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Climate》:The relevance of behavioral patterns in dealing with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Results from a survey with 1,510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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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呈现了一项涉及1510名研究人员的全球调查结果,该调查聚焦于被认为与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努力相关的行为模式。在适应和减缓两个领域可观察到相似的行为倾向:不平等厌恶(inequity aversion)、内疚厌恶(guilt aversion)和气候焦虑(cl
本文呈现了一项涉及1510名研究人员的全球调查结果,该调查聚焦于被认为与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努力相关的行为模式。在适应和减缓两个领域可观察到相似的行为倾向:不平等厌恶(inequity aversion)、内疚厌恶(guilt aversion)和气候焦虑(climate anxiety)被视为主要驱动因素(正向效应),而现状偏见(status quo bias)、信息回避(information avoidance)和群体麻木(mass numbing)则被视为重要障碍(负向效应)。此外,论文发现研究人员的多样化背景部分解释了认知差异,表明学术界存在开展交叉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力。[……] 解决气候变化意味着要足够迅速地减缓其速度,使之降至研究人员能够以合理舒适度适应的水平。(Hale 2024: 149)
**论文解读:行为模式在应对人为气候变化中的相关性——基于1510名研究人员的全球调查**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变暖是当代最大挑战之一,已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产生广泛影响,包括自然灾害和热浪频次与强度增加、热相关疾病、水资源短缺、人类与非人类物种迁移以及农业条件变化。应对气候变化面临至少四个困难:其一,气候变化可被视为“长期问题”,排放与后果跨越多代人,导致当代人未充分考量未来利益;其二,遏制温室气体排放构成全球公共品挑战,搭便车成为限制合作的主导策略;其三,地缘政治紧张引发的国家间不信任使集体行动复杂化;其四,尽管绝大多数人将气候变化归因于人类活动,但无视事实的民粹观点仍施加显著政治影响。由于气候变化依赖于人类行为,理解认知与行动对于有效干预和谈判至关重要。现有文献虽广泛探讨人类行为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但行为偏差的庞大体量使得识别最相关核心机制变得困难,政策制定者可能设计出针对症状而非实际驱动因素的误导性措施。多数人原则上关心气候变化,但主动参与仍然有限。因此,本论文旨在实现三个目标:第一,全面概述行为模式在何种程度上充当气候变化的驱动因素或障碍;第二,检验适应与减缓领域行为模式的潜在差异;第三,探索行为偏差的决定因素。为此,研究人员对来自60多个国家的1510名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评估21种行为模式对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的相关性。该程序有助于克服纯粹理论方法的局限性,因为人类行为不仅系统性地偏离理性选择理论,还依赖于当前科学和社会时代背景。此外,研究人员经常担任政策咨询的中介,其见解对干预措施的设计与实施具有相关性。同时,通过统一方法学同时检验多种行为模式,避免了不同测量程序可能导致的潜在不一致性。该研究结果还通过揭示聚合结果背后的深层机制,补充了大规模研究,并为政策制定提供见解。
**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全球问卷调查方式,数据收集于2025年4月7日至7月24日进行,样本来自QS世界大学排名2025中随机选取的大学,覆盖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五个区域,涉及生物学、商业与管理、经济学、语言科学、法学、医学与健康科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心理学、宗教与神学等学科。最终获得1510名参与者,平均年龄47.98岁,教授或副教授占比过半,来自68个国家。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适应或减缓组,需对21种行为模式(分为社会偏好与互惠、跨期选择与决策惯性、有限理性与启发式判断、情感加工与风险感知四类)的影响程度进行5点量表评分(从强负向效应到强正向效应,亦可选择“矛盾”)。数据分析第一步通过图形呈现各行为模式被感知的相关性,重点关注“强”与“轻微”效应合计比例超过50%的“最相关行为模式”;第二步采用有序逻辑回归(ordered logit regression)分析这些模式的决定因素,自变量包括气候变化相关变量(人为联系认知、自评专业知识、气候变化发表记录)、研究者相关变量(学术职位、学科、是否关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以及社会人口学变量(主要居住区域、性别)。
**研究结果**
**(I)适应气候变化**
根据759名参与者的评估,不平等厌恶(62.58%)、内疚厌恶(59.68%)、气候焦虑(59.03%)和叙事谬误(51.25%)对适应气候变化具有最强的正向效应;相反,现状偏见(70.49%)、群体麻木(69.31%)、信息回避(68.64%)、现时偏见(64.95%)、确认偏见(54.42%)和沉没成本谬误(50.60%)被认为具有最强的负向效应。
**(II)减缓气候变化**
根据751名参与者的评估,不平等厌恶(60.85%)、内疚厌恶(58.19%)和气候焦虑(57.25%)对减缓气候变化具有最强的正向效应。负向效应最强的行为模式包括信息回避(79.36%)、现状偏见(76.17%)、群体麻木(75.76%)、现时偏见(67.25%)、确认偏见(59.52%)、沉没成本谬误(55.12%)和过度自信(50.33%)。
**(III)适应与减缓的比较**
适应与减缓领域表现出相似的行为倾向,仅有两个模式略低于50%阈值:叙事谬误对减缓的正向效应(49.27%)和过度自信对适应的负向效应(49.41%)。除排名细微差异外,未观察到两个领域之间的系统性差异。
**(IV)核心原则**
正向效应的模式可被解释为合作/群体适应性与对威胁的情感防御,例如内疚厌恶已知能解释合作行为和亲社会性;负向关联的模式则可能反映节省认知资源和抵御心理压力的倾向,心理压力可能通过框架效应产生。
**(V)“最相关”行为模式的细节**
- **不平等厌恶**:人们抵制不平等结果、愿意放弃部分物质收益以迈向更公平结果的倾向。在气候变化中,风险暴露不均且不作为导致后代不成比例地受害,不公平的负担分担可能诱发搭便车,但Fehr和Schmidt的模型显示不平等厌恶可改善自愿合作前景。
- **内疚厌恶**:当人们认为自己让他人失望时产生内疚感的倾向。气候变化由人类活动引起,主要贡献者与承受后果者之间存在鸿沟,内疚感可促进行为改变(如减少航空旅行或增加可持续决策)。
- **气候焦虑**:人们对气候系统变化产生高度情绪、精神或身体困扰的倾向。在儿童和年轻人中普遍存在,且与气候行动呈正相关。
- **叙事谬误**:以故事形式思考的倾向。叙事有助于降低复杂性,将气候变化转化为社会认同问题,从而增强行为改变的可能性。
- **信息回避**:即使信息免费可得,人们也倾向于回避信息。人们在信息时代处理信息的能力受限于有限理性,回避气候事实可避免认知失调,这一现象在政治层面(如民粹主义政权)亦可见。
- **现状偏见**:人们倾向于维持现状,即使存在更环保或气候友好的替代方案,仍难以打破习惯性行为模式。
- **群体麻木**:随着数字增大,人们变得不敏感的倾向。大规模损失(如气候变化相关损失)引发的情感反应减弱,部分解释为心理麻木。
- **现时偏见**:人们倾向于过度追求即时满足。短期主义在选举周期和企业报告中普遍存在,导致低估气候变化投资的价值,并引发代际伦理问题。
- **确认偏见**:人们倾向于解释后续证据以维持初始信念。在气候变化领域,确认偏见可能解释错误信息的持续存在。
- **沉没成本谬误**:人们在做决策时考虑已投入的不可回收成本。在化石燃料基础设施中,退出困难导致“碳锁定”(carbon lock-in)。
- **过度自信**:人们高估自身表现或信息的倾向。对现有技术或机构的不现实乐观导致被动行为,并可能低估风险和不确定性。
**讨论与结论**
回归分析(见附录D和E)揭示两个总体趋势:第一,学术学科(尤其是语言/语言学与心理学)在解释行为模式(如过度自信、现状偏见、信息回避)中起显著作用,凸显整合多学科视角的重要性;第二,研究人员的区域背景是相关解释因素(如现时偏见、过度自信、确认偏见),亚洲和非洲学者尤其重要。研究结果批评了气候变化研究中“全球北方偏见”及对WEIRD(西方、受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社会的过度依赖,强调区域多样性对制定因地制宜策略的伦理与实用价值。研究人员的多样性(区域背景与学科)可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宝贵资源,有助于优先考虑特定本地情境中最相关的行为模式,并更有效地利用本土知识体系。
**结论部分翻译**:
基于一项对1510名研究人员的调查,本文检验了行为模式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感知相关性。这些结果具有相关性,因为人类行为不仅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也蕴含着抵消其影响的可能性。因此,理解行为模式至关重要。研究人员识别出适应和减缓领域的正向驱动因素(如不平等厌恶、内疚厌恶、气候焦虑)和负向驱动因素(信息回避、现状偏见、群体麻木)。结果表明一种心理二元性:合作模式作为正向驱动因素,而认知资源节省机制则构成系统性障碍。若结果稳健,则衍生出广泛的政策启示,聚焦于克服障碍或利用驱动因素。例如,可加强助推(nudging)以对抗现状偏见,设计更稳健的方法应对碳锁定以缓解沉没成本谬误;同时,可利用社会偏好与情感(如不平等厌恶和叙事谬误)确保气候沟通和政策措施被视为公平且可感知。研究还表明,捕捉不同学科和区域视角对理解气候相关行为至关重要,指示了气候研究中广泛跨学科合作的必要性。基于此,本研究亦可视为对更大规模团队协作以应对重大社会挑战的呼吁,有前景的路径包括众包科学或大型研究(megastudies)。作为警示,需注意样本中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约占三分之一,存在对WEIRD社会的偏向。未来研究应纳入更多非西方社会进行重复验证,并进一步探索因果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