跨区域协同治理和产业升级构成了两条相对独立的平行传导路径，而非连续的链条，它们的相对贡献因城市条件而异。这些发现为改善省际协同治理、促进绿色技术跨区域扩散和实施差异化环境政策提供了实证证据。
在中国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区域环境治理的协调与公平性日益成为政策关注焦点，但省际行政边界地区长期处于环境监管的边缘，面临独特的污染治理难题。一方面，不同边界地区的环境标准、监管强度和产业准入要求差异易引发“污染避难所”效应，导致省际边界区成为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承接地。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竞争和属地监管约束下，地方政府可能削弱边界区污染控制，将部分污染成本外部化至相邻辖区，导致搭便车、污染转移和推诿塞责。跨边界污染扩散、行政碎片化与区域协调不足共同加剧了监管缺口与治理失效。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区域内部的环境规制或技术创新，较少将绿色创新合作与行政边界污染置于统一分析框架。为填补此空白，研究人员系统考察了绿色创新合作(Green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GIC)对省际行政边界地区污染治理的影响。本研究将分析视角转向制度碎片化与污染外部性最为突出的省际边界区，并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构建连续边界暴露强度指数，以精确衡量该空间设定。此研究不仅为中国省际边界治理提供了新颖的实证证据，也为其他多辖区环境合作提供了可转移的分析框架，该文发表在《Sustainability》。
本研究主要基于2011至2023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样本队列数据来源涵盖大气成分分析组的PM
2.5卫星遥感数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绿色专利数据及各类城市统计年鉴等。研究构建了省际边界暴露强度与GIC的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使用滞后一期或两期均值作为工具变量)、Heckman两步法(以历史创新合作网络纠正样本选择偏差)、空间杜宾模型(考虑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基于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数据的跨区域协同治理指标测度和空间向量角法测度产业结构升级。
基准回归
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GIC显著降低了省际行政边界地区的PM
2.5浓度。在替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排除政策干扰、缩尾处理及加入夜间灯光数据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这表明跨城市联合研发与专利合作有效降低了边界区获取和应用绿色技术的成本。
内生性检验
为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人员采用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步法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检验。工具变量法排除了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偏误；Heckman两步法纠正了因部分城市未参与合作而产生的样本选择偏差；空间杜宾模型结果证实了城市污染的空间依赖性，并发现GIC不仅减少了本地边界污染，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改善了邻近城市空气质量。
异质性分析
基于三重交互模型，研究发现GIC的减排效应在不同城市背景下存在差异。在面临较大污染控制压力、较低财政压力和较高开放度的城市中，该效应更为显著。区域结果进一步表明，东部地区效应相对稳定，西部地区在更高开放度下效应更为显著，中部地区多数估计不显著，而东北地区则对污染压力和财政条件更为敏感。
机制分析
研究人员通过中介模型和并行多重中介模型探讨了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跨区域协同治理和产业结构升级构成了两条相对独立且平行的传导路径。Bootstrap估计显示，两条路径的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且跨区域协同治理的贡献率相对较高。顺序中介检验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连续传递关系，说明地方政府可通过联合执法在现有产业结构下减排，而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则耗时较长，两者独立发挥作用。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研究人员在讨论部分强调了跨区域绿色技术合作在克服行政碎片化及治理失效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协同治理与产业升级在不同城市条件下的相对贡献存在差异。研究结论部分主要指出：第一，GIC显著改善了省际行政边界地区的污染治理，该结论在多项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保持不变，并具有显著的改善邻近城市空气质量的溢出效应；第二，GIC能否转化为治理绩效取决于治理需求、财政能力和开放度，高污染控制压力、低财政压力和高开放度城市的减排效应更强，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跨区域协同治理与产业升级是两条相对独立的传导路径，前者的贡献在低污染压力、高财政压力和高开放度群体中更大，而产业升级的相对贡献在重污染城市中上升，两者目前主要并行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