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logical Economics》：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the conversion of economic and relational resources into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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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对收入和社会信任的回报因环境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环境压力适中的情况下，幸福感对物质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的回报最为显著。•在污染适中的情况下，社会信任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比收入更明显。•环境条件影响了物质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相对重要性的差异。•这些发现突显了能力方法中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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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对收入和社会信任的回报因环境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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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压力适中的情况下，幸福感对物质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的回报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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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污染适中的情况下，社会信任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比收入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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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影响了物质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相对重要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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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现突显了能力方法中的资源特定转换过程。
引言
幸福感越来越被认为是评估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的适当基准（Stiglitz等人，2009年）。除了物质产出之外，公共政策最终应以其提升人类幸福感的能力来衡量（Diener和Seligman，2004年）。由于幸福感本质上是多维度的（Ahonen等人，2025年；Diener，1984年），涵盖了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学者们对基于收入的指标作为全面衡量社会进步的手段提出了质疑。这一观点在生态经济学中得到了加强，最近的证据表明，一旦将环境退化纳入幸福感评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幸福感可能会逐渐出现分歧（Ji等人，2026年）。这种担忧反映在Easterlin悖论中，即尽管在某个时间点上收入和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但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够带来长期的幸福感提升（Easterlin，1974年，Easterlin，1995年，Easterlin，2003年；Easterlin和O'Connor，2020年）。这些发现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社会信任、社会凝聚力、环境质量和健康等非货币决定因素（Helliwell等人，2016年；Clark等人，2019年；Graham等人，2017年；Knight等人，2009年，Kumari等人，2021年）。
主观幸福感，特别是生活满意度，被广泛用于评估个人对生活质量的评价（Diener，1984年；Diener等人，2018年）。虽然这种方法捕捉了感知到的幸福感结果，但能力方法提供了一个互补的框架，以理解资源在何种条件下转化为幸福感。Sen（1980年，1999年）将幸福感概念化为个体实现有价值生活方式的真正自由，而不是将幸福感等同于资源拥有。因此，资源如收入，只是潜在的手段而非目的。它们对幸福感的贡献取决于它们转化为有价值结果的的社会和环境条件（Sen，1992年）。因此，相同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因个体面临的情境限制而产生不同的幸福感结果。
从这种角度来看，关键问题不是收入和社会信任是否对幸福感有影响，而是在何种环境条件下它们会产生幸福感回报。如果环境质量作为一个转换因素，那么收入、社会信任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应该会因环境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研究这些差异可以评估幸福感对资源的回报是否具有情境依赖性。
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环境，用于考察生态条件如何与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幸福感回报的差异相关联。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不平等加剧、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社会信任模式的演变以及严重的环境退化。2010年之后的时期尤为重要，因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人们对社会信任下降和严重的PM2.5污染问题越来越关注，尤其是在2013年全国性的雾霾事件之后。尽管中国政府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等倡议努力促进社会凝聚力（Gow，2017年；Callahan，2015年），但社会信任的担忧仍然加剧。调查显示，总体信任水平持续低迷，有时甚至恶化（Hu，2015年；Xin和Xin，2017年），而一些高调的事件引发了关于社会凝聚力的公众辩论（Tao等人，2014年；Dai和Elsner，2015年）。与此同时，严重的细颗粒物污染（PM2.5）成为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2015年中国因PM2.5导致的死亡人数占全球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Burnett等人，2018年）。2013年的全国性雾霾事件使数亿人暴露在有害的空气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3年），凸显了环境对日常生活的限制。
这些并发的发展表明，资源对幸福感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条件。收入是一种物质资源，而社会信任则是一种嵌入在社会资本中的关系资源（Helliwell等人，2016年）。环境质量，特别是空气污染，可能通过改变资源在不同情境下的相对有效性来影响这些资源对幸福感的回报，起到了情境转换因素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主观幸福感的另一个决定因素。
尽管有大量研究将收入、社会信任和环境质量与主观幸福感联系起来（Helliwell等人，2016年；Clark等人，2019年；Graham等人，2017年），但这些研究大多各自独立发展。大多数研究估计的是平均效应，隐含地假设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向幸福感的转换在各个情境中是结构稳定的。因此，很少有人关注生态条件如何重塑物质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在维持人类幸福感方面的有效性。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这一限制尤为重要，因为物质、社会和环境条件正在同时演变。
本研究通过检验收入和社会信任对幸福感的回报及其相对重要性是否因环境条件而异，来填补这一空白。基于能力方法的五波中国家庭调查数据（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结果表明，环境条件通过直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影响幸福感的作用较弱，而是通过影响收入和社会信任对幸福感的回报来发挥作用。尽管PM2.5与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平均水平关联，但在污染适中的情况下，收入和社会信任与幸福感的关联最为显著，其中社会信任的影响更为强烈。在高污染条件下，这两种关联都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些发现表明，在污染适中的情况下，收入和社会信任对幸福感的回报最为显著，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在高污染条件下它们的关联会比在低污染条件下更弱。
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对主观幸福感文献做出了贡献。理论上，它扩展了能力方法，提出环境条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物质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向主观幸福感的转换。通过这种方式，它区分了环境条件与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平均）关联以及它们作为情境转换因素在资源转换有效性中的作用。虽然能力方法承认环境条件是转换因素，但它较少关注环境条件是否以不同方式影响不同资源的转换。因此，这些发现指出了能力文献中较少关注的资源特定转换过程。实证上，研究表明，收入和社区社会信任对幸福感的回报因环境背景而异，它们对主观幸福感的相对重要性也因环境条件而异。
章节摘录
文献综述和假设
从能力方法的角度来看，幸福感不仅取决于个体拥有的资源，还取决于这些资源转化为有价值功能的有效性（Sen，1992年）。这些转换过程受到社会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收入被视作一种物质资源，社会信任被视作一种关系资源，空气污染则被视作可能影响资源转换的环境条件。
数据
本研究使用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ISSS）进行的中国家庭调查（CFPS）的数据。CFPS采用农村-城市综合多阶段概率比例抽样设计，收集了关于人口特征、收入、健康、社会信任和主观幸福感的详细信息（Xie和Hu，2014年）。2010年的基线调查覆盖了大约……
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分析中使用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受访者报告的平均生活满意得分为3.75（五分制）。社区社会信任的平均水平为0.56，人均家庭收入的平均对数为9.12，平均省级PM2.5浓度为45.88 μg/m3，表明经济、社会和环境条件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为研究环境条件如何影响幸福感提供了合适的基准。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在中国当前背景下，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对幸福感的回报及其相对重要性的变化。本研究不仅仅关注环境条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平均关联，而是将这些幸福感回报的差异解释为资源转换效率的差异。通过使用面板数据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社区社会……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Mengdie Ruan：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正式分析，概念化。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已知的可能会影响本文所述工作的竞争性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本研究使用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ISSS）进行的中国家庭调查（CFPS）的数据。CFPS由中国政府资助。作者衷心感谢数据提供者。本文中的解释和结论仅代表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数据提供者的观点。
Mengdie R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