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ess and Health》：War-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During the First Two Postpartum Year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hildhood Ad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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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母亲期是一个敏感期，以心理脆弱性增加为特征，可能影响儿童发展轨迹。虽然儿童期逆境和战争相关创伤已知是精神病理学风险因素，但关于它们对产后最初两年期间创伤后应激症状（PTSS）的联合影响知之甚少。基于压力敏感化理论，这项两波研究检验了儿童期不良经历（ACEs
早期母亲期是一个敏感期，以心理脆弱性增加为特征，可能影响儿童发展轨迹。虽然儿童期逆境和战争相关创伤已知是精神病理学风险因素，但关于它们对产后最初两年期间创伤后应激症状（PTSS）的联合影响知之甚少。基于压力敏感化理论，这项两波研究检验了儿童期不良经历（ACEs）和儿童期战争相关不安全感如何调节当前累积战争暴露与母亲PTSS之间的前瞻性关联。研究人员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Israel–Hamas war）期间对394名以色列母亲在两个时间点进行了评估：T1（爆发后5个月）和T2（14个月后）。参与者根据发展史被分为四组类型：无逆境、仅ACEs、仅儿童期战争相关不安全感、以及联合组（ACEs + 儿童期战争相关不安全感）。观察到高症状稳定性，但联合组的母亲表现出最高的临床风险，41.7%在T2达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阈值。此外，儿童期逆境调节了当前累积战争暴露与T2 PTSS之间的关联。当前累积战争暴露与PTSS更陡峭的增加相关，主要发生在联合组母亲中，支持了压力敏感化模型。具有人际逆境和儿童期战争相关不安全感双重历史的母亲似乎对重新威胁特别敏感。这些结果强调了在冲突地区实施创伤知情护理和筛查以支持母婴福祉的必要性。
**论文解读：产后母亲战争相关创伤后应激症状与儿童期逆境的调节作用**
**研究背景与问题**
产后最初两年是母亲心理高度敏感的时期，战争等集体暴力暴露显著增加创伤后应激症状（PTSS）的风险，并可能影响母婴关系及儿童发展。尽管儿童期逆境（包括不良童年经历ACEs和童年战争相关不安全感）已被确认为精神病理学的风险因素，但关于它们对产后母亲在持续战争中的联合影响研究甚少。现有理论如压力敏感化模型认为，早期逆境可能降低个体对后续压力的阈值，导致更强烈的应激反应。然而，在战争背景下，ACEs（反映家庭内人际逆境）与童年战争相关不安全感（反映外部威胁）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母亲PTSS，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基于两波纵向设计，检验儿童期逆境（分类为ACEs和童年战争不安全感）是否调节当前累积战争暴露与母亲PTSS之间的前瞻性关联，并重点关注双重逆境（即同时经历两种逆境）的独特效应。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期间，对394名以色列母亲进行了两次评估（T1：2024年3月，战争爆发后5个月；T2：14个月后）。通过自评问卷测量了战争暴露、ACEs、童年战争不安全感及PTSS，并根据发展史将参与者分为四组：无逆境、仅ACEs、仅童年战争不安全感、联合组（ACEs+童年战争不安全感）。主要发现：联合组母亲在T2时临床风险最高（41.7%达到PTSD诊断阈值），且症状稳定性高于其他组。更重要的是，儿童期逆境显著调节了当前累积战争暴露与T2 PTSS的关系：在联合组中，战争暴露与PTSS更陡峭的增加相关，支持压力敏感化模型；而仅ACEs或仅童年战争不安全感组的调节效应仅达趋势水平。该研究发表于《Stress and Health》，强调了在冲突地区实施创伤知情护理和筛查的必要性，以识别高风险母亲并支持母婴福祉。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两波纵向设计，样本来源为以色列母亲（通过社交媒体招募，纳入标准包括年龄≥18岁、婴儿1-12个月、居住以色列、精通希伯来语；排除早产、多胎及婴儿发育异常）。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战争暴露评估：使用改编自Ring等人的17项事件清单（T1）和15项随访清单（T2），计算累积暴露分数（T1+T2）；2）儿童期逆境评估：采用10项ACEs问卷（Felitti等，1998）测量ACEs，以及一个研究者自编项目（“童年时期是否因战争或恐怖主义感到不安全或缺乏保护”）测量童年战争相关不安全感，据此将参与者分为四组；3）PTSS评估：使用DSM-5 PTSD检查表（PCL-5）测量症状，取平均分和临床阈值（≥31）；4）统计分析：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前瞻性分析，控制基线PTSS和协变量（经济状况、产次），检验主效应和交互效应。
**研究结果**
**4.1 初步分析**：相关分析显示，T2 PTSS与较低经济状况（r = -0.19, p < 0.001）和多产次（r = 0.11, p = 0.028）显著相关，因此将这两个变量作为协变量。Harman单因子检验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第一因子解释32%方差）。
**4.2 PTSD临床风险**：卡方检验显示，在T1和T2，联合组母亲的临床风险显著高于其他组。T1时联合组51.0%达到PTSD阈值，其他组为29.7%-35.5%；T2时联合组仍为41.7%，而其他组降至15.7%-25.4%，表明联合组症状持续高危。
**4.3 描述性统计**：PTSS均值在T1和T2均以联合组最高（T1: M=2.57, T2: M=1.35），无逆境组最低（T1: M=2.13, T2: M=0.88）。总体症状随时间下降，但组间排序一致，联合组持续最高。
**4.4 前瞻性效应**：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基线PTSS是T2 PTSS的最强预测因子（β=0.59, p<0.001）。联合组主效应显著（β=0.09, p=0.028），当前累积战争暴露主效应显著（β=0.18, p<0.001）。交互效应中，仅联合组×战争暴露显著（β=0.28, p=0.006），表明战争暴露对PTSS的增加在联合组中最陡峭；仅ACEs组和仅童年战争不安全感组的交互效应仅达趋势水平（p=0.083和p=0.058）。
**总结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结果支持压力敏感化模型：联合组母亲（双重逆境）对持续战争表现出更强的脆弱性，症状虽总体下降但维持高临床风险，提示早期逆境可能通过降低威胁阈值导致症状慢性化。这种脆弱性可能源于同时经历家庭内人际逆境（ACEs）和外部战争威胁，破坏了基础安全感，使母亲在面对重新威胁时更易激活无助与危险的认知图式。临床意义在于，筛查儿童期逆境（包括ACEs和战争不安全感）有助于识别高风险母亲，并需提供长期心理支持。局限性包括回顾性报告、单项目测量童年战争不安全感、样本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组间样本量不均等。未来研究应开发多维测量、纳入父亲和其他照顾者、考虑保护因素。
**研究结论**：总之，本研究证明战争对母亲的心理影响并非平均分布，而是与创伤发展史密切相关。对于有累积逆境史的母亲，持续的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似乎成为症状持续的重要预测因子，与压力敏感化框架一致。这些发现强调了在冲突地区采取整体方法解决母亲心理健康问题的必要性，认识到此类危机可能通过早期发展经历的视角被体验。支持敏感化母亲的心理健康是打破潜在代际创伤循环、确保下一代健康发展的关键一步，尤其是在战争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