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Asi an Pacific Islander Desi 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 mental health: a narrative review focused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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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亚裔、太平洋岛民、德西裔美国大学生面临独特的心理健康挑战，包括与所有其他种族/族裔群体相比，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极低。尽管对APIDA学生的心理健康需求的认识不断提高，但对导致这些学生心理健康差异的潜在因素却知之甚少。本叙述性综述总结了过去十年中关于API
目的：亚裔、太平洋岛民、德西裔美国大学生面临独特的心理健康挑战，包括与所有其他种族/族裔群体相比，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极低。尽管对APIDA学生的心理健康需求的认识不断提高，但对导致这些学生心理健康差异的潜在因素却知之甚少。本叙述性综述总结了过去十年中关于APIDA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文献，重点关注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结果的社会和结构性因素。方法：研究人员在PubMed中检索了2015年至2025年间发表的关于APIDA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文章。结果：第一小节回顾了最新的患病率数据，并讨论了诊断不足和数据解聚的问题；第二小节重点关注APIDA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利用不足的社会决定因素；最后一小节重点关注大规模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包括种族歧视、文化适应/文化涵化以及模范少数族裔神话。结论：APIDA学生面临着巨大的护理障碍以及令人担忧的心理困扰和精神疾病患病率。本文最后提出了APIDA学生心理健康研究和干预的未来方向。
Introduction
大学生普遍存在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低的问题，有色人种学生的利用率更低。其中，亚裔、太平洋岛民、德西裔美国（APIDA）学生在所有种族/族裔群体中比率最低，导致“治疗差距”。延迟寻求护理导致他们在入院时表现出更高的痛苦和疾病严重程度。亚裔/太平洋岛民15-24岁青年是唯一将自杀作为主要死因的种族群体。以往研究常通过文化差异视角看待这些问题，掩盖了APIDA社区的多样性。近几十年来，研究转向关注健康的社会和结构性决定因素，如制度性种族主义、代际创伤、社会孤立、微冒犯和种族创伤。本叙述性综述旨在从结构性视角探讨过去十年研究中揭示的APIDA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文献空白及结构层面的干预策略，这是首个明确以社会决定因素为框架的叙述性综述。
Methods
研究人员在PubMed数据库中检索了过去10年发表的文章，检索词包括“Asian”、“Asian American”、“Pacific Islander”、“Desi American”以及“university”、“college”、“mental health”。初步获得239篇文章，经过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如在美国进行、美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等），最终纳入90篇文章进行详细回顾。
Results
Overview of latest prevalence data
General outcomes
2020-2021年，373个美国大学校园的APIDA学生中有58.4%筛查出至少患有抑郁症、焦虑症、进食障碍、过去一年的非自杀性自伤（NSSI）或过去一年的自杀意念（SI）中的一种。然而，只有23.2%的APIDA学生报告有精神疾病终生诊断（各群体中最低）。APIDA学生的“繁荣”水平最低，为34.0%。在疾病严重程度方面，亚裔美国学生在入院时的抑郁、自杀念头、学业困扰和进食问题水平最高。一项研究发现，尽管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AAPI）青年因蓄意自伤去急诊的总体和重复率较低，但需要住院治疗的可能性显著更高（RR = 1.25, 95% CI [1.13, 1.38], p < 0.05）。
By diagnosis/symptom
抑郁症和焦虑症是APIDA学生中最普遍的心理健康问题。2021年，39.5%的APIDA学生报告有抑郁症状，30.9%报告有焦虑症状，相比2013年分别增加了75.4%和74.0%。自杀是APIDA学生群体的一大隐患，亚裔/太平洋岛民15-24岁青年是唯一将自杀作为主要死因的种族群体。2021年，12.7%的APIDA学生有SI（增加25.0%），20.3%有NSSI（增加16.1%）。亚裔/太平洋岛民学生中有10.4%认真考虑过自杀，1.7%尝试过自杀，显著高于白人学生。APIDA学生报告的进食障碍症状（包括清除、肌肉锻炼、认知限制、限制、身体不满意和对肥胖的消极态度）得分显著更高。在物质使用方面，亚裔学生在所有群体中物质使用率最低，但心理困扰与吸烟、使用处方止痛药之间存在独特关联；在美国出生的亚裔学生中，饮酒与抑郁呈正相关，而在外国出生的学生中则不然。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方面，AAPI学生被诊断的可能性较小，但伴有ADHD的AAPI学生出现精神共病、社交和学业受损的风险更高，且接受治疗的可能性显著较低。
Underdiagnosis and underreporting
由于诊断不足和报告不足，上述数据被认为低估了实际患病率。亚裔/太平洋岛民大学生被正式诊断的可能性只有三分之一到一半。这种差异与大学心理健康研究和APIDA学生护理利用不足的结构性问题有关。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APIDA群体中也观察到精神疾病诊断率低于预期的现象。这突显了在美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下，从更广泛的少数族裔化和种族化经历角度来界定诊断不足和报告不足的重要性。
Need for disaggregated data
少数研究检验了APIDA学生亚组之间的差异。东南亚裔学生的自杀率和心理困扰显著高于东亚和南亚裔学生。夏威夷原住民/其他太平洋岛民（NHOPI）学生显示出比白人学生更高的抑郁严重程度评分（AOR = 1.46, 95% CI [?0.07, 2.98], p = 0.06），强调了特定群体压迫史、殖民化、代际创伤及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影响。一项关于穆斯林美国学生的研究发现，第二代学生感知到的歧视水平更高，这与更高的抑郁和焦虑水平相关，突显了感知歧视是第二代学生易患精神疾病的一个可能途径。
Barriers to mental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General findings
亚裔学生的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始终最低，寻求治疗的可能性不到白人学生的一半（PR = 0.49, 95% CI [0.38, 0.62], p < 0.001）。2017-2018年间，最多37.3%有需要的APIDA学生寻求治疗，但在疫情期间降至33.8%。服务利用不足被认为导致了心理健康结果的差异，但服务利用、结构因素和潜在的精神易感性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
Social determinants of underutilization
大多数关于护理利用不足的研究集中在态度障碍（如心理健康病耻感），较少关注社会和结构因素。定性研究发现，种族化和少数族裔化经历影响了学生寻求帮助的意愿。服务层面因素（如缺乏“双重文化”提供者、专业人员未能理解和适应学生的文化背景）负面影响寻求服务的意愿。学生感觉不被理解，这反映了医疗培训和实践系统缺乏文化和结构胜任力，以及美国历史上对亚洲人的排斥、种族主义和歧视。亚裔美国学生最倾向于在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下处理心理健康问题，这表明结构因素可能特别导致了APIDA学生对专业服务的利用不足。
Attitudinal barriers
亚裔美国学生被认为是态度障碍最大的群体，在“感知的治疗需求”、“心理健康的感知重要性”、“寻求帮助的准备”等评估变量上得分最低，且最倾向于自己处理问题（61.4%）。心理健康病耻感（包括感知的公众病耻感和自我病耻感）是态度障碍的重要部分，感知的公众病耻感与个人病耻感正相关，而个人病耻感越高，寻求服务的几率越低（亚裔美国学生OR = 0.781, 95% CI [0.662, 0.921], p < 0.05）。然而，将态度障碍简单地归因于刻板的种族建构（如“保全面子”）可能会将APIDA社区简化为铁板一块，并将注意力从结构和系统层面因素上转移开。
Impact of sociocultural and structural factors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microaggressions
种族主义对APIDA学生的心理健康结果和服务利用产生负面影响。感知的种族歧视与抑郁、焦虑、愤怒、SI增加及学业表现下降相关。微冒犯增加了抑郁症状、心理困扰，降低了寻求专业帮助的意愿。对经历种族歧视的恐惧本身也会增加焦虑和抑郁。在COVID-19疫情期间，反亚裔种族主义激增，直接和间接经历大流行相关种族歧视的AAPI学生表现出严重心理困扰的可能性显著更高（直接：AOR = 1.267, 95% CI [1.087, 1.478], p < 0.001；间接：AOR = 1.365, 95% CI [1.178, 1.581], p < 0.001）。经历大流行相关种族歧视的AAPI学生焦虑、抑郁、SI、NSSI和酗酒水平更高，且心理健康服务利用率下降了26%。
Identifying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研究发现了种族歧视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几种中介因素。亚裔美国学生的冒名顶替现象水平最高，这完全中介了感知歧视与焦虑、抑郁之间的关系。文化不信任完全中介了种族微冒犯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应对策略也作为一种途径，例如“饮酒以应对”在经历歧视后立即发生。此外，脱离应对策略（如问题回避、一厢情愿、社交退缩）与更差的心理健康结果相关，但在某些情况下也有保护作用。
Acculturation and enculturation
文化适应指对主流文化的社会化过程，而文化涵化指对原籍文化的保留或社会化。两者均与APIDA学生的积极和消极心理健康结果相关。高经验回避性的少数民族学生在面临文化适应压力时，表现出更高的自杀症状、社交焦虑和焦虑唤醒。更强的种族认同与心理健康、较低的焦虑和抑郁相关，但某些维度与较高的抑郁和焦虑相关。文化适应水平较高的亚裔美国学生更愿意寻求专业心理健康服务。这揭示了社会文化因素、个体身份认同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复杂互动。
Impact of the model minority myth
模范少数族裔神话指将亚裔描绘为成功融入白人主导社会的刻板印象。MMM不仅导致对APIDA个体精神疾病患病率的低估，还导致研究和资源分配不足。受MMM启发的大学生评估临床案例时认为其心理健康功能更高，且回忆起的临床症状更少。亚裔美国学生比国际亚裔学生受学业刻板印象影响更大，导致更差的心理健康结果。MMM的“成就取向”维度加剧了感知的公然种族主义对抑郁症状的影响，而“无限制流动性”维度则缓解了种族认同与焦虑症状之间的负面关联。
Discussion
本综述强调了种族主义和歧视的历史与结构如何与个人因素相互作用，导致APIDA大学生特定的健康结果和医疗保健相关行为。这些社会和结构因素对APIDA学生的生活和健康产生全局性影响。因此，这不仅与心理保健专业人员相关，也适用于所有接触APIDA学生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大学行政人员等。综述强调了制定多维方法的重要性，超越“文化差异”，认可社会和结构因素在塑造学生生活与健康中的重要作用。
Future directions
需要进一步研究以表征和解决APIDA学生面临的心理健康挑战，并与亚裔美国人研究等领域的学者合作。本综述中讨论的每个社会和结构因素都值得进一步关注，并将其置于影响所有少数族裔的排斥、种族主义和歧视的更广泛历史中。未来研究应优先使用足够大且多样化的样本，以支持数据解聚和群体内差异研究。此外，还需要基于性别、性取向、社会经济地位、公民身份、代际地位等进行群体内心理健康差异的研究。过去十年很少有具体干预措施的研究，这是未来研究的重要领域。
Limitations
本综述包含的论文在关注点、样本量和解聚程度上差异很大，有时样本量较小，且很少按族裔和其他人口因素进行数据解聚，限制了研究结果的特异性和适用性。仅纳入过去十年的论文可能排除了早期的重要文献。叙述性综述方法本身也具有局限性，包括缺乏定量分析和潜在的选择偏倚。
Recommendations and concluding remarks
干预建议分为个人/团体层面和结构/系统层面。个人和团体层面的干预措施包括雇用种族/族裔匹配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以及对临床医生进行结构胜任力和结构谦逊培训。基于技术的干预措施以及团体心理治疗（例如针对亚裔美国女性的AWARE）显示出积极效果。解决根源问题需要结构和系统层面的干预，例如培养归属感和“二元文化身份和谐”，以及拆解和反制MMM。基于讲故事等跨学科方法的干预措施能够赋能学生，建立社区，并促进学生就心理健康和结构因素进行探讨。最终，强调社区参与和教育作为公共卫生策略的重要性，这需要与大学领导层、医疗保健提供者、教职员工以及APIDA学生自身的合作。大学应投资于专门受过基于社区参与方法和结构性少数族裔心理健康方法培训的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