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抗癌药物提高了癌症患者的生存率，但治疗也可能引起心脏毒性和肝毒性，特别是那些使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抑制剂治疗的患者 (Cohen et al., 2023)。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是癌细胞分泌的关键驱动因子，通过与受体 VEGFR 结合促进新血管形成 (Shaw et al., 2024)。广泛使用的小分子 VEGFR 抑制剂，如舒尼替尼、索拉非尼（SOR）和雷莫芦昔替尼，主要抑制 VEGFR 的细胞内酪氨酸激酶活性，通常通过与 ATP 结合区域相互作用，从而抑制受体自磷酸化和下游血管生成信号 (Zeng et al., 2024)。值得注意的是，VEGF–VEGFR 信号在支持内皮完整性和血管稳态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Lee et al., 2025)。此外，小鼠的实验衰老研究表明，VEGF 信号随年龄减弱，并与毛细血管密度降低和多器官衰老表型相关 (Grunewald et al., 2021)，这表明老年患者使用 VEGFR 抑制剂存在血管事件的风险。临床研究表明，VEGFR 抑制剂相关的心脏毒性 (Kertmen et al., 2024, Stachyra-Strawa et al., 2024) 和肝毒性 (Ghatalia et al., 2015) 是影响癌症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存率的重要因素，癌症幸存者中因心血管疾病和肝病导致的死亡率逐年上升。
临床上，心脏病会影响肝脏，而肝病也会影响心脏组织 (Capone et al., 2025)。心脏功能障碍可导致肝脏损害，包括灌注不足和充血，导致急性心源性肝损伤和充血性肝病等状况 (Xanthopoulos et al., 2019)。心力衰竭（HF）患者中观察到各种形式的肝脏受累 (Sundaram and Fang, 2016)。急性肝衰竭（ALF）是 HF 患者中常见的致命状况，特别是那些接受机械桥接治疗的患者，监测这些患者的肝功能有助于确定机械桥接治疗的最佳时机，以防止 ALF 的发展 (Zhou et al., 2020)。
HF 和肝病的共存影响患者预后并使 HF 的管理复杂化。临床上，20.0–30.0% 的 HF 患者观察到肝功能不全，而在严重 HF 患者中，充血性肝病的报告率为 15.0–65.0% (Xanthopoulos et al., 2019)。肝脏硬度（LS）与 HF 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可作为预后指标 (Pernot and Villemain, 2019)。较高的 LS 值反映更大的心脏充血和更高的右心充盈压，LS 的增加与 HF 患者更高的死亡风险相关 (Pernot and Villemain, 2019)。此外，肝病，包括肝硬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和酒精性肝病，可直接导致心血管疾病（CVD），肝硬化性心肌病影响高达 50.0% 的肝硬化患者 (Correale et al., 2018, Xanthopoulos et al., 2019)。通常伴有代谢紊乱的 NAFLD 增加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病和心律失常的风险，CVD 是 NAFLD 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Adams and Anstee, 2016)。肝硬化与血管炎症、内皮功能障碍和心血管异常有关，因此即使调整传统风险因素后，也会增加 CVD 风险和较差的预后 (Deanfield et al., 2007, El Hadi et al., 2020, Lluch et al., 2004)。
由于 VEGFR 抑制剂常在老年患者中处方，而脆弱、多病共存和多药并用在老年患者中很常见，识别共享的细胞和分子通路以及可操作的监测标志物对于患者安全可能很重要。使用 VEGFR 抑制剂治疗患者的临床管理需要肿瘤学家、心脏病学家和肝病学家之间的合作，以确保保留抗癌获益，同时最小化心脏毒性和肝毒性的竞争风险。
在本综述中，我们综合了 VEGFR 抑制剂引起的心脏毒性和肝毒性的临床特征和共享机制。此处将小分子 VEGFR 抑制剂定义为对一种或多种 VEGFR 家族激酶具有直接且药理学相关抑制活性的化合物。范围不包括 VEGF/VEGFR 靶向单克隆抗体。基于这些观察，我们概述了基于机制的可能治疗策略，并评估它们距离临床转化有多近。我们还概述了可操作的、可测试的监测标志物和风险修饰因子，以支持基线风险分层和早期发现心脏毒性和肝毒性，特别是对老年患者。总之，这些考虑因素可以支持未来努力为癌症患者实现更多风险适应性的监测和毒性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