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市场中电动重型卡车采用的企业层面信任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Business-Level Trust in Electric Heavy-Duty Truck Adoption in Early-Stage Markets

　　

摘要：本研究考察了在商业部署仍然有限的早期市场中，电动重型卡车（eHDT）采用的企业层面信任如何形成。研究借鉴技术接受模型（TAM），将信任概念化为采用前的评估条件。产品性能、总拥有成本、可及性与服务基础设施以及价值沟通被建模为差异化政策制度下感知有用性和态度的前因变量。研究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和多组分析，对来自泰国的442位商业决策者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四个因素均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和态度。态度对eHDT采用的信任具有最强的正向影响，而感知有用性对信任没有直接影响。监管保证政策增强了可及性与服务基础设施同感知有用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强调了信任作为资本密集型绿色技术转型中企业准备度的战略性赋能条件。

**早期市场中电动重型卡车采用的企业层面信任形成机制研究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交通运输与物流部门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约占全球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的四分之一。由于重型货运需要高能耗和持续运营，重型商用卡车已成为交通运输与物流部门碳减排的关键目标之一。在此背景下，电动重型卡车（eHDT）作为向低碳交通运输与物流产业转型的重要技术日益受到关注。然而，尽管许多国家积极推进电动汽车（EV）支持政策，eHDT的商业部署仍处于早期阶段，特别是在新兴市场中，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及相关生态系统仍不完善。泰国被认为是研究早期市场eHDT采用的合适情境——尽管政府持续推行电动汽车政策，但eHDT的商业采用相对于重型卡车总量仍然较低，2020至2024年间新登记电动卡车占比极小，反映出泰国eHDT市场明显处于发展初期。

eHDT的投资决策比一般技术采用决策更为复杂，涉及高资本投入、运营风险和对基础设施的长期依赖。因此，企业运营者不仅需要评估车辆性能，还需考虑充电基础设施可用性、售后服务可靠性、政府政策稳定性以及长期运营可行性。在市场仍处于早期阶段、实际使用经验有限的情况下，即使组织认识到技术益处，投资决策也往往无法直接推进到实际采用。在这种条件下，"信任"成为决定企业是否愿意依赖该技术的关键条件。

现有技术采用研究在解释采用前阶段的决策过程方面仍存在局限，特别是在需要高投资和广泛基础设施的技术情境中。多数研究聚焦于"行为意向"或"实际使用"结果，基于决策者拥有充分信息和清晰度来评估技术的假设。然而，这种假设可能不完全适用于早期市场——技术、基础设施和宏观政策方向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虽然技术接受模型（TAM）被广泛用于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态度解释技术采用，但该模型在解释采用前阶段商业情境中这些评估如何形成方面仍存在局限。

基于上述局限，可以识别出三个主要研究缺口：第一，以往研究很少将"结构化市场刺激"系统性地整合到TAM的评估机制中，以解释采用前阶段的感知形成过程；第二，对"企业层面信任形成"的理解仍然有限，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基础设施依赖型产业情境中；第三，"政府政策制度"在塑造信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仍不清晰，通常仅被视为采用的直接驱动因素。据此，本研究提出三个研究问题：可控市场因素如何影响企业对eHDT的评估？这些评估如何在采用前阶段发展为信任形成？政府政策制度如何塑造信任形成过程？

为解释这些机制，本研究提出一个过程导向框架：将4P营销因素（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概念化为影响企业运营者内部评估的"结构化决策刺激"，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态度发挥作用；信任被概念化为反映企业在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情况下对eHDT依赖意愿水平的"终端评估结果"；政府政策制度则被定位为影响市场信号如何被解释并发展为技术信任的"条件性环境"。

**二、研究方法**

研究以泰国为研究情境，目标人群为参与物流相关环境下车队投资、技术评估和运营评估的商业决策者，包括物流企业、车辆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等eHDT生态系统参与者。根据Yamane公式，基于总体规模4,671和5%的误差范围，最小所需样本量为368；考虑约20%的无响应率后，目标样本量增至442，最终获得442份有效问卷。问卷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测量各构念，并根据受访者主要政策接触类型将其分为财政激励政策（FIP）和监管保证政策（RAP）两组。研究经玛希隆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批准（批准号COE No. MU-CIRB 2024/166.1212）。数据采用SmartPLS 4.1.1.6进行结构方程建模（SEM）分析，包括测量模型评估（信度、收敛效度、区分效度）、结构模型评估（路径系数、决定系数R2、预测相关性Q2、模型拟合度SRMR），以及用于比较两组政策条件下结构关系差异的偏最小二乘多组分析（PLS-MGA）。研究还进行了测量不变性检验（MICOM）。

**三、研究结果**

**3.1 样本特征**

442份有效问卷中，FIP组265人，RAP组177人。两组受访者多为33-49岁的中年专业人士，普遍受过良好教育，大多拥有学士及以上学历，多数具有六年以上工作经验，大部分受访者所在企业同时运营柴油和电动车辆。

**3.2 测量模型评估**

所有构念的Cronbach's alpha和组合信度（CR）均超过0.70的推荐阈值，平均变异提取量（AVE）均高于0.50的最低标准，表明各构念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收敛效度。Fornell-Larcker准则和异质-单质比率（HTMT）结果均表明各构念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潜在构念在经验上是可区分的。

**3.3 结构模型评估**

**总体模型：** 11条假设路径中10条在统计上显著（p<0.05），1条不显著。所有四个营销组合因素均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和态度。感知有用性对态度有强正向影响（β=0.452），态度对eHDT采用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18），但感知有用性对信任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态度对信任的影响在三个模型中均为最强路径（FIP组β=0.525），而感知有用性对信任的直接路径在总体模型和FIP组中均不显著。

**财政激励政策（FIP）组：** 在FIP条件下，信任主要通过态度路径形成（β=0.525，p<0.001），而感知有用性对信任的直接路径不显著。可及性与服务基础设施对态度的影响也不显著。

**监管保证政策（RAP）组：** 在RAP条件下，模式发生逆转：信任主要通过感知有用性路径形成（β=0.249，p=0.037），而态度对信任的路径变为不显著（p=0.070）。可及性与服务基础设施对态度的影响仍不显著。

**3.4 跨组比较**

多组分析（MGA）显示，仅有一条结构路径在两组间存在统计上确认的差异：可及性与服务基础设施对感知有用性的关系（H3a）在RAP条件下显著强于FIP条件（差异=-0.163，双尾p=0.038）。态度对信任的路径（H6）显示方向性趋势与FIP下更强的影响一致（差异=0.294），达到单尾显著性水平（p=0.027）但略低于常规双尾阈值（p=0.054），应解释为边界性而非确认性差异。其余路径均未显示显著的组间差异。

**3.5 模型拟合评估**

总体模型、FIP和RAP模型的SRMR值分别为0.032、0.038和0.045，均低于0.08的推荐阈值，表明模型拟合良好。GoF值在0.611-0.630之间，表明整体模型拟合可接受。态度在所有三个模型中均显示较强的解释力（R2=0.698-0.732），感知有用性显示中等解释力（R2=0.529-0.543），而信任的解释力从弱（RAP，R2=0.208）到中等（FIP，R2=0.331）不等。PLS预测程序确认所有Q2predict值均大于零，态度显示最强的预测相关性，信任显示中等预测相关性。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 本研究的讨论部分围绕模型与已有研究的比较展开。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将营销组合因素（4P）系统性地整合到TAM框架中，并创新性地将信任而非行为意向作为主要结果变量，这更符合早期市场技术的特点——多数潜在用户缺乏直接经验，尚无法做出明确的采用决策。研究表明，总拥有成本（TCO）是感知有用性的最强驱动因素，超过了产品性能、基础设施和价值沟通的贡献，这一模式不同于消费者导向的电动汽车文献中产品性能或感知易用性通常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反映了企业投资决策以经济理性为核心的特征。在泰国eHDT市场仍处于商业发展早期、部署可见性有限、基础设施准备不足的条件下，感知有用性与信任之间的非显著关系表明，功能性有用性本身可能不足以产生对资本密集型新兴技术的企业层面信任。研究还发现，政策制度在塑造信任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条件性作用——监管保证政策通过传递长期系统稳定性的制度信号，增强了基础设施相关感知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而财政激励政策主要解决购买时的经济吸引力，不包含对支撑基础设施持久性的同等隐性保证。模型的解释力局限表明，企业层面信任的很大一部分方差由本框架之外的因素驱动，如同行企业的可观察采用行为、企业特定风险承受能力、组织先前的电动汽车技术经验或企业间的非正式信息交换等。

**结论部分翻译：** 本研究提出并实证检验了一个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TAM），该模型专门用于解释早期市场条件下作为企业层面准备度的eHDT采用信任。模型整合了结构化市场信号——产品性能、总拥有成本、可及性与服务基础设施以及价值沟通——作为感知有用性和态度的前因，进而塑造信任。独特之处在于，信任被概念化为主要结果变量而非行为意向，反映了新兴市场中大多数企业仍处于战略评估阶段而非立即采用点的现实。实证结果确认，结构化市场信号显著塑造企业评估，态度在信任形成中发挥关键整合机制作用。重要的是，感知有用性不直接产生信任，而是通过态度整合间接贡献。多组分析进一步表明，差异化的政策制度调节模型内结构关系的强度。监管保证政策放大了基础设施相关感知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强调了运营稳定性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塑造企业信心的作用。总体而言，这些发现通过将信任重新定义为战略性阈值条件而非下游态度预测因子，推进了对早期、资本密集型市场技术转型的理解。本研究贡献了一个基于过程的解释，说明结构化市场信号、战略评估机制和差异化政策环境如何相互作用，塑造新兴绿色技术中的企业层面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