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云南农村少数民族居民的健康管理缺口与电子健康档案意愿:一项混合方法研究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Health management gaps and EHR willingness among ethnic minority residents with rural backgrounds in Yunnan, China: a mixed-methods stud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7日 来源: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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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背景:数字健康监测和电子健康档案(EHRs)日益被用于支持慢性病管理和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然而,其在农村少数民族社区的推广不仅取决于技术可用性,还取决于居民的服务接触、感知有用性、数字支持以及对反馈的期望。目的:本研究考察了中国西南部云南省农村社区背景

  
摘要
背景:数字健康监测和电子健康档案(EHRs)日益被用于支持慢性病管理和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然而,其在农村少数民族社区的推广不仅取决于技术可用性,还取决于居民的服务接触、感知有用性、数字支持以及对反馈的期望。目的:本研究考察了中国西南部云南省农村社区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居民的健康管理缺口、数字健康暴露和电子健康档案意愿。方法:采用解释性顺序混合方法设计。定量阶段采用基于社区的非概率抽样策略,结合现场便利招募和参与者转介(滚雪球抽样)开展社区横断面调查。数据筛选后保留567份有效问卷。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分层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电子健康档案意愿的相关因素。定性阶段对21名居民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以解释选定的定量发现。结果:常规健康管理缺口明显。总体而言,60.3%的参与者报告未进行年度健康体检,72.3%报告过去一年未获得或不清楚是否获得免费健康体检,45.7%不愿意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在最终回归模型中,电子健康档案意愿与过去一年免费健康体检经历(aOR=2.14,95% CI:1.33–3.46)、慢性病管理感知重要性(aOR=2.41,95% CI:1.64–3.54)以及社区互联网慢性病管理服务知晓度(aOR=1.72,95% CI:1.16–2.55)相关。访谈提示,电子健康档案意愿受线下服务连续性、使用数字工具的实际障碍以及对健康信息采集后有用反馈的期望影响。结论:农村少数民族社区的数字健康监测不应作为独立的技术系统引入。当电子健康档案与常规公共卫生服务、社区数字支持和明确反馈机制整合时,其可接受性可能更高。
论文解读:中国云南农村少数民族居民的健康管理缺口与电子健康档案意愿——一项混合方法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随着数字健康技术的普及,电子健康档案(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EHRs)被视为支持慢性病管理和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工具。世界卫生组织曾强调,数字健康干预不应被视为功能健全卫生系统的替代品,而应嵌入服务提供、资源分配、可接受性和公平性等考量之中。然而,在农村少数民族社区,数字健康监测的价值不仅取决于技术平台的存在,更取决于其能否与常规服务及居民日常健康实践相连接。既往研究指出,少数民族人群的健康需求受行为习惯、心理与社会适应、身体状况、基本公共卫生条件及居住环境等多维度影响,但关于农村少数民族居民对电子健康档案意愿的实证证据仍有限。

云南省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场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33.12%,农村人口占49.95%。农村居住、工作或学习流动性以及社区服务获取不均可能导致居民在常规健康管理和数字健康支持方面的差异。电子健康档案通常被认为是连续健康监测的基础,但居民接受电子健康系统的意愿受感知有用性、易用性、信任和隐私担忧等因素影响。对于农村少数民族居民而言,这些因素可能因数字工具接触有限、服务接触不均以及对健康数据采集是否会带来反馈或实际益处的不确定性而更加复杂。

本研究旨在解决以下空白:一是描述云南省农村社区背景下少数民族居民的健康管理缺口和数字健康准备度;二是考察与电子健康档案意愿相关的因素,特别关注公共卫生服务接触、慢性病管理认知和社区数字健康暴露;三是通过居民访谈解释选定的定量发现,识别将数字健康监测整合到农村少数民族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中的实际障碍。本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3.8(全民健康覆盖)相关。

二、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研究采用解释性顺序混合方法设计,包括横断面定量调查和后续定性访谈。定量阶段采用基于社区的非概率抽样策略,结合现场便利招募和参与者转介(滚雪球抽样)。初始招募集中于云南省昆明、德宏州和红河州三个地区。经数据筛选后保留567份有效问卷。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分层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电子健康档案意愿的相关因素。分层模型按概念顺序纳入变量:模型1仅含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民族、教育水平、月收入);模型2加入健康管理变量(自评疾病状态、年度体检、过去一年免费体检、慢性病了解程度);模型3进一步加入数字健康暴露和认知变量(慢性病数字工具关注、慢性病管理感知重要性、社区互联网慢性病管理服务知晓度)。调整优势比(aOR)、95%置信区间和p值被报告。模型性能通过AIC、McFadden伪R2和ROC曲线下面积(AUC)比较。

定性阶段对21名居民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对象来自现场填答问卷并同意后续访谈的受访者。访谈围绕常规健康服务体验、免费体检及随访、智能手机或健康相关数字工具使用、慢性病管理理解以及对电子健康档案的期望或担忧展开。访谈资料采用主题分析法,由第一作者进行初始编码,通讯作者审核编码框架和主题定义,通过讨论达成一致。访谈样本包含11名男性和10名女性,年龄18至61岁,涵盖不同民族背景。部分年长参与者在双语助理协助下完成访谈。

三、研究结果

3.1 参与者特征

567份有效问卷中,男性占54.7%,平均年龄30.2岁。超过一半参与者年龄小于30岁,回族占最大比例(56.3%),其次是阿昌族(20.3%)和白族(9.3%)。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多数参与者报告大专或大学以上学历。月收入集中在低档和中档,40.7%月收入低于1000元,30.7%为1000–3000元。

3.2 健康管理缺口与数字健康准备度

描述性统计显示,健康管理缺口明显:51.0%报告偶尔或经常生病,60.3%报告未进行年度健康体检,72.3%报告过去一年未获得或不清楚是否获得免费健康体检,24.0%报告延迟就医直至症状严重。数字健康准备度方面,38.3%报告未主动关注慢性病相关网站、微信公众号或应用,56.8%报告社区互联网慢性病管理服务不存在或不清楚,45.7%不愿意建立电子健康档案。

3.3 电子健康档案意愿的相关因素

分层逻辑回归显示,模型3较模型1和模型2有更好的拟合度(AIC=666.7,McFadden伪R2=0.188,AUC=0.78)。在最终模型中,民族与电子健康档案意愿相关:与回族相比,阿昌族(aOR=3.85,95% CI:2.12–7.00)、白族(aOR=3.40,95% CI:1.54–7.51)和其他少数民族(aOR=2.09,95% CI:1.09–4.00)报告愿意建立电子健康档案的优势比更高。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和月收入在最终模型中无统计学显著性。健康管理变量中,过去一年接受过免费健康体检与更高电子健康档案意愿独立相关(aOR=2.14,95% CI:1.33–3.46)。年度体检、自评疾病状态和慢性病了解程度在调整后不显著。数字健康相关变量中,慢性病管理感知重要性(aOR=2.41,95% CI:1.64–3.54)和社区互联网慢性病管理服务知晓度(aOR=1.72,95% CI:1.16–2.55)与电子健康档案意愿显著相关。对慢性病相关网站、微信公众号或应用的主动关注在调整后不显著。

敏感性分析:将教育水平和月收入作为分类变量处理未显著改变主要关联;排除免费体检“不清楚”回答者后,关联仍显著(aOR=2.43,95% CI:1.43–4.12);排除社区服务“不清楚”回答者后,关联仍显著(aOR=1.98,95% CI:1.24–3.16)。所有方差膨胀因子介于1.03至1.63之间,提示无明显多重共线性。

3.4 定性解释

访谈识别出三个主题:

(1)免费健康体检与电子健康档案意愿的关联——线下服务连续性和可及性。居民将电子健康档案意愿与既往健康检查和当地服务接触联系起来。部分居民描述健康检查遥远、不规律或缺乏随访,既往数据采集无反馈的经历削弱了对新数字健康计划的信心。

(2)互联网服务知晓度与电子健康档案意愿——使用数字工具的实际障碍。居民并不必然拒绝数字健康服务,但许多人报告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难以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微信功能或在线平台。数字健康暴露依赖于指导和帮助,而非仅靠可及性。

(3)感知重要性与电子健康档案意愿——感知有用性和反馈期望。当居民认为电子档案有助于慢性病随访、检查结果获取、用药提醒或未来就医时,意愿更高。不情愿主要与数据用途不明确、反馈有限以及不确定实际益处有关。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核心发现有三点:第一,常规和预防性健康管理仍然不均衡,体现在年度体检有限、免费体检服务暴露低以及对社区数字健康服务认知不完整。第二,电子健康档案意愿为中等而非普遍,提示数字健康监测的可接受性不能因技术可得而假设。第三,电子健康档案意愿与既往免费体检经历、慢性病管理感知重要性和社区互联网慢性病管理服务知晓度相关。

研究认为,常规服务接触是数字健康准备的基础。免费体检经历可能使电子健康档案对居民而言更具体、更与服务相关。感知有用性并非单纯的技术判断,而是与居民是否期望电子档案提供检查结果、随访提醒、慢性病管理支持或简化未来就医密切相关。数字工具需要实际支持而非仅可用性。社区互联网慢性病管理服务与电子健康档案意愿相关,而个体主动关注慢性病数字工具不显著,提示服务型数字暴露可能比个体在线信息搜索更重要。

民族差异需谨慎解读。民族类别可能反映村庄位置、健康服务接触、沟通渠道、流动性、社区数字健康暴露和既往公共卫生项目参与差异,而非文化差异本身。公共卫生启示方面,社区工作者可协助居民注册电子健康档案并解释隐私保护,健康检查结果应以可理解格式返还并适当安排随访提醒,村诊所或社区服务点可作为数字健康支持枢纽。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不能推断因果、非概率抽样样本相对年轻且教育程度高、问卷为研究者开发且条目单独分析、合并“否”和“不清楚”可能掩盖差异、行为变量仅作描述性使用、定性访谈仅覆盖现场受访者、结局测量将感知有用性与行为意愿合并等。

结论:在云南省接受调查的农村少数民族居民中,健康管理需求与数字健康监测准备度不均衡并存。电子健康档案意愿与既往免费体检经历、慢性病管理感知重要性及社区互联网慢性病管理服务知晓度相关。居民访谈提示这些关联可能反映服务连续性、数字工具使用的实际支持以及健康信息采集后有形反馈的期望。研究支持评估将常规公共卫生服务、社区数字支持、隐私沟通和反馈机制整合的电子健康档案实施策略,而非依赖独立技术系统。该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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