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引发的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水土保持成果的逆转

《International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Research》：War-induced revers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chievements in Tigray, Ethiopia

　　

武装冲突可破坏水土保持措施（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SWC），扰乱水文过程，并加速土地退化。然而，这些影响仍缺乏量化评估。本研究评估了提格雷战争（2020–2022年）对先前已建立的水土保持措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研究人员在战场和非战场地点有目的地选取了22个观察点，涵盖禁牧区（exclosures）和农田。在每个观察点，研究人员评估了保持措施的状况、战争相关扰动以及伴随的侵蚀过程。军事防御工事和战壕部分通过拆除石坝（stone bunds）建造，导致评估的石坝平均有25%遭受战争相关破坏。受损树木的平均比例为31%，战场地点（45%）显著高于非战场地点（20%；p < 0.0001）。研究点炭窑的平均体积为0.503 ± 0.389 m³。总体而言，44%的拦沙坝（check dams）已坍塌，其中战场地点78%的拦沙坝被归类为状况差。战争相关的穿越禁牧区和农田的新路径及排水沟汇集了径流，引发了新的沟壑并重新激活了已有的沟壑。战场地点的平均沟蚀体积（89.5 m³ ha^-1）是非战场地点（38.8 m³ ha^-1）的两倍以上。在九项战争引发的流域扰动指标中，战场地点的平均得分（5.90 ± 1.85）高于非战场地点（4.67 ± 0.89）。这些发现表明，武装冲突可逆转数十年来对水土保持的投资。冲突后恢复应整合保持基础设施修复、侵蚀控制、生态系统恢复和生计支持。

### 论文解读：战争对埃塞俄比亚提格雷水土保持成果的逆转效应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土壤保持与水资源管理是干旱地区生态恢复的核心，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地区自1991年以来通过大规模实施石坝（stone bunds）、拦沙坝（check dams）、禁牧区（exclosures）等物理和生物水土保持措施（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WC），成为国际公认的景观恢复典范，并于2017年获得世界未来委员会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的“未来政策金奖”。然而，2020–2022年爆发的提格雷战争严重威胁了这些成果。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战争的人道主义后果、遥感植被损失及农业活动中断，但对SWC物理和生物措施的直接破坏程度、水文地貌响应（如沟蚀活化、径流连通性变化）以及战场与非战场区域差异的野外定量证据极为匮乏。因此，研究人员旨在量化战争对SWC设施的直接和间接破坏，评估其引发的侵蚀过程和流域扰动，为设计冲突敏感的恢复政策提供依据。该研究发表在《International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Research》。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在提格雷地区的Dogu'a Tembien和Enderta两个区域，选取了22个观察点（10个战场地点，12个非战场地点），涵盖禁牧区和农田，于2024年7月至9月（战争结束后约两年）进行野外调查。通过测量军事防御工事、战壕、石坝破坏比例、树木损伤、炭窑体积、新路径、径流渠道、拦沙坝状况及沟壑体积等九项指标，结合500户农户的结构化访谈（250户来自战场村庄，250户来自非战场村庄）以及基于CHIRPS和Landsat/Sentinel-2数据的遥感分析，构建了累积问题评分（Cumulative Problem Score, CPS）以量化综合影响。研究发现，战争直接和间接地逆转了数十年来的土地恢复投资，战场地点破坏程度显著高于非战场地点，但非战场地点也因社会经济压力（如维护中断、木材砍伐）出现明显退化，表明战争通过多重机制引发了持续的水文地貌级联效应。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以下关键方法：（1）野外测量法：在200 m × 200 m样方内测量石坝长度、树木密度、炭窑尺寸、拦沙坝状态及沟壑三维体积；（2）对比分析法：按战场/非战场和土地利用（农田/禁牧区）分层，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比较；（3）累积问题评分（CPS）：将九项战争相关扰动指标按有无赋分（0–9），量化综合破坏广度；（4）农户访谈法：对500户农民进行结构化访谈，了解战前、战中和战后SWC措施变化；（5）遥感数据辅助：利用CHIRPS降水数据（1995–2024）和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评估降雨条件及植被动态。样本来源为提格雷北部两个区域，不构成统计代表样本。

**研究结果**

**3.1 直接战争影响**
通过测量324个石坝发现，战场地点受损石坝平均比例为36.3%，显著高于非战场地点的14.6%（p < 0.01）。在战场地点记录了97个军事防御工事（总长319.7 m）和3处战壕（长140–650 m，深0.8–4.1 m），其建造直接拆除了石坝。树木损伤比例在战场地点平均为45%，非战场地点为20%（p < 0.0001），且战场地点炭窑数量占83%（53个炭窑中），平均体积0.503 ± 0.389 m³，部分炭窑已被沉积物回填。农户访谈显示，战前100%的农户报告无随意砍伐，战争期间51.6%的农户报告至少偶尔砍伐。

**3.2 战争的水文地貌影响**
在禁牧区发现17条新非法路径（平均长147.8 m，宽31.3 cm），形成44条径流渠道，战场地点径流渠道总长592 m，非战场地点402 m。84个拦沙坝中，44%处于较差状态，战场地点78.3%的拦沙坝状况差，显著高于非战场地点（非战场68.9%状况良好）（p < 0.0001）。共识别出7个稳定沟壑、42个重新激活的旧沟壑和36个新形成沟壑，战场地点平均沟蚀体积为89.5 m³ ha^-1，是非战场地点（38.8 m³ ha^-1）的两倍以上，其中战场地点BF7（禁牧区）沟蚀体积高达440.18 m³ ha^-1。

**3.3 战争对流域恢复的累积直接和间接影响**
九项战争扰动指标的累积问题评分（CPS）显示，战场地点平均得分5.9 ± 1.85，非战场地点4.67 ± 0.89，表明所有地点均受影响，但战场地点扰动种类更广。战争导致的“和平红利”（peace dividend）丧失，引发了片蚀、细沟蚀和沟蚀，对农田和牧场造成长期影响。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战争通过直接破坏（如拆除石坝、战壕开挖）和间接压力（如维护中断、木材砍伐、牲畜放牧）共同侵蚀了恢复成果，形成战争诱导的水文地貌级联效应：石坝破坏减少径流拦截，增加山坡水文连通性，引发拦沙坝失稳和沟壑活化。这种退化具有环境滞后性（hysteresis），难以迅速恢复。研究强调，冲突后恢复需要整合结构修复（拦沙坝、石坝、梯田）、植被恢复（草带、农林复合、禁牧区）、生计支持（粮食或现金援助）以及社区参与，并纳入更广泛的和平建设与粮食安全战略。研究结论翻译如下：
本研究提供了野外证据，表明2020–2022年战争及相关社会经济危机破坏了埃塞俄比亚北部数十年的环境恢复。战场地点通常表现出更大的石坝和木本植被破坏、更差的拦沙坝状况以及更大的单位面积沟蚀体积。然而，非战场地点的显著退化表明，环境损害源于直接军事活动和间接压力（包括维护中断、生计不安全、树木砍伐、牲畜放牧和土地管理变化）。这些压力共同增加了山坡水文连通性，汇集了径流，使拦沙坝失稳，并引发或重新激活了沟壑，使退化在战争结束后持续存在。因此，战后恢复应超越对受损措施的孤立修复。有效的恢复需要协调水土保持措施修复、植被恢复、生计支持、社区参与和加强地方机构。将这些行动纳入更广泛的和平建设、粮食安全和发展战略，对于重建生态和社会经济的“和平红利”以及增强受冲突影响地区的韧性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