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干燥查科地区保护区内的狩猎行为

《Journal for Nature Conservation》：Exploring hunting dimensions in protected areas of the Dry Chaco region

　　摘要
狩猎仍然是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尤其是在热带和亚热带的保护区内。在干燥的查科地区——一个正在经历快速环境和社会变化的区域——理解狩猎背后的复杂动机以及目标物种的脆弱性对于有效的保护工作至关重要。本研究利用两个保护刑法学框架，探讨了三个保护区内利益相关者对狩猎的看法：一个框架侧重于分类狩猎动机，另一个框架则关注那些使物种变得脆弱的特征。我们与公园管理员、管理人员、执法人员和保护专业人士进行了30次半结构化访谈。受访者提到了各种类型的本地及非本地猎人，并强调了狩猎的体验性和生存动机，包括娱乐、偏好野味以及文化习俗。最常被狩猎的物种——灰胸鹿（Mazama gouazoubira）、白唇貘（Tayassu pecari）和领貘（Dicotyles tajacu）——被认为数量丰富、容易捕获且用途广泛，这些特征与物种的脆弱性相符。尽管这些物种的数量没有明显下降，但受访者指出较少被狩猎的物种（如查科貘Parachoerus wagneri、美洲豹Panthera onca和貘Tapirus terrestris）的数量显著减少，并指出过去十年哺乳动物种群总体呈下降趋势。关于狩猎压力增加的感知与之前的评估结果一致，但在不同保护区之间存在差异，这突显了人们对这一问题严重性的不同看法。我们的发现强调了整合利益相关者知识与理论基础框架的价值，以识别当前和新兴的威胁。这种方法为评估其他快速变化地区的狩猎动态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模型，并强调了在查科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实施长期监测和适应性保护策略的紧迫性。

引言
狩猎是对野生动物最普遍的威胁之一，严重影响了物种种群动态（Benitez-Lopez等，2017）。这种普遍存在的活动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极为常见，甚至蔓延到了最偏远的森林残余地带，包括作为保护基石的保护区（Benitez-Lopez等，2019；Sousa和Srbek-Araujo，2017）。在发展中国家，60%的保护区将狩猎视为最大的挑战（Schulze等，2018），这削弱了保护工作的有效性。尽管减少狩猎压力的紧迫性不言而喻，但持续的挑战——从人手不足和资金不足到治理薄弱和政治不稳定——仍阻碍着有效的管理（Hoffmann，2022）。此外，关于关键狩猎维度（如猎人动机、物种脆弱性和偏好方法）的研究在许多保护区仍然有限或仅被狭义地探讨（Lavadinovi?等，2021；Montgomery，2020）。这些差距进一步限制了基于证据的决策制定和保护的资源战略分配。

狩猎的维度因发生的经济、地理和社会背景而变得复杂。全球范围的评估认为，狩猎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取人类食用的肉类，其次是将其部位作为传统医药使用（Ripple等，2016）。在更局部的层面，当负面的人与野生动物互动威胁到人们的安全或生计时，报复性或预防性狩猎十分普遍（Kahler & Gore，2015）。此外，狩猎还可能出于本地贸易、国际非法市场（Phelps等，2016）的目的，或是作为对社会管理实践的反抗或象征性抗议（Hübschle，2017）。了解这些多样的动机有助于根据当地情况设计具体的行动方案，避免采用简单化的方法（如严格的执法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在不同动机下的效果可能大不相同（Kahler & Gore，2012）。

确定哪些物种最容易受到狩猎的威胁及其原因也是相关的重要研究课题。哺乳动物是因狩猎而受到最大威胁的类群之一（Benitez-Lopez等，2017）。虽然体型和数量等生态特征是影响狩猎压力的主要因素，中等和大型哺乳动物（1-10公斤）是最常被狩猎的目标（Ripple等，2016），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物种的脆弱性。其他特征，包括被认为具有冲突性的物种，也可能导致报复性或预防性狩猎（Kahler & Gore，2015）。此外，某些行为特征（如对人类的习性或社交行为）可能导致某些物种比其他物种更易成为狩猎目标（Carter等，2017）。在局部背景下探索物种对狩猎的脆弱性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不同动机驱动下的这一威胁，并增强我们预测物种目标变化的能力（例如，由于栖息地丧失或人口变化等人为因素）（Fa & Brown，2009）。

物种对狩猎的脆弱性部分取决于所使用的狩猎方法。选择狩猎方法（通常是“主动”方法，如射击，或“被动”方法，如设置陷阱）取决于多种因素，如猎物选择性、时间需求、可用资金、身体能力、社会和文化限制、执法压力以及狩猎区域的开放程度（Dobson等，2019）。在非洲草原上，设置陷阱是最主要的狩猎方法（Loveridge等，2020）；然而，在某些地区，使用枪支狩猎也被记录为主要方法（Alves等，2009）。了解所使用的狩猎方法对于管理和物种保护至关重要，因为需要制定针对性的策略来减轻每种方法的影响。例如，设置陷阱往往是非选择性的，会捕获非狩猎目标的物种（Mudumba等，2021），因此需要公园管理员进行密集的清除工作。相比之下，使用枪支狩猎更具选择性，可能导致某些物种过度捕捞，可能需要监管和监测以确保可持续性（Dobson等，2019）。

总体而言，更好地理解狩猎的各个维度对于检测和阻止不可持续的狩猎行为至关重要。然而，在许多地区，收集狩猎数据往往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在狩猎被视为非法的敏感地带。一种建立特定背景和更全面基线的方法是探究那些负责保护区管理、研究和执法人员的看法（如管理者、公园管理员、执法人员和保护专业人士）。受背景因素（如生计、文化、政治）、个人和集体属性（如性别、种族）、价值观、规范、信仰、知识和动机）影响的看法，越来越多地被认可为改进监测和评估以及调整保护项目和政策的宝贵证据（Bennett等，2016；Gandiwa等，2014；Moreto，2015）。此外，研究表明，在做出保护决策时，利益相关者往往依赖个人经验、轶事证据和个人与同事及专家的联系，即使存在其他类型的证据（如同行评审的科学文献）（Cook等，2010；Giehl等，2017；Kadykalo等，2021）。因此，从决策者或影响管理行动的人的角度探索狩猎维度对于建立全面的保护区管理基线至关重要。

通过应用和测试基于证据且有理论依据的保护刑法学框架，可以弥合这些关键知识空白。例如，Thomas-Walters等（2021）提出的分类法提出了一套关于野生动物利用动机的类别，涵盖了人们选择狩猎的各种原因（如经济利益、宗教实践、社交参与）。该框架通过文献分析并咨询全球野生动物贸易专家逐步建立。另一个例子是IPOACHE保护刑法学框架（Kahler等，2022），它提供了一种全面的方法来理解物种对狩猎的脆弱性。该框架从生态、行为、经济和社会角度对物种特征进行分类，包括物种数量、非攻击性和易于捕获的行为特征，以及与经济和象征价值相关的特征（如市场价值、文化意义和作为食物或药物的用途）。此外，该框架还评估了物种使用的多样性，考虑了冲突性影响（如对农作物或牲畜的损害和负面象征意义），并考察了物种是否容易从其栖息地中捕获、隐藏和在市场上交易。这些保护刑法学分类法提供了强大的快速评估工具，有助于理解动机、方法和特定物种的脆弱性。然而，这些框架需要在多种案例中应用，以便得出更具普遍性的结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这些已建立的保护刑法学框架来探讨巴拉圭干燥查科地区保护区内较少被研究的狩猎方面，该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之一。我们的研究旨在使用基于理论的保护刑法学分类法：(i) 描述猎人的动机和方法，(ii) 检视目标物种的脆弱性和人口趋势，(iii) 评估保护区内的狩猎频率和趋势。

研究区域
我们的研究在巴拉圭西北部的干燥查科地区进行，该地区保护区外的森林砍伐率很高（de la Sancha等，2021），并且狩猎压力已被确定为哺乳动物的主要威胁，包括受保护的查科貘（Parachoerus wagneri）等物种（APM (Asociación Paraguaya de Mastozoología) & SEAM (Secretaría del Ambiente)，2017；Romero-Mu?oz等，2020）。

结果
大多数受访者报告说他们在研究地点有丰富的保护区工作经验。近一半（44%，n = 20）拥有超过10年的管理或保护工作经验；其他人分别有7-10年（4%，n = 2）、5-7年（20%，n = 9）、3-5年（7%，n = 3）和2-3年（18%，n = 8）的工作经验。

讨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曾经被认为是巴拉圭和查科地区最偏远的保护区内，狩猎现在普遍存在并且呈上升趋势。通过应用保护刑法学框架，我们为描述狩猎的复杂维度提供了基础，包括动机和使目标物种脆弱的特征。

结论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干燥查科地区保护区狩猎压力的严峻形势，显示出多样化的狩猎动机，这与新热带地区及其他地区的挑战相似（Benitez-Lopez等，2019；Bogoni等，2022）。结果还揭示了知识上的空白，特别是在保护区狩猎强度和物种种群趋势方面的认知差异。解决这些空白需要持续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