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bitat International》：Spatial and social justice on and beyond the streets: reflections on Barcelona's mobility and housing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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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危机，许多城市正在试验新的城市模式，以减少汽车使用、促进更可持续的出行（sustainable mobility）并重新夺回公共空间和城市绿地。然而，尽管这些试验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它们也可能加剧所在地区的绅士化（gentrification），推高生活
面对全球危机，许多城市正在试验新的城市模式，以减少汽车使用、促进更可持续的出行（sustainable mobility）并重新夺回公共空间和城市绿地。然而，尽管这些试验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它们也可能加剧所在地区的绅士化（gentrification），推高生活成本和住房成本。本文以巴塞罗那为案例，分析了市政府在2015至2023年间如何寻求在众所周知的可持续交通政策（如超级街区（superblock）试验）与旨在缓解这些风险并扩大公共住房供应的住房政策之间取得平衡。
**论文解读：巴塞罗那街道内外的空间与社会正义——交通与住房政策的整合视角**
在全球多重危机（生态、气候、社会经济、疫情、战争）背景下，城市成为试验替代性生活方式和出行模式的场所。巴塞罗那以超级街区（superblock）和绿色轴线（green axes）闻名，但新兴文献指出，这类街道改造可能诱发绅士化和住房成本上升。既有研究多将交通与住房政策分开讨论，缺乏对两者关联的审视。研究人员基于空间正义（spatial justice）和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理论框架，以2015至2023年间的巴塞罗那为案例，分析同一届市政政府如何协调可持续交通政策与住房政策，以在街道内外同时促进城市权利（right to the city）。研究发表于《Habitat International》。
**方法概述**
研究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分析了学术文献、制度文件、报告和新闻，并整合了巴塞罗那市政厅（Ajuntament de Barcelona）、西班牙司法总委员会（Consejo General del Poder Judicial）和巴塞罗那大都会住房观察站（Observatori metropolità de l’Habitatge）的官方数据。第二阶段开展了15次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学者、担任过技术和政治职务的人员、基层社区组织和社会运动成员（如PAH、SLL、ABTD等），访谈于2024年4月至2025年11月在巴塞罗那以西班牙语进行。研究人员通过迭代式文本分析提取主题。
**4. 超级街区模型与街道正义**
超级街区自2016年起先后在Poblenou、Sant Antoni和Horta实施，通过限制车流、重新分配路面空间，提升行人和自行车优先权。巴塞罗那公共卫生局（ASPB）的研究显示，Sant Antoni超级街区改善了安全性、降低了噪音污染，并有利于居民心理健康。在Eixample区开展的代表性调查中，66%的居民支持步行化措施，且支持率不因街道类型而异。但Poblenou初期因居民参与不足而引发强烈争议，后续虽优化了参与流程，仍出现交通外溢、执法不力等问题。干预区域集中于中心街区，忽视了同样需要的边缘区域，产生了“赢家与输家”的空间不均衡效应。
**4.1 绿色轴线**
2020至2023年间，模型演变为绿色轴线，将超级街区概念扩展至Eixample区，规划21条绿色动脉、33公里步行街和21个广场，但实际仅实施于Consell de Cent及部分侧街。绿色轴线提供了居民此前缺失的广场和社会交往空间，获得积极评价，但也暴露出城市物流和限速执行问题，例如部分街道成为装卸货集中区域，车辆超速行驶并损坏街道设施。
**4.2 十年实验**
超级街区有效减少了机动交通和限速，提升了安全性和公共空间质量。但研究指出，这些改善集中在被改造的街道，周边地区效果较弱。模型缺乏扩展性，初始计划从503个超级街区缩减为21个绿色轴线，实际实施范围远小于规划。选点偏好中心区域，错失了在更边缘地区应用修复性正义的机会。此外，街道改造可能促进商业绅士化，使传统商铺被旅游导向业态替代，推高房地产价值和逐利行为。
**5. 住房政策与街道之外的正义**
巴塞罗那长期面临住房危机，2013至2024年间发生26247起驱逐，82.7%与租金相关。市政政府通过《住房计划（2016-2025）》、设立巴塞罗那市政住房与翻新研究所（IMHAB）等措施扩大公共住房，至2023年底管理11922套住房，保障约29000人。但“30%措施”（要求新开发或改造项目须包含30%公共住房）仅建成144套，远低于预期，凸显政策执行的结构性限制。
**5.1 购买建筑增加公共住房**
市政政府利用优先购买权（tanteig i retracte）购买整栋建筑和公寓，2016至2023年间共购得1613套住房，总花费1.1亿欧元，其中87.8%通过该机制完成。Casa Orsola案例表明，购买行为虽避免了驱逐并转为社会住房，但最终以920万欧元高价购入，且未与租户和工会协商，引发程序正义和配置效率方面的质疑。该机制在扩大公共住房的同时，也允许投资资本获得资本收益，且因缺乏系统性战略可能再生产空间不平等。
**5.2 特别旅游住宿计划（PEUAT）**
PEUAT将城市分为四个区域，限制旅游住宿的新增供给。政策实施后，旅游住宿总量净增1460套，但最受影响的中心区域（1区）减少了940套。社会运动组织（如ABTD）认为该计划部分有效，但缺乏全市整体视角，可能将旅游压力分散至未受保护区域。酒店业和业主组织则提出法律上诉，显示政策面临多方利益冲突。
**6. 讨论**
超级街区改善了特定街道的流动性正义（mobility justice）和宜居性，但程序正义、扩展性和选点公平存在明显局限。住房危机根源涉及全球资本金融化和投机行为，超级街区可能仅起部分作用，两者间的因果联系需谨慎对待。交通与住房政策在市政议程中并行推进，但缺乏明确的整合战略。市政机构在租金管制等关键领域权限有限，且政策易受政治更替影响。研究人员强调，若缺乏保护租户权利、限制资本投机的综合法律框架，步行化改造可能加剧既有的绅士化进程。
**7. 结论**
研究认为，交通权和住房权是城市权利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必须在政策分析中联合考虑。巴塞罗那案例揭示了政治机会、管辖权限制和治理协调不足等共同挑战。超级街区与住房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简单直接，但两者的关联仍要求政策制定者采取整体性方法，避免步行化成为驱逐居民的助推器。本研究的贡献在于跨越交通与住房研究的学科界限，为城市在推进可持续交通的同时同步应对住房正义提供了实证参考。后续研究应关注行动者网络、房地产利益在街道改造中的作用，以及多层级治理的可能性。
